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鸣禧，1921年出生于广西平乐县附城（现属平乐镇）马渭村一个贫农家庭，只上过几年小学，后来辍学在家务农。1938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就当兵了。1942年为了多学技术为抗战服务，当国民政府陆军机械化学校在桂林招收驾驶兵时，我和同村的黄德明以及同安乡华山村的李笑荣一起，报名考入了机械化学校（当时考场就设置在桂林市三多路，报考人数有2千多人，只录取了152人），受编入学校的教育团二营六连。学员在桂林集结后乘火车到达衡阳，再步行到设在湖南洪江的陆军机械化学校。
在机械化学校学习了汽车驾驶、维修和机械理论。1943年日本鬼子在印缅战场切断了印缅、滇缅公路运输线，全国形势非常紧张，因而学校要选送一个连的学员赴印度参加抗日。
远征军参与作战，我和黄德明、李笑荣三个人都报了名，经过初步体检合格后，学校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这一个连的人上前线。我们行军途径湘西铜仁??玉屏??黄果树??曲靖到达昆明，在昆明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体检，有部分人没有通过体检而被刷下就留在了昆明。我们三人都幸运地通过了体检，搭乘美国飞虎队的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汀江（飞到喜马拉雅山上空时，由于空气稀薄，头脑涨得难受，耳朵痛得连话也听不到了，就像聋了一样，一两天后才恢复听力。我们搭乘的飞机是一次就飞越成功，而有些人搭乘的飞机到喜马拉雅山时，遇上恶劣天气不得不返航，反复飞了三次才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汀江。）
在汀江下了飞机后乘汽车去宿营地，这里没有房子，住的是帐篷。一到天黑，森林里的猴子就跑来帐篷里偷东西吃，人不理它就没事，谁要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会蜂拥而上，用锋利的爪子抓人，有位战友就因此被抓伤了脸。在汀江短暂休息后，我们乘火车去了蓝姆珈。
在去蓝姆珈的途中，火车常常经过一些像是圩镇或是贫民居住的地方。一见到火车来，就有很多的印度人跑到车厢边伸手向车上的人乞讨，嘴里叫着：“腮??吧写可嘶！”听翻译解释其意思就是：先生给我一点吃的和钱吧！火车到站停车时，也常见到这样乞讨的人。在晚上我们还看见印度人围着熊熊的篝火在跳他们的民族舞蹈。
一天， 我们到了一个靠近河边的车站，就在那里停车煮饭吃。因为火车上很热，我们当中有些人想下河去洗澡，不过看到河里有如桌面大的东西在时浮时沉，据说是江猪，就没有谁敢下河去洗澡了。
到达蓝姆珈后，立即由美军教学驾驶型号为M3A3的15吨轻型坦克，该坦克装备有37MM炮一门，机枪三挺（一挺50高射机枪、两挺30机枪），炮弹有四种：穿甲弹、榴弹、霰弹、烟幕弹。教学时采用的是速成法，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但我们的学习热情高涨。首先是从理论上学起：机械原理、驾驶操作规程、作战概况，学习时间是三个星期。武器类的机枪和炮，要求人人都要通过实弹射击，坦克也是要求人人都会驾驶。坦克车上编员有四人：车长（车长兼弹药装填手）、驾驶员、副驾驶、炮手，车内人员之间是用电讯联络的，坦克之间是由车长用无线电台联络。我们戴的坦克帽上有两个耳机和一个话筒，这个话筒是扣在喉咙上，通过骨导传声的，所以不管身边有多嘈杂，耳机里听到的话声是很清晰的。
在经过一段时间实习训练后，我们即编入了“中国驻印军”陆军战车第一、第二营，我是编在第二营第一连、第一排，连长是余开选；第一排排长杨友林、副排长方照银。我是分在副排长的坦克上当炮手；李笑荣分到了第二排；黄德明被分到了第一营当通讯兵。（黄德明从此与我们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然后我们立即起程奔赴加尔各答，领取由美军提供的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领到装备后，我们大家心里可乐了，终于能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了！
