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锐：六十年后再观甲申之祭--从二战历史看当今之中日对阵-918爱国网

公元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发表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分析李自成“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缘由,总结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教训。在这里，历史又一次出现了难以言喻的巧合：就在这个三百年之后的甲申年，曾经横行东亚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也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崩溃前夜。郭沫若“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评价，对日本帝国似乎更加适用。

葬送日本帝国的愚蠢战略

1944年秋，日本帝国已陷入比明朝的崇祯更加严重的危局之中：在陆上，尽管“一号作战”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占领了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的30多个机场，日本陆军却不得不把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的部署在漫长的补给线上，华北华中的敌后游击队乘机四面出击，势力急剧扩张。海上的局势更加险恶，在马里亚纳和菲律宾两场大海战中，联合舰队接连惨败，战力损失殆尽，“绝对国防圈”门户洞开。随着美国重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部队进驻关岛和莱特湾，偷袭珍珠港时被拔掉的太平洋舰队和远东空军卷土重来，凶猛的向日本本土进逼。

对于日本帝国而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兵员的伤亡和装备的损失，而在于此刻的日本陆海军已被分割成各自为战的两垒。陆军在游击队的围攻骚扰之下依靠抢劫粮食维持生计，由于美军潜艇肆虐海上，这些士兵已无法撤回本土。随着通往东南亚的海路被切断，日本列岛丧失了几乎全部的石油供应，残存的舰队困守本土，用不了多久就成了无法出港的废铁。1944年6月，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人口密集的关东关西平原被笼罩在弹雨和火海之中。一度狂热无比的日本民众终于体会到了战争的恐怖，而日本最精壮的上百万人口在本土一步步陷入重围之际却在大陆上如陷入泥潭一般动弹不得。至此，帝国大本营愚蠢的战略已把日本推入残酷的困毙之局。

作为岛国的日本，却孜孜致力于一项以陆军为核心，旨在谋求征服大陆的国策；作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却未能在执行大陆政策时争取速战速决；作为资源匮乏的日本，却无法从大陆政策中获得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作为实现海军航空作战突破的日本，却把经费投到无用的巨舰大炮上；作为依赖海运生存的日本，却竟没有建立起码的反潜护航能力----实乃日本帝国战略的五大不可解之处！可以说，当年的日本士兵是最狂热最不惜命的陆军士兵，联合舰队的军官是专业素质一流的海军军官，然而日本的外交官和政治家都是猪脑子，日本的战略家是一堆垃圾。假使当年的日本能起用一两个像样的战略设计师，广岛和长崎也许就不会被原子弹炸成废墟。

成为亚洲的英国是日本的长期国策。早在1887年，当时的日本外相井上馨就声称：“我们必须做的是转变我们的帝国和人民，让我们的国家像欧洲的国家，让我们的人民像欧洲的人民。我们必须在亚洲的边缘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式的帝国。”这显然是英国针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在亚洲的翻版。然而日本没有认识到英国大陆政策的核心在于“势力均衡”四字，而是走上了谋求以蛮力征服东亚大陆的道路。这是日本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致命错误。1911年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垮台之后，此起彼伏的军阀混战和武装暴动席卷中国，直到1930年蒋冯阎桂仍在中原继续混战。东北的张学良、西南的达赖、西北的马步芳还有西南的龙云事实上都处于自治状态，离宣布独立仅差一步之遥。日本面临按照“英国路线”在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维持平衡，还是以借中国内战之机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选择。随着犬养毅首相被刺杀和“少壮军人”发动二二六兵变，岛国在枪杆子下作出了抉择。随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大陆政策就此走上“不成功便成仁”的不归之路。

