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2005年是全人类反法西斯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场战争波及了全世界二十亿人口、共动用军队一亿一千万人，军民死亡七千多万人。中国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主战场，在这一期间军民伤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以上，为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六十年过去了，但看那曾经侵略过我们的日本国，经过了战后的经济腾飞，综合国力上又一次走到我们前面，对此，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又作何感想？
近年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可谓动作频频：出兵境外、搅局中俄供油管线、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与台独份子频繁接触、政府宣布接管钓鱼岛上的设施、制定美日安保新协定、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当今之日本为了自身生存空间的扩展，会不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将何以应对？这将是值得每一位中国人深思的事情。就目前的局势，本书将通过中日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为记述内容，用尽可能简单、通俗的文字向大家阐明以下四个问题：
（一）日本一个岛国凭什么侵略比它面积大得多、人口多得多的中国；又凭什么在战后短短几十年经济跃居于世界前列？
（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大国，为什么会遭到这个曾经以自己为学习榜样的岛国屡屡侵犯，中国自身问题究竟在哪里？
（三）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行动来告慰先烈；我们要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中国怎样才能以尽快的速度赶上日本？
（四）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两次世界大战，在生存空间和资源匮乏的压力之下，世界是否唯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我们要如何样才能让世界真正地拥有和平？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对于发展中日关系的指导方针，“以史为鉴”的主题即针对中国，同时也针对日本。那场战争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同样也给日本自身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今天的日本难道就不能在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找到让他们引以为戒的地方？“以史为鉴”不是仅仅让我们回顾战争的痛苦，更是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落后、会挨打。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落后、会挨打，我们才能以更好的姿态去“面向未来”。
上篇、《铁血家园》
古代日本作为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岛国，为什么在世界上始终保持着农耕文明的先进性？中日两国在近代几乎同时遭到西方列强入侵而开国，日本为什么跑到了中国前面？当时综合国力尚不及我们的日本，凭什么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时隔几十年后的日本又凭什么再一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致使一个地广人稠的古老大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第一章、师从华夏
1、开篇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到如今，试问世上哪一个国家自古从中国获益最多、又是哪一个国家对中国的伤害最深？无用质疑：日本。
日本国，处于太平洋西北角的群岛之上，群岛上的居民绝大多数为大和民族,公元3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日本自古便与中国交往密切，在古代中国强盛之时，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宗教、政治体制等，可在近代中国走向衰败之时，日本则把中国当成了侵略、掠夺的对象。自十九世纪后期的甲午战争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这个历史上曾经学习过中国无数文明及技艺的国家，给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抹之不去的灾难和痛苦……
历史车轮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纵观中日两国目前的状况：日本经过战后重建、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现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自从解放后，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自身走过的一些弯路，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才开始了大跨步前进，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经济总量也排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却还远远不及日本，如按人均来算则相差更远。由此可见，两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今之中国，要如何才能缩小这巨大的差距呢？