我们在加尔各答住的时间不长，部队便接到上级命令开拔前往雷多方向。在去雷多的途中，要经过印度著名的河流??恒河，这次我们是把坦克开上火车，由火车拉着过印度恒河。当时恒河上没有铁路桥，只有火车轮渡。火车过轮渡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轮渡要先把轨道和岸上的轨道对好，然后再把火车推一节上船，之后移动渡轮又对好第二节轨道再推上一节……直到装满再开往对岸。到了恒河对岸，再把火车一节一节拉上岸连接起来开走。在上这个轮渡时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到开船时就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们几乎都睡了一觉。那轮渡是很老式的了，它用的可不是像现在的螺旋桨，而是像我们中国的水车一样的旋扒桨！船速慢得很，过恒河几乎花了半天的时间。在路上有时遇到华侨，这些侨民一个个见了我们就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握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放下，他们感慨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外国生活，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你们来了，我们才得以抬头做人，扬眉吐气！”
我们在雷多的原始树林里，住了二十几天又向英非尔平原开进，这个时候是1944年的年初。
到达英非尔平原后，有一天刚吃过早餐，突然一声：“紧急集合！”所有的人员通通上车待命，准备出发。大约到了九点钟，我们坦克部队第一次开赴战场，坦克轰响着一辆接一辆地出发了。
还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耳机中听到：“有情况！准备战斗！敌人就在对面山脚下！”我们的坦克立即都停了下来，褪下炮衣准备投入战斗。当时我们距离对面山脚大约2000米左右，观察等待了30几分钟，战斗还是没有打响。可能那只是一小股的日本鬼子，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坦克群，哪还有胆量跟我们打呀！这第一次战斗我们还未打一枪、未发一炮就结束战斗而凯旋了！
经过这次战斗回到营地后，我们这一大帮广西老乡中有一个人提议：“凡是广西的，个个把笔记本拿出来！”有人问：“干吗呀？”那个提议者答道：“干吗？准备战斗上战场啊！我们这些人当中不管是谁，要是在战场上牺牲了，其他人就帮忙写封信回去报个音信吧！”这样，我们都把自己的笔记本拿了出来，每个人把自己和家人的姓名还有家乡的地址，都写在了自己的本子上。
身在异国他乡有些不服水土，一天，我突然病倒了。因为我们部队没有医院，所以我被送到附近的美国空军临时医院去治疗，刚开始那些美国医生还以为我得了什么传染病，先是把我安排住在隔离病房，观察了两天才把我转到普通病房。那里的护士对我蛮好，照顾得很周到。每次经过我的病床前总是笑着说一句：“Chinese boy！very good！”而那些在这里住院的美国大兵们，可能都没有见过我们中国人，一个个见了我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奇：“Oh，Chinese boy！”他们待我都很和善，有人把自己的香烟拿出来招待我，也有人把带来的相片拿来给我看，向我介绍他的家人。在这里住院一个多星期里，虽然我和这些美军伤病员语言不通，但是互相间关系很融洽。在这里，我是平生第一次开了洋荤，吃了一个多星期的西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走的时候我和医护人员，还有那些美军伤病员的朋友们道别，然后我又回到了坦克部队。
在印度的大森林里，我们也见识了许多的动物、昆虫等等。比如说蚊子吧，大的有5到6个厘米那么大，看着就叫人害怕，而小的呢，居然能够钻得过蚊帐的纱眼进来咬人。晚上睡觉时，我们都要在皮肤上擦好防蚊油才能安然睡觉。说到蛇，小的就像筷子样小，而大楠蛇呢，就有我们常用的提桶那么粗大。我还见过会变色的蛇，起初看见是红色的，慢慢就变成了金鱼黄，之后又变成了蓝紫色，由蓝紫色又变为绿色，由绿色又变成了黑色。在英非尔平原，有一次我们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由营地送饭过来的炊事车就在离射击场不远的地方压上了一条大楠蛇，训练结束后我们还看见那条蛇在原地一动不动，于是就找了一根长长的竹子，用根粗绳挽了个绳套，套在竹子上，然后由站在汽车上的人拿住了开着汽车去寻找蛇头，找到蛇头后用绳套住，绳的另一头就栓在车上，然后就把那条蛇拖回了营地。让人把绳子穿上大树的杈，然后又用汽车一拉就把蛇吊在了树上，我们大家围过来看，哇！这条蛇足足有十多米长，有提桶那么粗大！炊事班把蛇砍下了约两米长的一段，就煮了满满一大锅，那味道啊，每个吃过的人都说又鲜又美！
