2005年4月2日,抗战时期威震青龙山区的传奇英雄??“双枪将”张佰策在唐山子女家中悄然离世。他的故去,不仅使热爱他的众多青龙人民倍感哀伤,也使熟悉他事迹的人们感到惆怅。

  一代英雄在寂寞中离去,在弥留的状态中,他的灵魂又重回青龙第二故乡了吗?一代英雄在默默中离世,在恍惚的状态下,他又激动地忆起了恩深似海的青龙人民了吗?
  
一、 任务

  张佰策,原名张强,曾用名国强。1921年出生于河北滦西县(今滦县)农村。青年时期的张佰策深受中共地下党人影响,积极追求进步,曾先后担任过村减租减息委员会主任、村报国队长、四总区交通员等职。1940年2月,19岁的张佰策经丰滦迁县委组织部长石唐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因为飞毛腿般为八路军冀东十二团传递情报,使一百多名日伪军被歼灭,身份暴露,不得不在组织安排下,告别家乡,奔赴滦东地区。

  当时,正值日军在冀东地区进行大扫荡,疯狂实施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时期,根据地建设遭到很大破坏。为保存革命实力并打通去东北的通道,中共冀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特别选派一批强有力的干部,组建成武装突击队,到长城外隶属伪“满洲国”的青龙山区开展抗日斗争。滦东工作团办事处主任高敬之在看过丰滦迁县委组织部长石唐的介绍信,深入了解了张佰策的情况后,决定将张佰策和他带去的四名青年报国队员(均为共产党员)改为突击小组,由张佰策任组长兼党小组组长。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冷口外青龙山区,与先期到达那里的知识分子信修汇合,团结一切可团结的抗日力量,迅速开辟敌占区,为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日后八路军反攻东北做准备。

  张佰策带突击小组赶往青龙山区。临行前,他向高敬之报告,将名字改为张佰策(以前一直用张强、国强名字),从此人们不再知道 “张强”、“国强”这么一个人,而“张佰策”之名则在塞外青龙的苍莽山水间响彻6年之久,余音至今不绝。
  
二、 枪

  青龙位于长城冷口、桃林口、界岭口、义院口以北,群山起伏、河流交错,是“大满洲帝国西南国境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口里,挺进东北的前哨根据地,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正因为此,青龙地区的斗争非常残酷:中国共产党希望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进军东北的基地,日伪也想利用这个地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地方干部向东北挺进。为此日伪不仅在那里增设了很多行政机构,将“满洲国”百分之七十的兵力都部署在包括青龙在内的西南国境地区,而且为隔绝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后还实行了世界上最为骇人听闻、最为惨无人道的残酷统治政策??集家并村,修“人圈”,制造“千里无人区”。中国共产党人和青龙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张佰策带领五人突击小组经冷口进入青龙山区,在磨盘山找到了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抗日宣传工作的信修。在熟悉了当地情况后,张佰策按高敬之指示,率突击小组迅速开始了朝青龙县纵深方向开辟地区的工作。

  最初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冷口区的甲长、牌长、人民群众都不愿意做亡国奴,都赞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关系人发展很快,情报网建立的也很快。尽管如此,张佰策还是深深感到了武器的重要性。没有武器便没有对敌斗争的资本,特别是在青龙这个对共产党、八路军防范极其严密的不仅有数量众多的日军、伪“满洲国”国兵,还有特务队、讨伐大队、骑兵大队、棒子队,数不清的汉奸、满奸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地区。在开辟地区的同时,千方百计取得武器,壮大共产党人的实力,是张佰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时张佰策已开辟到了肖营子一带。肖营子伪警察分驻所有警察十多名,长短枪十余支,是开辟冷口地区最后一个障碍,同时也是获取武器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肖营子伪警察分驻所的所长叫宋国江,他对抗日的态度如何,能否说服他加入抗日统一战线阵营,能否通过他搞到急需的武器,是争取他还是铲除他,张佰策必须做出判断。经调查:宋国江,青龙县城东部岳丈子人,虽担任伪职,但为人正直,不做坏事,尚有民族气节。张佰策决定孤身一人夜会宋国江,说服他抗日。1941年冬的一个夜晚,张佰策向关系人老宋大爷借了毡帽、皮袄、粪筐和粪杈,以告状之名混过站岗的伪警察之眼,进入警察分驻所院内宋国江办公室。宋国江骤见外地口音的陌生人来访,开始有些慌乱,但在听了张佰策讲述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及希望与他联合抗日,共同为将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做出贡献的意见后,略为思索便同意了。八天后,宋国江将一把德制二号“枪牌”橹子、30发子弹交给张佰策,张佰策有了第一支真正的枪!