目前，国内对于日本的态度上有两种不同的群体：有一小部分是哈日、媚日族。在他们的眼中，战争只是属于上一代人的事情，与现在的他们无关。这一类人一直都很崇拜日本的科学技术、向往日本的生活方式，以用日本电器、开日本车为荣；在一些层次较高的人士当中，他们则希望日本向中国多提供一些高新技术、低息贷款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但是，从日本对于二战的态度上就可以看，日本对华的投资也好、技术支持也罢，最终目的还是冲着自身利益来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当年侵略过中国而怀着一份赎罪的心来帮助我们。日本的政府高官屡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国民教育美化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国内的对日态度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仇日族，相比哈日族而言，他们富有血性及爱国情操。他们在媒体及网络上发表着慷慨激昂的反日文章、宣扬抵制日货，甚至于游行示威、砸日本大使馆。对于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予以肯定，可是，当他们在高喊着打倒日本、抵制日货时，却有没有想过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挨打呢？
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似乎缺乏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跟中国相比，日本则截然不同，中国曾经强盛时，日本以中国为师；当中国衰败时，日本则马上提出“脱亚入欧”，转而学习欧洲；二战之后，美国强盛起来，成为了世界的霸主，日本转而又向美国学习。日本今天的繁荣是和日本民族的虚心好学分不开的，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由盛至衰则是由于自大、封闭、保守所造成的。而正是这种对待先进事物态度上的差异，才造成两国目前的差距。所以，我们在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同时，同时也应当看到日本的长处和优点。我们在分析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原因时，就必定可以找出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大家应该明白：日本经济的繁荣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中国要想赶上日本，就必须要正视他们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并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实现。
要赶超日本，就必须要了解日本，为了让读者们对于日本这个岛国有更透彻的认识，我们的文章将从日本国的地理环境及大和民族的起源开始说起。
2、日本的国土及民族
日本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较特殊的民族，其民族性格和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别出一格，而这种特殊性都是和他们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他们生存的那片国土所分不开的。可以说，不了解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就无从真正地了解日本人。
在中国，许多人习惯称日本为“小日本”，这一称呼含有贬义和敌视。一方面是因为过去日本人的个子普遍比中国人要矮小，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土的面积和中国相比大小也过分悬殊。其实，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日本的国土并不算小。其国土面积达377727平方公里，比同样是岛国的英国还要大些。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数千个小岛组成，由东北到西南，依次弧形排列，面向亚非大陆，背靠太平洋，和中国、朝鲜只有一水之隔。
世界上的岛国有两种情况，一类是远离世界文明的中心，另一类是靠近文明中心，隔而不断。前一类发展受到限制，后一类则是受先进文明的影响而发展迅速，日本就属于后一类岛国，他们在靠近东方文明的中心中国。海洋与日本的命运紧密相连，海上的风暴和海啸，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少的灾难，但也正是这些灾难锻炼了日本人处变不惊、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海对日本人是如此重要，因此有人认为，日本文明是海洋文明。其实，日本原本和中国东南部大陆连接在一起，大约在距今一万余年左右，由于地壳变化引起海水上升而成为列岛。日本的海岸线曲折悠长，多海湾和半岛，自而形成了许多天然的良港，有利于航海业和渔业的发展。日本境内多山，地形复杂而富于变化，山地和丘陵占日本总面积的71%左右，山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日本处于太平洋沿岸的火山地震带上，地震十分频繁，全国平均每天发生有感地震四次左右，因此日本又有“地震国”之称。有历史记载的破坏性较大的地震，日本就发生过几百次。日本没有大河流，日本虽然河流很多，但受岛国和地势的影响，所有的河流都短小且水流湍急，极不利于航行，日本的航运交通主要都是依靠海路。
日本的平原很少，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5%--16%，大多数是冲击平原，分布在一些河川的下游和沿海地区。此外，还有河谷的几个山谷盆地。日本的平原面积均较小，最大的关东平原也只有一万六千平方公里。由于山多平地少，日本全国被分割成许多自成系统的地区。日本古代也曾小国林立，虽然后来虽统一，但各地仍有较强的独立性，这种情况是和日本支离破碎的地形特征也有一定关系的。日本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中国那样的绝对集权的完全一元化的皇权，也没有出现过中国那样大权独揽的皇帝。日本不仅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也较贫乏，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土狭小和资源贫乏的情况有着较清醒地认识，因此有着强烈向外发展的欲望。资源的贫乏在古代问题不大，但进入到工业时代，却成了发展的重大障碍。日本除了煤和锌有少量储存外，其它大部分工业原料几乎全部依靠从国外进口。日本的大型工厂大多都建立在滨海地区，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地从海外获得原料，并又将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