以地狭人少的岛国向大陆发动全面入侵，本身就是极度危险的赌博。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最忌讳的就是陷入代价高昂的长期消耗战。然而在1937年开始激烈的陆战后，日本陆军却没有进行德国式的闪电战，而是选择了以攻陷城池为目标的平推。占领平津后，日军没有沿着平汉线快速南下直取武汉，切断蒋介石中央军的退路；而是兵分两路，主力在上海登陆，沿着江南水网河汊地带向南京进攻，同时以华北驻屯军仰攻山西高原，夺取太原大同煤田。其结果是陷入惨烈而持久的城市攻防战，给了游击队宝贵的时机在敌后生根发育。日军虽凭借装备优势占领许多大中城市，却丧失了野战部队赖以生存的弹性，不得不把日益单薄的兵力分散部署在铁路线和碉堡据点上。日军还企图用对平民残暴的杀戮恐吓中国民众，却反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深刻而强烈的仇恨。可以说，一盘散沙混战不休的中国是在日本的推动下完成了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各大势力集团的整合。谋求灭亡中国的军事入侵最终却加速了中国重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日本人想必是有些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却是石油问题。日本垂涎入主中原，归根结底是由于岛国的极度资源匮乏。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日本强征劳工对煤铁木石等多种矿产进行了掠夺性开采，可偏偏就是最重要的石油供应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因为战争消耗还倒赔了进去。巨大的燃油赤字使日本海军军令部胆战心惊，而技术落后与投入不足致使日本一直未能发现处于其占领之下的大庆油田。1941年7月罗斯福政府下令实施石油禁运，帝国大本营立刻便陷入半年之后本土不设防的恐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谈判中，日本提出愿意从中南半岛撤军，并在25年内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但是赫尔国务卿拒绝向日本作出任何让步。按照赫尔备忘录的条件，日本必须从满州、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全面撤军，美国才可以万无一失的考虑恢复向日本提供燃油。1941年12月，走投无路的日本以鱼死网破式的偷袭珍珠港挑起了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终究未能摆脱“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而这一宿命的终结就是日本帝国的崩溃和美国历史性的进入东亚。

亚洲版的“清兵入关”

1945年9月，在飞蝗一般的舰载机群炸沉了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狼群一般的潜艇编队吃掉了日本的大批商船，“面积轰炸”的汽油弹把东京大阪烧成一片火海，密布的水雷把日本列岛逼到了饥饿的边缘，又用原子弹炸平了两座日本大城市后，美国军队开进东京湾接受了日本的投降。麦克阿瑟将军率领没有携带一支短枪的司令部在东京机场降落，迎接他的是诚惶诚恐的日本军人和他们的天皇。大屠杀的恐吓已经彻底摧垮了日本人，从肉体到精神。刚刚在日本投下的“残酷之炸弹”迫使天皇不得不公开承认“再战将导致大和民族之灭亡”。六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日本完全而彻底的葡伏在美国的脚下，直到今天也没有爬起来。

中国在战后安排中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但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仍然是值得庆贺的。中国没有进行艰苦的登陆战就收回了台湾，更可贵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在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却没能在日本本土驻扎一兵一卒，也未能收回曾是中国属地的琉球群岛。相比之下，最后时刻才加入对日作战的苏联却捞到了可观的便宜：恢复了日俄战争前沙俄在远东的地盘，并把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甚至还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来成为缓冲区。在日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困毙局面之际，罗斯福在雅尔塔密约中向斯大林作出巨大让步不能不说是令人困惑的：即便没有苏联的参战，也很难想象关东军能在日本本土被摧毁和占领后能顽抗多久----毕竟天皇御所和靖国神社才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之所在，麦克阿瑟完全可以命令他的俘虏以天皇的身份要求关东军放下武器。而且即使没有罗斯福的邀请，斯大林也不会让他的坦克大炮闲着，放弃清算日俄战争旧帐的大好机会。