  有了枪的张佰策,做起开辟地区工作更加胆气十足。他不仅迅速向北完成了冷口至青龙县城公路两侧地区的开辟工作,而且向东开辟了县城至青龙河之间的地区,成功地在苇子沟与自义院口出关开辟地区的海瑞祥、杨文楼汇合。张佰策的工作成绩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肯定,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四总区分区长。这时,他获得了第二支枪的线索。县东第一大财主、爱国人士于廷弼(大于杖子甲甲长、张佰策关系人)告知张佰策:每年3月28日,伪协和会行动队队长袁天印都要到大于杖子给他姑夫于老三过生日,是个下枪的好机会,但袁天印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不知张佰策敢不敢夺枪?张佰策回答:只要我想干的事,什么都不怕。日本鬼子这个老虎都不怕,还怕袁天印这只小狗?3月28日夜,张佰策带助手苏德彬从厢房潜入于老三家,分别用枪逼住袁天印和卫兵,卫兵吓瘫,袁天印吓懵。因袁天印怕带枪出事,当日将枪放在红石砬,张佰策喝令他次日将枪带来。3月29日,考虑到袁天印心毒手黑,可能会借交枪之机杀人,张佰策、苏德彬提前埋伏于袁天印送枪必经的青龙桥下。当袁天印骑毛驴刚走过桥头,张、苏二人猛然跃出,用枪从后面指住他的头。袁天印急忙摸枪,被张佰策眼明手快,抢先将枪搜出。一看,袁天印的手枪已大张机头,弹匣里面,压九顶一。张佰策愤怒之下,照袁天印耳边将十发子弹一气打出,袁天印当时吓得从驴背滚到地上。按袁天印平日为非作歹恶行,理应处决,但为保护大于杖子人民生命安全及抗日工作顺利进行起见,张佰策当时放过了袁天印,经于老三、于廷弼做保,将其释放。至于他被放走后,马上跑到县警察署,状告于廷弼秘密帮助张佰策,致使于廷弼被扣押,暂且不表。

  袁天印的这支枪与宋国江送给张佰策做抗日见面礼的那支枪相同,都是德制二号枪牌橹子。张佰策十分喜爱这两支枪,用他自己的话说,怎么打都打不坏。有两支好枪,再加上神枪手张秀峰向其倾心传授枪法,张佰策如同猛虎插上了双翅。依靠这两把枪,张佰策不仅带领武装突击组和活动地域的青龙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反集家并村、除奸、开辟口外绥中地区、接受双山子伪警察署的斗争,而且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冀东军区十二分区打东北的战斗及青龙县境的剿匪活动。其中以1943年4月单人独打张问愚380人讨伐大队、1945年8月接收双山子伪警察署、1947年6月率青龙民兵担架团俘虏国民党74师200多人最为广大人民传颂。