日本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狭小的国土以及贫乏的资源，使日本具有浓厚的岛国特性：与生据来的忧患心理、民族内部的团结、强烈的对外扩张意识；日本人既热衷向外学习、又有强列的排外思想，这一切都和日本岛国的自然环境有关。
日本民族的形成过程
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单一文化、统一民族的国家，目前日本有一亿三千万左右的人口，其中99%都是大和民族。在日本外来的移民很少，只有数十万朝鲜人和几万中国人，他们大都是来自曾被日本进行过殖民统治的朝鲜和中国台湾。日本是个拒绝移民的国家，这是因为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还有就是日本人所固有的排外情绪。
日本人有着他们本民族创始纪录的神话、自己民族形成的传说。根据神话的传说：日本列岛和日本人都是天神特别的创造。传说中，有被称为伊邪那歧、伊邪那美的男女两神，奉天神之命下凡，生下了支配这些岛屿与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八百万神。日本人就是这些神的后裔。日本人非常崇拜太阳神，并崇拜太阳神的子孙、即以太阳作为先祖的天皇。把天皇当作神，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影响大和民族。日本人把日本说成神国，把大和民族说成是神的后裔，其实只是日本人的一种自我美化，是对自己种族起源的一种美妙想象。当然，神话并不能说明日本民族的起源。关于日本人的起源，至今还是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有“人种更替说”、“混血说”、“和演变说”等不同观点。不过，不管是那一说，日本人是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却是大家公认的。最早的是日本人是“蒙古利亚人”，他们形成了所谓的“原日本人”，也就是旧时石代的日本人。
在冰河时期，海面较低，大陆和日本之间并不像后来这样被海洋分开，而是有陆桥连在一起，这些“原日本人”就是在冰河时期从中国大陆东南部移居到冲绳岛和日本的四国、九州岛的。随后，从一万年到公元前三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这一时期内，由于冰河期的结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和大陆被海洋分开，两地交流困难，移居到日本的外来人很少。因此虽然经过了漫长的一万来年，但由于遗传基因的单一，日本人的体型特点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到公元前三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亚洲大陆的移民又开始进入日本。这股移民潮历时近千年，人数可能有几十万至上百万。这些新移民的体质结构和绳纹人比较，有着身材高、脸形长的特点，更是接近于现代的日本人。他们不是来自大陆的东南部，而是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于“新蒙古利亚人种”。这些新移民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而后向东扩散，直至本州岛地区。
在移居和扩散过程中，他们逐渐和原居民绳纹人的后裔混血，成为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2世纪―3世纪）的主要居民。弥生时代之后，大陆移民仍不断地进入日本，并和原居民混血，其结果是绳纹人的影响愈来愈小。可以说，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日本人也不是单一的纯正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混血而成的“混合民族”。说到纯正，绳纹人的直系后裔阿伊努族显然更“纯正”，他们在历史上也曾经一度是日本列岛的主宰，占据过日本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但结果他们却逐渐被混合血统的日本人所征服和同化。不过，日本民族的混合，与有些民族暴力和血腥的混合不一样，相对而言，是缓慢而平和的。它没有出现过欧亚大陆上，特别是欧洲常常发生的那种灾难性的大规模移民潮。同时，外来的移民，也由于海洋的隔绝，断了和故乡的联系，很少有回流的。他们只能把日本当作他们的故乡，和当地人一起生活，最后成为统一的日本民族。
在中国，不少人说日本人是当年秦始皇命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飘洋过海、东渡求仙丹到达日本岛之后在那繁衍生息而来。但这也只是中国的一个传说罢了，没有什么科学及考古的依据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日本人最早的见之于文字记载的称呼是倭人。《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的倭人就是指日本人，这称呼并没有轻视的意思，大约只是音译。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族，这里的“大”反映了日本人的自我夸张的心理，后来大日本的大也是这个意思。 “和”有亲和，中和、团结之意，日本人以“和族”自称，显示了日本人对和的崇尚和追求，反映了日本民族性格团结的特征。有人认为，“和”是日本国民性格基本及主导的一面，也是日本文明赖以统一的精神基础。但在现在看来，日本的“和”，更多突出的是内部的团结，并没有多少和平的意思在内。由于民族的单一，使日本人具有强烈的上下一致精神。日本没有中国那样的大规模动乱，日本的发展之所以常常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进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有上下统一的传统，日本人重集体，重和蔼，不突出个人。但必须要指出，日本的和只限于本民族内部，而真是因为过分强调本民族内部的“和”，才有了日本人特别地排外。