这是另一个甲申之祭式的历史性发展：打败日本帝国赶走“东洋鬼子”的结果却是“西洋鬼子”成为东亚支配性的力量，堪称亚洲版的“清兵入关”。珍珠港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美国占领了日本，使其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前置堡垒。在东京周围的横田、狭山、座间、厚木和横须贺，美军布设了庞大的基地群，同琉球群岛的那霸和嘉手拿基地遥相呼应，一面掌控着日本的“脉门”，一面窥视着东亚大陆。与此同时，苏联的火箭兵和舰队开进了东北亚，影响一直延伸到了东南亚的北越。冷战以极快的速度从欧洲扩展到了亚洲，摆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中国内战的结果。

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惨烈而有效的清除了遍布中国的地方割据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龙云、刘湘都再也无力独霸一方，亚洲大陆的军权集中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中。美苏先后派出马歇尔和米高杨使华，带着完全一致的使命：谋求在国共两党间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以维持亚洲大陆的分裂局面，阻止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再次出现。然而“英国式”的手段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传统决定了毛蒋二人不可能达成这项妥协，抗战留下的一片焦土决定了极左意识形态必然在争夺兵源的竞赛中取胜。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八年敌后抗战的洗礼，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指挥作战能力都已达到国民党无法企及的巅峰状态。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惨败，美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影响力一时间几乎丧失殆尽。但在北京上台的却不是一个甘心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王明在路线斗争中的失败决定了这个政权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的政权，其领导人深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价值。

对毛泽东的深刻不信任直接推动了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大力扶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25日越过三八线，发动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然而事实证明，斯大林先是低估了美国反应的力度，接着又低估了毛泽东手下几百万大军的作战能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斯大林的去世，中国作为强国出现在东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和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陆上霸权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大三角”格局的雏形已经隐然在东亚浮现。

“大三角”时代的战略互动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的出色表演成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闪亮登场”。但中国为此支付的代价是高昂的：受到威胁的美国海权和苏联陆权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国和日本、南朝鲜、菲律宾还有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相继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形成了对亚洲大陆的岛链封锁。1958年金门危机期间，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了7艘航空母舰8艘重巡洋舰40艘驱逐舰，占美国海军总兵力的将近一半。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部署在远东的陆军从20个师增加到53个师，作战飞机2200余架，中程导弹150多枚。苏军三分之一的兵力部署到了远东，其中单在外蒙古就驻军十八万，滚滚铁流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

美国的百般阻挠和苏联的袖手旁观使中国长期被隔在联合国之外难以行使抗战争取来的五大国权利，清楚印证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战略孤立。幸运的是，技术进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的国运。随着中国掌握火箭核武器，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和苏联强大的坦克部队都成了无用的摆设。通过十分有限的核威慑，中国成功阻止了美苏使用其巨大的常规军事优势。对于仍处于贫弱之中的中国，这一费效比上的巨大收益是极其珍贵的。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面攻势之下，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和急需摆脱孤立的中国找到了共同语言。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之际给苏联沉重的一击。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实利:

19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10月中国就重返联合国，当年秋天世界各国就开始了承认北京的外交浪潮。随着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决定性的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在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同时保持了自己在“大三角”当中的独立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堪称中国外交的黄金时期：邓小平迫使美国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并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迫使苏联在中国持续打击越南并提供大批军火支持“阿富汗土匪”的情况下主动缓和中苏关系，迫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接受中国的全部条件按照“一国两制”模式交出香港，赢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胜利。这一切都缘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在全球大国中拥有最强的战略机动性。