  1943年4月7日,张佰策带通信员王守成、助理员付文祥为给八路军筹措粮款鞋袜事去找黄土坡甲甲长李长春,谁知李长春早已投靠日伪,提前一天将张佰策会来找他的消息报告给了土门子讨伐大队长张问愚。张问愚正因屡抓张佰策不获,不断受到日本人训斥,心情烦闷,听了李长春的报告后,欣喜若狂。当天夜里,张问愚将讨伐大队三个连380多名队员全数带出,从北、西、南三面埋伏于李长春家所在村庄周围山岗上,仅留东面未置兵力。因东面是波涛翻滚的青龙河,河对岸又是两丈多高直立的峭壁,料想张佰策无法从此处突围出去。张问愚此次誓要将张佰策抓住或击毙。却说张佰策发现陷入李长春、张问愚精心设计的圈套后,先是冷静地安排了通信员、助理员混入干农活的村民中撤退,继而拔出双枪,边朝敌人机枪开火,边朝敌人防守薄弱的南面山岗跑去。奔跑途中,张佰策左腿中弹,弹仓子弹用完。他冲入一个人家已迁走的小院,躲在矮墙后将子弹压满,看着敌人冲过来,随手几枪将前面的敌人打倒,趁后面的敌人趴下之机,跃过院墙,边还击边朝东面小山岗跑去。跑到山上,发现小坡后藏着敌人一挺机枪,几名讨伐队员守着它,企图封锁山口。张佰策趁敌不注意,绕到后面,砰砰两枪将两名讨伐队员打死,见大量敌人冲过来,张佰策飞速跑下小山岗,游过青龙河,徒手爬上两丈多高悬崖,高声羞辱敌人几句而去。此战,张问愚以380名讨伐队员围捕张佰策一人,不但自己死伤多人,还最终让张佰策走脱,面对滚滚的青龙河水,讨伐队员无不慨叹:张佰策真奇人也!草上飞、神枪手、英雄也!我们好几百人都没办法抓住他,反被他打了我们!连张问愚也不禁感叹:张佰策真神人也!

  类似黄土坡战斗这样的以一人打退多人的事情,在张佰策的战斗生涯中,还发生过多次。如1943年秋,关系人周瑞叛变,与张佰策的死敌、伪青龙县特务大队大队长高占海带领180多名特务、三挺机枪追杀张佰策。张佰策边打边撤,一人打死特务十余名,气得高占海大骂特务们:全是废物!180多人被一个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回县怎么见人呢?还是1943年秋,张佰策在牛车沟召开全区会议。会议开完,刚吃过饭,200多名伪国兵和伪警察就来进攻。张佰策率区小队还击。由于子弹少,张佰策命令区小队节省子弹,准备好手榴弹,自己提起双枪,单枪射击,将敌人火力压制住,连发三梭子弹,打的敌人倒下数名,敌人大喊:机枪来了,快跑!三路敌人抬起死伤者就向山沟外跑,张佰策要区小队队员乘机将手榴弹抛出,敌人跑得更快了,边跑边说:张佰策有机枪了,更不好抓了。

  关于张佰策接收双山子伪警察署一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已任抚青县武装部长的张佰策和县长张仲三遵照十六地委的指示,从葫芦套抗日根据地回青龙接收日伪据点。当接收到双山子伪警察署时,遇到了障碍:署长张祥久一不打、二不交,要等伪青龙县讨伐大队长张金祥的命令,才决定是降国民党还是降共产党。双山子位于青龙全境中心,是青龙有名的物资集散重镇。也正因为此,日伪才将伪青龙县警察署安置在双山子镇,共有伪警察200多名。能否顺利接收双山子伪警察署成为接收伪青龙县政权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经与县长张仲三商量,张佰策决定拿下双山子伪警察署,为接收青龙县伪政权打通道路。张佰策与张祥久派出的代表曹玉峰(原关系人)进行了面谈。为避免伤亡,张佰策提出与张祥久直接谈判。曹玉峰答复:谈判可以,但八路军方面不能超过10人,且谈判地点定在警察署。张佰策当时回答可以,但也有两个附加条件:一、不能限制做接收伪警察的工作;二、张祥久必须亲自接到起河(流经双山子镇的一条河流)北桥头。曹玉峰同意。第二天一早,张佰策将县支队三个连部署在起河北岸,机枪和迫击炮全部架起,约定一旦发生冲突,里面枪一响,外面就往里冲。一切安排妥当,张佰策将子弹压满,腰插双枪,精神抖擞、意志昂扬地朝起河桥走去,张仲三、警卫班紧跟在后面。他们与等候在桥头的张祥久一起走入警察署。张佰策要求先与伪警察见面。张祥久命人搬来三张桌子、三把椅子。张佰策向他们宣讲了当前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日本鬼子投降了,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路远没路费的可以发给路费。不愿回家的,愿参加八路军,我们欢迎。当即有100多名伪警察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回家,张佰策放他们离去。张祥久看在眼里,但无计可施。张佰策与张祥久的谈判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张祥久自始至终坚持:一不走,二不交,要听张金祥的命令。愤怒的张佰策与张仲三交换意见,觉得不能让张祥久任意拖延下去。第二天谈判一开始,张佰策就直逼张祥久:要么走,要么交,反正占着双山子不行!张祥久无奈,只得答应让出双山子,最后只带亲信和路特别远的伪警察共计18人离去。其余伪警察或回家,或参加了县支队。