从日本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及其民族的特质，都是与他们生息地的地理及气候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中国广袤国土造就中华民族的博大、宽厚，那么日本的岛国特质则是其民族忧患意识及对外扩张意识的根本。
3、中国文化的传入
大化改新
日本是非常善于向世界学习先进文明的民族，也是世界上很善于把别国的东西拿来供自己使用的民族，同时，日本又是最善于保存自己特性和传统的民族。
文字是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日本古代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把日本早期的历史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乐浪郡等四郡后，中国的史籍开始记述日本。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日本的使者到东汉的首都洛阳朝贡，汉光武帝赐日本国王称号，授予一颗刻有“汉倭奴国王”五个大字的金印。日本国王欣然接受作为汉朝下属的“汉倭奴国王”称号，以后，日本使者往来不断，并经常向中国皇帝进贡奴隶。
公元四世纪，日本进入到大和时代。一个在本州中部奈良平原建立的大和国，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不久就征服了包括九州在内的许多地方。到公元五世纪，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大和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和国虽统一了日本，却不是像中国那样形成统一集权国家，大王的权力也没有中国皇帝那样大。大王承认分立于各地的诸小国和“王”依旧保有统治地位，而大王只在其上行使间接统治权。
当时日本学习和吸收汉文化的重要通道是朝鲜半岛，这里是日本列岛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早在公元四世纪日本的统一还没有完成时，大和政权就已经开始入侵朝鲜半岛，占领了南部的任那（今釜山、海州一带），并以那里为据点，不断向北方扩张。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不仅吸取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物质文化，也吸收了大量对日本人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这时没有文字记事的日本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记事，随后，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也传到日本。到公元六世纪，又经过朝鲜传进中国的儒学经典。到公元六世纪后期，日本的周边国家发生了变化。中国建立了统一的隋朝，新罗国也在朝鲜崛起，赶走了占领在那里的日本人。在这种形势之下，日本国内发生了反朝廷的豪族叛乱，大和政权的统治面临着空前危机。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和朝廷决定加快吸取大陆先进政体、文化的步伐。
公元593年，在日本历史上有圣人之称的圣德太子开始掌管朝政，他是一位中华先进文化及政体的崇拜者。他上台之后，最富创造性的工作就是对朝政的改革，这次改革被称为“推古朝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推崇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其中的“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用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来显示官吏位的高下，并规定爵位和晋升要按照个人功勋的大小来定。
圣德太子的改革适应了当时日本的豪族势力，强化了天皇的权力，据说，大王的称号被天皇称号所取代也是这一时期。改革使日本人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欲望和热情更大了，与中国的交往也随之加强。四十多年后，以中大兄皇子为首，发动宫廷政变并夺取了政权，进行了被称为“大化改新”的改革。这次改革确定了日本以后的走向，“大化改新”其实就是一场全面模仿中国唐朝的政治变革，改新的领导人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他们深受儒学的影响，拜留学唐朝的南渊靖安为师，学习“周孔之教”。大化改新其实就是延续以前引进和吸收中国文化的继续，只是更自觉、规模更大。自此，日本国形成一股引进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巨大潮流，冲击着也改变着日本社会，使日本很快就由一个落后地区进入到当时的先进国家之列。经过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旧貌换新颜，从氏姓社会进入到律令社会，按史学家的说法，就是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
日本人把天皇神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国的影响。天皇这一称号本身就源自中国，据日本学者考证，天皇是由中国道教的“天皇大帝”简化而来。日本人没有用“皇帝”而用“天皇”，可能是因为皇帝不能一身二任，皇帝只是人间的统治者，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性。日本最高统治者不仅是世俗领袖，也是宗教领袖，需要保持神秘性，因此，日本采用了更有神圣含义的天皇称号。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天命观神化并集权于天皇时，也引进了中国儒家的“仁政”和“德治”思想。要求天皇要“仁于民、行仁政”，“节用爱人”、“轻徭薄敛”。孔子对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也被原封不动地照搬。