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作为美国的仆从国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更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因此长期受制于中美关系，随着情况的不同成为中美战略互动的追随者或先验者。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高度紧张，日本岸信介和佐藤荣作政权也就追随美国保持敌对状态；1972年“尼克松冲击”之下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随即以“超前建交”回答了“越顶外交”。八十年代中曾根长期执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推行全方位外交，又正逢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被摆到仅次于对美政策的地位，其设计与执行都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尤其是对中国庞大的党政官僚体系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这从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政坛“太子秘书共青团”的评语和中曾根“为避免中国对日友好的领导人遭遇困扰”而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当中可见端倪。直到九十年代，日本仍然不时使出暗箱运作中国官僚体系的“独门绝技”，差一点就把“新干线”卖给了中国铁道部，还培植了何新、马立诚、时殷弘等一批高唱“善待日本”的亲日派，可谓“成绩斐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大三角”上纵横驰骋的中国外交在对日政策上却是昏招迭出，导致一连串完全可以避免的节节退让。中美中苏关系相继陷入冰川期后，毛泽东把摆脱战略孤立的希望寄托在对日关系上，为了拉拢日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极为短视的无原则退让。苏联入据“北方四岛”乃是雅尔达密约的安排。战后日本政府早在1949年便宣布不承认雅尔达密约，但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却长期坚持雅尔达密约完全正当，整个千岛群岛属于苏联。1964年7月10日，就在中国的首次核试验即将进行之际，对雅尔达密约安排外蒙独立从未提出异议的毛泽东却公开宣布支持日本对整个千岛群岛的领土要求。毛泽东谈话的巨大冲击迫使日共在1969年3月通过其机关报《赤旗报》宣布放弃坚持了25年之久的立场，支持日本政府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乃至整个千岛群岛。“中国越亲日，日本右翼越得势”的第一个极好证明就此铸成。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日共的临阵倒戈和社会党的卖身投靠使得“大和民族一亿一心”成为佐藤荣作政权有力的政治资本。在佐藤无休止的纠缠和要挟之下，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终于向日本作出二战结束时无法想象的重大让步：把历史上长期为中国属地，1945年美军浴血数万人方才攻克的琉球群岛无偿“交还”日本。按照毛泽东的方针，中国政府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宣扬“冲绳”属于日本。然而谋求以此“离间日美”的结果却是美国在“归还冲绳”的同时又把钓鱼岛“私相授于”日本，导致中日之间旷日持久的钓鱼岛争端；而日本右翼势力丝毫没有因为毛泽东的亲日而投桃报李，相反却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又开始染指台湾独立运动。日本不但从未要求美军从冲绳岛撤出一兵一卒，相反却运用东京首相府的“行政管治权”，更加得心应手的压制琉球民众的抗议，为美军常驻琉球铺平道路。这一重大事变酿成的恶果在台独势力甚嚣尘上的今天表现得清清楚楚：从冲绳岛起飞的军机两小时内便可在台湾临空，成为台独势力朝夕仰仗的强心剂；更有甚者，日本主动开放南琉球下地岛机场，进一步缩短美日联合干预台海的航空作战跨度。中国的统一大业平添如此巨大的障碍，毛泽东的对日妥协退让难辞其咎。

大错铸成之下，毛泽东丝毫没有总结“中国越亲日，日本右翼越得势”的教训，相反却竟然变本加厉，在与田中角荣的建交谈判中执行了一条妥协投降的错误路线。对于田中以“添了麻烦”的轻描淡写把空前惨烈的侵华战争一笔带过，城府极深的周恩来都忍无可忍拍了桌子；而毛泽东却不置一词照单接收，而且没有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就擅做主张，单方面宣布放弃日本理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在中国已建立完整的战略核力量，尼克松又刚刚访华的1972年，北京在中日建交谈判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完全可以对处境尴尬的东京首相府施以重压，迫使其在建交公报中向全中国人民谢罪并承担赔偿责任。而如今，建交公报中全无道歉字眼中国政府却已单方面放弃战争赔款，反倒成了日本右翼势力鼓吹“二战日本无罪论”的“有力佐证”，再一次以沉重的代价印证了“中国越亲日，日本右翼越得势”的铁律。先丢琉球群岛，再弃战争赔款，乃是毛泽东不可饶恕的重大战略错误。新一代中华爱国青年对此必须进行坚决而彻底的批判！