  张佰策带青龙民兵抓获74师俘虏之事:1948年8月,张佰策奉上级命令,组织民兵担架团,配合八路军九纵队,参加辽深战役。战斗异常激烈:八纵队在杨杖子先将敌人包围,74师随后包围了八纵队,九纵队又包围了74师。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机枪大炮齐鸣。两军惨烈拼杀的结果,74师溃散。张佰策带青龙民兵担架团行进到一个叫水口子的小村,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民兵报告:发现敌74师一个连在大庙前集结。当时是夜间,张佰策观察后决定趁夜色吃掉敌人这个连。他让民兵分散隐蔽好,敌人发现情况不对,机枪立刻吼叫起来。张佰策机智绕到敌机枪射手身后,双枪同时射击,将射手打倒,同时高喊:一连、二连、三连、四连,冲啊!埋伏的民兵也一齐高喊:交枪不杀!敌人不明就里,以为遇到主力部队,一连人全部投降。时间不大,另一连敌人溃退而来,张佰策命令民兵长短枪齐射,当场将其女连长打死,其余全部投降。水口子一夜这两次战斗,青龙民兵共俘敌74师200多人,缴获机枪三挺、长短枪200多支、野炮一门。天亮后,当被俘敌74师官兵发现俘虏他们的竟是民兵时,无不唉声叹气、追悔莫及。八路军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因青龙民兵创造了民兵俘敌的空前战绩,亲写“英勇善战、缴获惊人”八个大字,发到全军和各民兵团,通令嘉奖青龙民兵。事后,詹司令员两次希望调张佰策到其部队任团长,张佰策以黄土坡之战左腿负伤后,走路多了吃力,不适合率野战部队冲锋为由,谢绝了詹司令员的第一次邀请。1948年12月,詹司令员第二次提请张佰策考虑担任团长之事,张佰策却因受极左运动迫害,中途返回青龙,不久,激愤之下,解甲归田。
  
三、 恩人

  张佰策毕生难忘积极帮助过他和共产党、八路军的青龙人民,特别是宋国江、于廷弼、齐永广、陈万棠夫妇、宋大伯、武大宽等人。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和青龙其它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张佰策不可能迅速地在青龙这个伪“满洲国”西南国境地区打开抗日局面,也不可能在敌人反复围剿、讨伐之下还能安全地生存下来。

  宋国江的情况前面已简单介绍,他不仅使张佰策有了第一把枪,而且后来还将日伪在青龙县城的城防设施、兵力部署及特务调动情况不断提供给了张佰策,成为抗日阵营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当张佰策完成冷口区的开辟任务,准备前往县城东部开辟地区时,宋国江主动写了一封信,给他在县东老家曾做过教员的父亲,希望父亲积极协助张佰策和抗日人员开展工作,两个人在肖营子集市上感伤地分别,此后再未见过面。宋国江以后又为接替张佰策的信修做了很多工作,不幸的是,1944年,在已经能够依稀看到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宋国江被人告密,抓到县城残酷折磨。虽经他父亲宋朋全力营救,花钱赎出,回到家还是死去。张佰策当时正在开辟绥中地区,等他完成任务回到青龙,听到消息后,跑到宋国江坟前,难以抑制地大哭了一场。宋国江于1987年被定为革命烈士。