日本没有中国那样频繁的改朝换代，因此，日本天皇也没有靠武力获取权力。日本天皇和中国皇帝一样是大一统的象征，但日本的天皇制有一种神化的概念，他在日本人心中的精神地位远远超过实际的权力统治地位，天皇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人的宗教和精神领袖。在历史上，无论发生什么政变，天皇的地位均没有被改变过。正是因为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无以伦比的崇高地位，才使得日本在后来的各种改革、各项大的国策包括发动侵略战争，都是自上而下地、有秩序地进行，并且执行得非常顺利。
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国民特别是日本的上层人士，兴起了一个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从而使日本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从法律条文到道德规范，从国家的管理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无不带上了华夏文明的烙印。
中国文化的全面传入
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步入文明时代的开始。日本人学会使用文字是比较晚，他们长期没有自己的文字。日本使用的文字是从借用汉字开始，然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日本的文字。在当时日本人的眼中，汉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汉字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汉字不只是汉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汉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有一定难度的中国字并没有妨碍日本文化的发展，而是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正是因为采用了汉字，日本人才能更方便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汉文化。
日本人使用汉字，除“训读”外，并创造了“假名”，也就是抛开汉字的间义，使汉字无意义化，只把汉字当作为无意义的音标文字。不过，日本人之所以用纯体汉字作表音来传达日语，是因为日本语是单音节结构，使用表音的汉字比较方便。日本文字、特别是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创造，对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片假名就不会有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贵族社会文艺的繁荣。以公元905年编选的《古今和歌集》为开端，用假名书写的文艺作品陆续问世。很快，日本人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跟随中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公元11世纪，产生了日本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至今仍令日本人引以为豪。
古代日本人非常重视教育，不过在古代这种重视教育是和学习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世纪，随着所谓的“唐风文化”发展到顶峰，大学寮也进入到全盛时期，大学寮的新址紧靠皇宫，规模远在各官衙之上。日本恒武天皇曾下诏：“王者以教学为先”。为实现他的王者事业，他又下令增加大学寮学生定员和扩大大学寮的财源。平城天皇和淳和天皇也下令督劝亲王和贵族子弟到大学寮学习儒家经史。在天皇的倡导和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儒学流行和大学寮、国学兴盛的局面。
儒学的教育和传播不仅有利于巩固天皇统治，也对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儒学道德观念及原则传入之前，日本人的道德观还很落后、很原始。他们在道德上的“恶”和法律上的“罪”尚未区分开，日本人虽不乏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但还没有“孝”这一道德观念，日语汉字“孝”也只有音读而没有训读，因为当时日语里要本就没有和“孝”相当的语言。“孝”这一从中国传入的道德观念，就这样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奉行，成了他们的行为规范。日本的家庭中父亲??家长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应当说是和中国传入的孝道分不开的，但日本的“孝”更多体现在等级制度中下级对于上级的尊重和服从。除“孝”之外，儒家的忠、信等道德观念也逐渐成为日本人公认的道德观念。显然，中国儒家的一些道德观念的引入，丰富了日本人的道德内容，提高了日本人的道德水准。
中国道教、佛教传入到日本
古代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也深受中国的影响。日本人最早的宗教信仰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这和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没有什么不同。后来这种信仰吸收了中国儒、释、道的一些教义和理论，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神道观念。神道或神道教思想不仅在古代深入人心，在今天，神道教的各种活动也仍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古神道有很深的中国道家痕迹。古代日本人把宇宙分为不同层次的三个世界，一个是诸神居住的“上天”，这是一个超越生死和时间的世界。第二个是上天之下的人间，是“天孙降临”的地方，包括陆地和海洋，其中神灵生出的“八大洲”就是日本人生息的地方。第三个世界是“地下”，也就是阴间，是恶鬼坠落之地。