在大森林里还要注意那些山蚂蝗，这些山蚂蝗在地上和树上到处都有，它们一拱一拱地爬得很快，稍微不注意，树上的山蚂蝗就会跳到身上来咬人的。
原来我们谁也不知道印度人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了一处森林里，停下来后看见有一条小河，大家商量去搞些鱼来改善伙食，这样我们便派了几个人沿着河边去找有鱼的地方，几个人就带了几个手榴弹朝小河的上游走了也不知有多远，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搞鱼。再往远点一望，有一个用大鹅卵石堆起的坝，以为那里可以搞到鱼，赶到那里仔细往水里一看，那些一个个像是猪笼样里面装着用白布包裹着的是什么？上面又用大石头压着？正疑惑着，有个人脑子转得快，喊了出来：“那是死人！”吓得几个人抬起脚就跑，赶紧跑到另外一条小河沟去洗了好久才回营地。后来我们才听说，那是印度人的水葬墓地，除了水葬，印度人还有空葬的习俗，真够吓人的！由于我们坦克部队投入作战，战线很快向前推进。到了1944年的六、七月间，我们部队驻地又要转移了，目标是萨地亚。萨地亚是靠近我国边境的印度小镇，这一路上几乎都是坦克一营在前开道，消灭敌军。
没用多久我们两个坦克营开到了萨地亚。在萨地亚，我们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节。部队派人去找当地的侨民采购到了月饼，这些月饼真是和国内我们吃的月饼味道一个样，又香又甜。……
在萨地亚休整期间，我们连换上了六辆M4?30吨中型坦克，每个排分配了两辆，新坦克上定员五人：车长、驾驶员、副驾驶、炮手、装填手，炮塔上装的是75MM炮，威力比M3A3提高了许多，战斗能力是大大提高了。
在萨地亚休整了一段时间，在1944年的9?10月间，我们部队从萨地亚出发印缅公路，向缅甸进发。在印缅公路上，我们中国的步兵和机械化部队沿线战斗向前推进，不论打到哪里美军的工程兵就跟到那里。有一次，我们的坦克行军途中遇到一条小河沟，车辆过不去，美军的工程兵就来帮搭桥，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施工，他们只有五、六个人，所有的工具都是机械化的，要的木料就地取材，一个人抱不动的大树，在树根两边各砍一个缺口，每个缺口里放一块5cm见方的黄色TNT炸药，再连接上电线和雷管，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那树就平根而断，树一倒地，用链锯锯木头好象切豆腐那样快，头一锯、尾一锯，一根够尺寸的木料就做成了。然后用钢丝绳绞盘一拉就到了施工地方。把做桩子的木料一头用链锯削尖，用吊车吊到要打桩处，用机械大锤几下就打好了，一个个桩就这样竖起来了，再架上横、直的木料搭建，用马钉钉好，前后只用了3、4个小时，一座便桥就成功做好了，就能行车了。另外还有一条4英寸的输油管，大概是从印度的波罗卡经过雷多、野人山到达缅甸，在我们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后，这条输油管就延伸到了昆明，最终可能输送到曲靖。经过野人山时，我们见过几次被称为“野人”的土族人，那些男人身上从腹部到胸部缠满了铁丝，只在腹部下面挡上一片树叶遮羞，他们身边总有几个人一同，可能就是他们的家人吧，有男有女，也有老有小，他们也带有一把长30?40cmm的刀，看来是作防身和狩猎用的。到达缅甸后，我们也看过有些像我们广西的彩调和东北的二人转那样的戏，一男一女都化了装，穿着很好看的服装在台上边歌边舞，舞台前的人们就象是赶庙会一样，场子中间竖立着一根约15公分粗，5米多高的竹竿，那竹竿不但弄得很光滑，而且还搽上油，在竿顶放了一百卢比作为奖品，谁能爬得上去就能得到奖品。这里的男子出门还要背小孩呢。当地人养大象就像我们国内养牛一样，有些家里养了三、四头象，他们运送货物都是用大象来驮，人是骑在象背上面指挥大象前进。在野人山、密支那、八莫一带的原始森林里向日军发动进攻，仗一开打后，不觉时间竟似流水一样就到了1945年，这年的春节我们是在靠近中缅边境的大森林里度过的。