  于廷弼:家境富裕,被称为“县东第一家”。曾任伪青龙县骑兵大队长。因不忍目睹日寇残酷对待中国人民的行为,主动辞去大队长职务,回到大于杖子家里。平日对待乡人极其友善,每天都提供一头骡子给村民无偿使用,在村民中威望极高,被公推为大于杖子甲长。张佰策到县城东部开辟地区,初次与于廷弼见面,于廷弼即表示对抗日问题早有考虑,愿投身抗日阵营,并在随后召开的全甲排长会议上,首先立场坚定地公开表态支持抗日,自己断绝了后路。此后,于廷弼利用甲长的公开身份和本人威望,积极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鞋袜,搜集情报,保护张佰策和抗日人员,他家实际上成了抗日人员的后勤部和保护所,为抗日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以1942年秋天一次事件为例。这天,张佰策和小组人员正在于廷弼家研究工作,突然特务队长高占海带领一群特务来到于家,说张佰策常来于廷弼家,到这里是来抓他。于廷弼将张佰策等几人安排到后院母亲房里,将特务队安排在前排房大厅,派人分别招待。特务在于廷弼家呆了半天,竟不知他们所要抓的人就近在咫尺。于廷弼也曾因支持抗日工作遭到过日伪的抓捕。如1943年春,当于廷弼了解到抗日人员急需武器弹药时,主动将袁天印有枪的线索提供给了张佰策。袁天印枪被夺后,向伪青龙县警察署告发了于廷弼,于廷弼被抓走扣押到警察署,花了二两黄金才赎出。当张佰策对他说等抗战胜利后,一定会还他二两金子时,于廷弼只微微笑了笑:二两金子算什么,一斤我也有。

  齐永广:青龙县水泉沟农民,曾任牌长,对抗日工作特别积极。1943年4月,张佰策在黄土坡战斗中左腿负伤,辗转来到齐永广家所在水泉沟,隐蔽在他家薯洞里。高占海率100多名特务追捕张佰策,到沟外探听消息的齐永广被抓住。特务严刑拷打齐永广,逼他说出张佰策下落,齐永广宁死不说。特务后来使用辣椒面拌煤油灌齐永广,齐永广险些丧命。后经张佰策派人出沟找来三、四名大夫,不计一切代价紧急打针抢救,才得以从鬼门关上返转。

  陈万棠夫妇:张佰策左腿负伤的时间正是日伪大搞集家并村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被集中到部落里去居住,山沟里只剩下极少数未被日伪发现的人家,吃住困难,营养问题解决不了。张佰策被秘密转移到牛车沟陈万棠家后,陈万棠将他隐藏在山洞里。白天,陈万棠妻子装作找野菜的样子给张佰策送去饭菜,晚上,陈万棠背着张佰策从一个山洞转移到另外一个山洞,以防特务搜索到。因营养不良,张佰策生了病,他不得已给蛤子河甲长写了一封信,请求解决些肉食补养身体。陈万棠带着张佰策的信当时就出山,冒着被抓住的危险,找到蛤子河甲长。甲长杀了一口猪,让陈万棠给张佰策带回来十余斤肉。张佰策吃了后病迅速就好了,身体也健壮了。张佰策这次伤病能够痊愈,陈万棠夫妇功不可没。

  宋大伯:楸树沟农民。1943年秋,张佰策与高占海180人特务队之战中,张佰策住在宋长荣大伯家。若不是宋大伯早起上山干活,提前发现特务,并高喊着通知张佰策等三人,张佰策能否奇迹般地逃脱,还是个未知数。高占海未能抓住张佰策,反倒被他打死十余名特务后,气急败坏,迁怒于宋长荣,将他家房屋烧毁,逼他进人圈,企图隔断张佰策与老百姓的联系。张佰策打完仗来看宋长荣,看到被烧成一片的废墟,心理难过,感觉对不起老宋大伯,未想到老宋大伯反倒安慰他:不怕,没什么!你过两天再来,搭个马架子,还有你吃,还有你住的。反正我是坚决不进人圈!