近年来日本政坛日益清晰的“总保守化”趋势，更是足以充分证明一厢情愿委曲求全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根本没有收到哪怕是象点样的回报。恰恰相反，日本的二战翻案运动愈演愈烈，在石原慎太郎、岩里政男(李登辉)、陈水扁、小泉纯一郎等人的竭力鼓吹之下，“南京大屠杀捏造论”、“七块论”、“一边一国论”、“参拜靖国神社内政论”相继抛出，花样层出不穷。2005年9月11日，高调执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小泉政权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绝对统治地位，充分证明了反华仇华势力在日本深厚的“群众基础”。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乃是全民族性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用似是而非的“军国主义驱使论”、“统治阶级压迫论”来为日本人开脱罪责，为亲日媚日政策铺路注定了是行不通的！

中日对抗再次登场----这次是在海上

2005年9月10日，正当小泉还在声嘶力竭的向选民拉票之际，日本的一架P-3C巡逻机在东海海面上发现了一支中国舰队。使飞机上的日军军官为之震惊的是这支舰队的编组和位置：虽然只有五艘军舰，但出航的却都是中国海军的新锐战舰，特别是其中包括配备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现代”级驱逐舰；而这支舰队的所在方位正是小泉政权一再要求中国停止开采活动交出勘探数据的“春晓”气田。两周之后，日本几家大报就刊登了东海气田出现火炬的新闻，并援引小泉内阁要员中川昭一的讲话宣称这标志着中国在东海的气田很可能已经投产。中川气急败坏的叫嚷中国此举是对日本的公然蔑视，并敦促众议院尽快通过法律，授权“海上自卫队”使用武力保护在该地区进行钻探活动的日本船只。日本舆论界一片随声附和，还多次提及近年日本周边海域出现“不明潜艇”的报道，大肆渲染日本受到的军事威胁。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尽管“春晓”气田实际上仍然属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延伸，远不能说是到了日本鼻子底下，但这毕竟是明朝倭患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东出海上，主动向日本发出挑战！中国海军的军事行动和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标志着中日新一轮对抗正式揭开了序幕----重要的是，这次交锋的战场摆在海上。

自从1996年3月中国针对台独势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给日本“极大的震动”之后，东京首相府“牵制中国”的调门就开始日复一日的加高。先是桥本龙太郎亲自打电话要求美国尽快派遣航空母舰赶赴台海；再有小渊惠三拒绝向江泽民主席作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森喜郎担任日相后更是首开允许李登辉访日的先河。从森政权开始，单方面扣减对华日元贷款，拉拢印度建立针对中国的联盟，自卫队退役军官频繁赴台访问等对抗味道十足的举措开始毫不遮掩的出场。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终于明目张胆的摆出了全面对抗的架势：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公开表示“关切”台湾问题、竭力阻挠中俄石油管线建成、在918纪念日访问北朝鲜、要求欧盟继续维持对华军售禁令、单方面限制进口中国农产品、高声叫嚷人民币汇率偏低，充当对华施压的急先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泉还公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要求在一年之内解决日本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当六十年一轮的甲申年在2005年初再次落幕之际，小泉终于以其固执狂妄的“怪人”之举，宣告了中日对抗时代的再次来临。

西太平洋“联魏锁秦”已然出笼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耐心细致的用心深远到如今小泉政权高调推行对华强硬政策，其中的变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实力的日渐上升和日本内政的总保守化之外，美国的亚太新战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冷战后半期，美日推行“以华制苏”的战略，把中国视为对付共同威胁的伙伴；而在经济上则以“东亚经济雁行论”为主导，把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应地。这期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日本均未感受到来自东亚大陆的威胁。进入九十年代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地产泡沫破裂的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继收回香港之后统一台湾的前景更是令日本感到了深刻的恐惧。而“九一一”之后，美国不得不把力量集中投放到中东，十几万大军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再加上布什政府推行极不负责的减税政策与反恐打伊的战争开支，致使联邦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至此，“泛亚派”提出的“在中国跨过门槛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对抗”实际上已陷于破产。在这一形势下，借重日本牵制中国的西太平洋“联魏锁秦”策略随之出笼。