从此后每天清晨都有美军的轰炸机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对日军进行不停的轰炸，地面上有我们的坦克部队协同步兵作战，打得日本鬼子鬼哭狼嚎，接接败退。有一次打森林战，日军估计我军用步兵向那里攻击就预先埋伏兵力于树上，待我兵来时以上临下的射击优势一举消灭我步兵，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我军以坦克炸开路，以纵队队形用霰弹向树上扫射前进，这一仗打下来日军几乎被全歼，树上还吊起敌军尸体，真像吊葫芦一样晃来晃去，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打到八莫时，日本鬼子为了阻止我军坦克的追击，并打我步兵一个伏击，他们先是在森林边挖了2米多深、4米多宽的沟，他们想是想得好，想以大沟拦住坦克，只有步兵能过得沟，而步兵一旦进入森林到了他们脚下，那只有挨打的份。他们哪会想到我们的坦克兵还会有出奇制胜的妙招，我们把几辆坦克的前射击抢卸下来，在坦克里面安装好一台卷扬机，卷扬机的钢丝绳就从机枪的射击孔穿出去，再把推土机的大推铲安装在坦克上，钢丝绳就栓在大推铲上，人在里面操作卷扬机，可以很方便地控制大推铲，这样就把几辆坦克改造成了“装甲推土机”。
我们把这几台“装甲推土机”开到鬼子挖的大壕沟边，只推了几下土，那壕沟就被填高了一半，“推土机”从推出来的斜坡开到沟里，再用大推铲往沟对面又推了几下，就把沟对面也推出了一道斜坡，道路就已开通，前后不过二十几分钟。我们的坦克部队迅速通过了壕沟，然后排成战斗楔队型，以每4辆坦克为一小组，一辆在前向正前方开火，两辆分向左右两侧开火，殿后的一辆把炮塔转向后面开火，用的都是霰弹，一边走一边打，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我们看到那些被击毙的日本鬼子一个一个的东倒西歪摆在那里，心里解恨极了。
我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般的向前推进，日本鬼子则兵败如山倒，八莫、密支那、腊戌相继被我们拿下，印缅公路、滇缅公路相继通车。1945年7月在兰锡，我们坦克部队除留下坦克一营继续追歼日本鬼子，而我们坦克二营就把坦克留在了兰锡，交还给美军后凯旋班师回国了。
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乘坐汽车顺着滇缅公路向着祖国开进！一进入国门宛町，我们每个人都禁不住欢呼起来，当年我们怀着一腔报国热血，报名出国抗日杀敌，真没想到我们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友们，整个营的人一个不少都回来了，大家那个高兴劲不用提了。
过了宛町，经惠通桥、保山、楚雄，我们又回到了昆明。刚一到昆明，那几个原来一同从洪江机械化学校过来没有通过体检而留下的战友听到我们回来了，马上跑来我们营地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共叙胜利之相会。
到昆明后过了几天就是8月15日，这一天是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日本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我们胜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这一天的昆明，不管是大街小巷，到处都呈现着欢乐的气氛，鞭炮声锣鼓声及人们的欢呼声震天响，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涌上街头欢庆胜利。
抗日战争刚胜利，我们又通过了汽车驾驶考试，1945年秋后部队奉命到贵州。在贵州的安顺、晴隆之间开SOS车队十轮卡搞了几个月的运输工作。（这条运输线就是抗战时的物资生命线，从晴隆县城出去一公里，就是这条运输线上一处险要之处，闻名世界的“二十四拐”，我就开车走过这个“二十四拐”！这个“二十四拐”就是山头上的公路和山脚下的公路之间的一段，高差几百米，要走二十四个来回的之字型路。我国有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史的戈叔亚先生，他为了找“二十四拐”还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当他找到“二十四拐”后，将其所拍摄的照片与抗战时的老照片一同登载在2003年的《羊城晚报》上，去年的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中，也播放过戈叔亚寻找“二十四拐”的经历。）