  武大宽:盘山南岭一带农民。还是上面张佰策与高占海特务队那场战斗,仗打完了,张佰策也觉得饿了,便和组员刘永刚一起准备下山找饭充饥。二人走到关系人武大宽家对面山岗上,刚发出暗号,请他做饭,武大宽便提着装饭的篮子走上山来。张佰策惊讶地说:大宽哥做饭真快!武大宽说:枪一响,就做饭,这不是你跟哥说过的吗?原来武大宽在自家院子里见到张佰策与高占海特务队战斗,知道张佰策有打完仗就要吃饭的习惯,并且坚信张佰策会胜利,所以早早地就把饭准备好了。

  以上是积极支持和救助张佰策的青龙人民的情况,他把这些人民的形象牢牢地铭记在心里,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毕生难以忘怀。

  在八路军方面令张佰策终生难忘的人物的人物是杨文楼。

  杨文楼,1920年生于河北丰润县前贾庄一户农民家庭,1940年参加抗日报国队,1941年与海瑞祥一起经义院口出关进青龙开辟地区,任凌青绥联合县四总区八分区长。杨文楼初任分区长时只有22岁,他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关系可谓情同手足、亲如鱼水,并且工作讲求效率,有一种穷追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1943年4月,张佰策在黄土坡之战中负伤后,来到五道河地区。由于过青龙河时,伤口进水发炎,急需找个安全的地方疗伤修养。正在五道河南沟工作的八分区长杨文楼了解了张佰策的情况后,决定把他安排到青龙、建昌两县交界处一户隐蔽的人家修养。到那里去,需要过一道海拔较高的岭。张佰策骑的毛驴上不去,从山沟绕过去又太远,是杨文楼亲自躬下身,将张佰策背在身上,由助理付文祥抬着脚,一背一抬,走了三里路,将张佰策送过岭。张佰策住到修养的人家后,发现那家大嫂对他照顾得特别好:水总喝开的,饭菜总吃好的。张佰策认定必有缘故。经向大嫂询问,才知是杨文楼走时特别关照的:一定要特别照顾好张区长,伤好后,一切开支由我(杨文楼)负责。张佰策对杨文楼深厚的战友之情永难忘记。遗憾的是,1944年春,为争取将东洼子“人圈”里发给自卫团的二十支长枪转移到人民手中,杨文楼不幸中弹被捕,同年8月,在双山子镇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四岁。杨文楼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他牺牲后,他生活、战斗的八分区人民曾有“老海(海瑞祥)牺牲,我们心里象塌了半边天;文楼牺牲,我们的心里如同倒了一座山!”的说法,其时何止八分区人民这样想呢?在张佰策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四、奸细与叛徒

  奸细与叛徒是抗战十四年中困扰所有抗日人员(不论是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的问题,正象有作者在谈及左权将军之死时所说:“左权将军之死,血的教训令人刻骨铭心。按理八路军倚仗民族正气、人民支持,占天时、地利、人和,与强敌周旋,完全可建奇功,但为什么遭此挫折、遭此损失?这就是汉奸的危害!有多少人公开宣称,日寇不足惧,那遍布在各地的汉奸才是致癌的毒瘤。当外敌和内患结合到了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危害力量。”张佰策在开辟青龙地区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奸细与叛徒的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说,打来打去,他发现,抗日时期他真正的劲敌不是日本人,而是甘心附敌、为虎作伥的一些中国人,如伪青龙县特务大队长高占海、伪青龙县讨伐大队长张金祥和为数不少的奸细、叛徒等。如果说高占海、张金祥等在明处还易防范的话,那么奸细、叛徒躲在暗处,不易发现,却又如苍蝇般死缠着张佰策和八路军抗日人员、爱国群众,对抗战危害极大,以至有一段时间内,张佰策和青龙的八路军、抗日人员不得不集中力量开展除奸斗争。姜来福、李福、杨文林父女、邵老占父子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刺探八路军工作人员情报,迫害群众,屡教不改,民愤极大,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震慑敌人,经张佰策召开区委会讨论决定,不得不对以上几人实施处决。无法了解张佰策当时的心里状况,但通过介绍处决叛徒周瑞的情况也许有助于理解张佰策的既愤怒又痛苦的心情。