世仇累累的中日两国一旦进入全面对抗，便如同战国时代的秦魏矛盾一般，再难出现缓和的可能。而在当时，感受到秦国势力急剧扩张的齐楚赵等山东战国，无不希望已经大衰但仍有些斤两的魏国能和秦国周旋下去，充当把强秦挡在关西的壁垒。这就是“联魏锁秦”的价值。因此，不仅是美国，就是俄罗斯印度英法德其实也希望日本能和中国长期对峙下去，充当缓冲中国崛起的第一道防波堤。

从博弈分析来看，充当反华急先锋对于日本乃是一种非理性选择----如野中广务所言，“把日中关系搞坏了，日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了”。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各项重大问题上，基本就是中国和美国来对谈，然后把结果通知日本----中国人说中日关系太差，拒绝和日本打交道；美国人说美日关系很密切，不需要和日本商量，整个把日本晾在一边。可如今，日本就是选择了担当这个损己利人的角色，这足以说明以小泉为代表的日本决策阶层存在非常严重的非理性倾向。纵观二战之后六十年，历届日本政府无不亲美，但也没有哪一届象小泉政权这样“亲美到了盲从的地步”。小泉政权顽固推行对抗性对华政策，导致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中美关系比中日关系好的局面。日本冲到了前台，充当了中国崛起的主要平衡者(Primary
Balancer)；美国反倒退到了后台，成了一个灵活机动的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这样一个不等边三角格局下，美国可以借日台准同盟之手，把中国围堵在边缘海，拦阻中国向西太平洋拓展势力范围；而与此同时，美国却不必支付双边关系恶化的代价，依然可以在贸易投资和国际安全领域和中国进行必要的合作，实可谓数十年来“泛亚派”在东亚两头通吃如意算盘的延续。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敢于用访华而不访日迫使日本全盘接受驻日美军的调整部署，便可以看出当前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战略机动性之强。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进入全面对抗，有美国在国力不足以同时应付伊斯兰势力挑战与中国快速崛起之下，借重日本力量牵制中国的国际大背景。美国“联魏锁秦”政策的出笼，意味着美国已经把确保日本采取对抗性的对华政策作为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进行了部署。这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如“知日派”所希望的那样，对来自中国的拉拢作出哪怕是象点样的回报。“知日派”一直没有搞明白的就是，在太平洋的大棋盘上，日本不过是中美战略互动的一枚棋子。

从全球大格局的高度上看，美国的战略优势正在日渐削弱。伊拉克持续的乱局、庞大的财政贸易双赤字、航天飞机的长期停飞、华尔街股市的低迷、美元强势不再、恐怖组织不断发动新的攻击都是充分的反映。伊战以来，国库空虚已经迫使五角大楼全面削减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与采购；而随着“婴儿潮”步入暮年，急速增长的社会保障开支必将进一步压迫华盛顿的财力，使美国更加无力负担和中国的对抗。因此，推出“联魏锁秦”政策只是美国从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开始。美国的全面撤退成势之际，就是中国大举东出的战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现在就进入中日对抗，虽然略嫌尚早，但却也不无好处：历史纪录和战略需要决定了日本是中国民族主义最好的目标，而中日对抗又可为收复台湾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控制台湾海峡，也就控制了日本南方航路的咽喉要道。中国海军的潜艇群若以台湾为前进基地，便可在西北太平洋上对日本实施大纵深破交封锁作战。一旦付诸实施，将给“大和民族”以极大的震撼，从根本上改写上千年来中国对东倭只守不攻的历史。

秦出函谷，打破山东战国的封锁围堵，而后方有天下。范雎为秦相，制订“远交近攻”之国策，七十年而四海归一。中国的崛起，同样必须过“联魏锁秦”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