1945年底，我们奉命到重庆，1946年的元月4号又接到命令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北京，到了北京后，我们的驻地就设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我们的任务就是准备接收日军投降后的坦克和汽车。就在这里我们过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春节过后就开始接受工作，在和平门内我们接受日军坦克五辆，在丰台我们接受日军汽车一批。接受过程中，那些日本兵一个个在车辆旁边必恭必敬的站着，由我们监督发动车辆，行驶检验合格后才允许他们离开，要是有哪辆车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其保养者的责任。
我们看那些日本坦克和我们开过的美国坦克相比就差得多了，美国坦克注重保护乘员的安全，其装甲就比日本的厚，履带也比日本的宽，日本坦克在高速行驶转弯时就容易掉履带。
在接收坦克时有件趣事，那些日本兵不知道我们原本就是坦克兵，上了车比比划划地要教我们开坦克，我的一位战友熊大（熊大是湖北人）忍不住给了他一拳，“去你妈的！老子还要你来教！我们开过的坦克比你们的好得多了！”把发电机启动后，先一挡，后二档、三档、四档开着就跑了。
到了1946的5月份，我们部队到平泉驻扎了几个月，后来就转到了承德。在承德住到了1947年的4月左右又调往沈阳。因为我心里厌憎蒋介石打内战，而且我已经成了家，到沈阳后就脱离了原部队到沈阳公共汽车公司开车，直到1947年底又回转到北京。因生活关系进入装汽六营当驾驶员，1948年的夏天在长城居庸关附近的南口出了车祸，被送到位于丰台的军医院。到秋末医院开始转移伤病员，我就转院到浙江绍兴的69军医院，1948年底又转到了浙江金华第二修养大队，在这里遇见了同乡黄国甫。细叙之后，才知我们原本是同宗共祖的兄弟，我们一起在金华呆了几个月。
1949年5月7日，解放军占了金华，金华从此解放了！我在金华帮助解放军开了几天车，后来就和黄国甫一起带着家人一路步行走回了久别的家乡??平乐。
我 的 简 历
1938年开始当兵（新编十九师三团二营当勤务兵）；
1942年在桂乐师管区补充团三营九连当文书；
1942年10月在桂林考入陆军机械化学校，驾驶兵教育团二营六连；
1943年秋参加赴印缅抗日远征军，1945年7月胜利回国；
1945年秋至1945年底在贵州的安顺、晴隆之间开SOS车队的运输车；
1946年由重庆飞到北京，春节过后接受日本的汽车、坦克，后来又调到承德、沈阳；
1947年5月脱离军队在沈阳开公共汽车，到年底回转北京；
1948年在转汽六营开汽车，六月因车祸住院，后转院到浙江绍兴69医院，浙江金华第二修养大队，一直到1949年5月7日金华解放；
1949年5月7日浙江金华解放之后，为解放军开了几天汽车，就和在修养大队遇到的同乡、同宗共祖的兄弟黄国甫一起带着家人，一同步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平乐。
回到家乡后，我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1956年加入平乐镇金属修配社，并且参加了“扫盲运动”工作，并获得了“扫盲先进工作者”奖；
1958年转到平乐县农械厂，当年因大办钢铁工作成绩突出获得“特等奖”；
1959年至1965年参加建设平口水库；
1961年调到平乐县政府当修理工，经常派下乡去帮助农民搞农机维修（内燃机的维修技术就是在陆军机械化学校和参加远征军时学到的）；
1965年兴修源头山口水利工程被评为“水利标兵”；
1969年参加平乐虎豹电站建设；
1970年调到平乐自来水厂搞建厂，1970、1971、1972、1973、1977年，几年获评“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7年至1980年参加平乐斑山尾电站建设，后来回到平乐县自来水公司工作，198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