  周瑞,伪甲长,张佰策初到县城东部开辟地区时,他曾非常积极地帮助开展过建立关系人和情报网的工作。周瑞后被特务收买,不仅疯狂地带领特务队追捕包括张佰策在内的抗日工作人员,而且将他所知道的各村抗日组织的情况报告给敌人,又带特务搜捕八路军马骥部队伤员(幸提前转移),枪杀群众,和高占海带180名特务抓张佰策失败后火烧老宋大伯房子。张佰策经考虑,认为必须处决周瑞,以免给抗日工作者和青龙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张佰策乔装成吸大烟的人,在离敌人炮楼只二、三百米远的大烟馆中将周瑞生擒,将周瑞带到于廷弼家。周瑞对罪行全部承认,但希望看在过去帮助过抗日人员份上,饶他不死。张佰策答:你过去抗日,我们欢迎。可你现在背叛革命,出卖抗日人员,带特务队到根据地烧杀抢掠,当铁杆汉奸,罪该万死!尽管如此,吃饭时,张佰策还是将第一盅酒端给了周瑞,还他曾在周瑞家喝过的酒,周瑞不想喝,张佰策也就不再劝。饭后,张佰策将周瑞带到山上一处废矿井旁,周瑞自知已难逃死亡的命运,恳求张佰策在他死后,将他死亡的处所告知家人,将他尸身抬回去埋了,张佰策回答:一定照办,决不食言!随后将周瑞蹬入满是污水的废矿井中,并按照承诺在第二日通知了他家死亡地点。

  张佰策晚年在总结一生的时候,常慨叹的一句话是:“最好的是人心,最坏的是人心。”这句话除了包含着对抗战年代积极支持帮助他、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民的无限缅怀之情外,是否也包含着他对民族劣根性的认识与反省呢?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罪恶的同时,深入地反思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不是需要全国人民努力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呢?

  顺带补充一下:周瑞的尸体,当时并未打捞到。1978年,在阔别三十年后,张佰策重返青龙,看望那里的人民,有周瑞家族的人询问张佰策:周瑞是否真的死在他说的那座矿井里?张佰策回答他不说假话。正好当地要重开金矿,抽水机将废矿井中污水抽干后,露出一具骸骨,当地百姓看了说:这不是抗日时期被张佰策区长处决的汉奸周瑞的骨头吗?矿方一听此事,连忙说:这矿井不要了。

  五、爱情与英雄最后的结局

  张佰策与富家少女于桂兰的爱情故事曾被青龙人民广为传颂。最具演绎性的一个版本是:张佰策为躲避高占海特务队的追捕来到于桂兰家,在特务已闯入于家大门的危急时刻,于桂兰果断地将张佰策藏到了自己的被子中,假装生病,骗过了高占海。对此说法,不论张佰策还是于桂兰都给予了坚决地否认。特别是张佰策曾言词激烈地说: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八路军干部,钻到她十几岁小姑娘的被子里去,我能做出那么不道德的事情来吗?事实上,张佰策、于桂兰是经张佰策的老战友苗歧林介绍才相识、相爱的,但因为在残酷的抗战年代里,青龙曾发生过多次农村大嫂为掩护八路军战士和抗日人员,而将他们藏在自己房间和自己被子里的事件,青龙人民也把这一故事附会到他们爱戴的张佰策身上,张佰策和于桂兰内心里也是理解的。

  于桂兰,1925年出生于青龙县马圈子。由于家境富裕,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日军进入中国后,目睹日军的暴行,对日本人十分痛恨。她十分佩服张佰策勇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张佰策对她的知书达理、爱国精神也非常赞赏。于桂兰后来曾担任四区妇联主任,由于工作积极、细心,深受当地妇女和上级组织好评。张佰策、于桂兰于1948年在青龙结婚。

  1948年12月,张佰策在极少数人掀起的极左运动中受到迫害,愤怒之下,做出了“既不投敌,也不叛变,回家不干了”的决定。离别青龙的情景至今令人十分感动:张佰策与老战友把酒话别,老战友喝不下,哭泣着离开。张佰策去马圈子把情况告知岳母、于桂兰,感谢她们几年来对他家和他自己的照顾之恩。于桂兰最初以为张佰策是在说气话,在知道张佰策是真的不干了的情况后,选择了毅然辞去四区妇联主任职务,与他一同回家的道路。夫妻二人一马一驴,沿途一一看望了抗战时期对张佰策有如山恩情的老关系人,走了两天多的路,出长城,回到张佰策在滦西县的故乡。

  青龙当年极左运动中,受张佰策牵连的干部共有108名之多,他们全部是张佰策发展的党员,全部被派到十二分区去学习,之后被分配到别的地区。这是一段非常痛心、值得反思的历史。

  张佰策回到故乡后,最初的生活十分落魄。他卖过玩具,捞过虾米,磨过粉条,由于不会做生意,几乎总是赔钱,但是只要稍微赚点钱,见到比自己还贫困的人,便会出手大方地去接济他。

  在最困难的时候,于桂兰没有离弃张佰策。她喜欢他的正直,包括他倔犟的性格。她抛开富家小姐的一切,下地种庄稼,做衣服到集市上出售,辛辛苦苦将张佰策与前妻所生一子和自己与张佰策所生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当年许多情况与于桂兰类似的妇女都选择了与革命出身的落魄丈夫离婚的道路。

  张佰策后来还做过村小队长、公社会计、粮食协助员、道班负责人,1983年被落实政策。他最后的待遇为滦县交通局五级工人。

  张佰策晚年常沉浸在对恩重如山的青龙人民的回忆中,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是人心,最坏的是人心。

  张佰策从未丧失对共产党的信念。他的党费不仅是所属支部中交的最准时的,也是交的最多的。居委会负责收党费的同志回忆:张佰策每月应交党费12块人民币,有一次,他跟于桂兰商量,想让张佰策每月少交两块,这样统计起来也方便。没想到这事让张佰策知道了,他跟于桂兰大吵大闹,说这是党费,你们怎么能这样干,党费只能多交,不能少交。

  张佰策的去世,使得现代的人们关于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关于那个时期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关于真正共产党人的故事又少了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

  张佰策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张作霖死亡之谜。

  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张作霖的死亡原因有三种说法:1、蒋介石派人炸死;2、日本关东军炸死;3、苏军炸死,嫁祸于日本。第一种说法在当时就有人提出,但一直没有可靠的证据。第二种说法现今在国内被公认为是定论。第三种说法,由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提出。据报道,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的书。书中说,张作霖是被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的。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事后,苏联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但令苏联政府大为不解地是,日本政府竟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与美国勾结,出卖东北三省。?

  张佰策所提供的张作霖死亡的版本是:张作霖是被国民党员陈国武炸死。对这个问题,张佰策生前不但讲了,还将它记到了自己未发表的自传中。张佰策与陈国武的相识是1941年底,在青龙冷口外磨盘山。在自传中,张佰策这样写道:“(我们由)交通员带路,在磨盘山与先出口的信修会合。当时派去一个排,排长苗树清,副排长陈国武,是国民党员,在北戴河炸死张作霖的人,也就是出卖东北三省的卖国贼。我很佩服他,我每次谈话都用党的政策教育他。苗树清是党员,我也告知他用党的政策领导他。陈国武很受感动,很尊重苗树清。”

  张佰策的说法也有明显需要追究之处。在流传的三种张作霖被炸死的说法中,尽管对炸死张作霖的人有争议,但对张作霖是在皇姑屯被炸死一事,则是意见统一的。张佰策说张作霖是在北戴河被陈国武炸死,是一时笔误呢,还是另有真相呢?此外,陈国武是自发行动,还是受别人指派呢?是受蒋介石指派、苏联指派,还是另外的人指派呢?他是怎样参加的八路军呢?

  最早听张佰策说陈国武炸死张作霖一事,是1997年左右,但当时没想到深究。2005年元月再去采访张佰策时,想请他详谈此事,他却因脑萎缩,已无法表述。如今张佰策去世,关于张作霖之死的真实情况,更只能请历史学家再去深入研究了,这里仅提供个线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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