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发扬光大于中国。中国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佛教十分兴盛，对于佛教的虔诚也影响了以中国为榜样的日本人。日本留学中国的人员中，有一部分就是专门来中国学佛法、取佛经的。从公元六世纪开始，日本便兴起了一股迷恋佛教的热潮。圣德太子在日本的佛教传播上起了跨时代的作用，圣德太子为民传播佛教，广建寺院。在太子的带动下，宫廷贵族也“竞造佛舍”，以致寺庙广布，成为弘扬、传播佛法的重要场所。在圣德太子的倡导下，一场兴隆佛、法、僧的活动，开始推向全国。公元742年，一些长期留学中国的僧侣痛感“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人”，因而盛情邀请中国扬州高僧鉴真赴日本传法。鉴真是律宗大师，虽年事已高，仍接受了邀请，决心去日本弘传律宗。他率弟子五次东渡扶桑都遭失败，吃尽了苦头，以致后来双目失明。但鉴真仍矢志不改，终于在公元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他的到来曾引起日本朝野轰动。鉴真不仅把佛教传到日本，还把中国的建筑、医药等知识带到了日本。
佛教的传播是在日本人对神的信仰中进行的。在日本人眼中，佛就是神。开始时，佛是异国的神，后来这异国的神逐渐变成日本人的神，成为日本的“镇护国家”、“降福消灾”的神。神佛融合，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可以既信佛，又信神，既是佛教信徒，又是神道信徒的原因。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反映了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一些特点及吸取的方式，开始是全盘照搬，然后逐渐消化并改造成本民族的东西。这种学习外来文化的方式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日本。
4、武士、武士道及幕府
特殊的武士阶层
日本在学习中国时也是有选择性的，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没有学，并且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创造出许多与中国不同的东西。古代日本有两种人最能体现日本的特点：艺妓和武士。艺妓不是一般的出卖姿色和肉体的妓女，而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艺人，是艺人和妓女的结合。武士则不同，他们曾是日本社会的主宰者。他们不只是武艺超群、以武为业的职业军人集团，在日本他们还是道德的维护者，甚至可说是道德的典范。
日本的武士制度和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两个国家在古代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区别，造成了两国后来不同的命运。中国古代也有武士，春秋战国时期的专诸和荆轲就是这样的武士。士为知己者死，他们都是为了效忠主人而死，这种精神也正是日本武士所推崇的精神。中国没有职业军人集团，士兵只不过是服兵役的农民。中国在古代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的武士阶层，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因为“侠以武犯禁”而对侠客进行打击，以武为业的侠客在汉代时就衰落了。而日本和中国情况不同，日本古代从来没有实行中国的兵役制，这因为日本是岛国，有大海作屏障，不需要太多的职业军人的缘故。开始时打仗是贵族的事，后来则成了武士的专职。他们刀不离身，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准备为主人作战，也意味着他们有随时动武，甚至杀人的权利。
日本武士的领袖，都是贵族出身，一般的武士都被称为“侍”。侍是源于“侍候人”一词，可见他们开始时地位并不高，无法和贵族相提并论。他们最初是侍候贵族的警卫，但是随着武士集团的壮大，武士成为日本社会非常具有活力的阶层、成为日本社会前进的推动者。日本的武士大都出自地方上的富裕农民，即名主，由于日本人非常看重世袭的权力，武士大都拥戴贵族出身的名门武将作靠山及领袖。日本武士在政治舞台上长期扮演主角，他们并不是像西方封建时代的骑士和剑客那样轻视文化修养，他们在文化上大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不仅能写一手好字，也能写出像样的诗歌。这是因为，西方封建社会的贵族完全是靠骑士打天下，骑士只是战斗的工具；而日本人的武士虽也以武为业，但他们服务于贵族，受贵族的影响也变得斯文起来。
武士在日本人眼里，并不仅仅是武夫，他们的道德行为规范，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被奉为学习的榜样。武士从一开始就有很浓的文化气氛和伦理色彩，他们必须遵守“武者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等严格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后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武士道”思想观念。
“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及幕府政体的出现
武士道思想来源于日本神道、佛教和儒学。武士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忠””，武士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作为一个武士，必须对主君忠，对长辈孝。“忠”是从中国儒家引进的概念，但是，儒家的“仁”日本武士却没有学，这也就是后来日本军人为什么残忍无比的原因之一。在发生战争时，主君往往先给属下的武士奖赏，然后再要求属下武士效忠，奋力作战。这样的主从关系并不像中国的君臣关系，倒有点像西方的领主和附庸的关系，一种契约性关系。除儒学之外，影响武士道德观念的还有神道和佛教。武士的主要精神支柱是佛教的禅宗。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派别，十二世纪传入日本后，得到武士阶层的支持和欢迎，赢得了许多信徒，对日本人、特别是对武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武士是不尊重生命的，只要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杀人。佛教禅宗后来成了许多武士的精神支柱，因为按佛教禅宗的教意，人的生死是可以轮回的，人死后只不过又到别的地方投胎转世去了，这也正是武士道精神轻视生命的原因所在。
日本的政治体制在大化改新时，模仿中国唐朝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但是这个中央政府，并没有中国朝廷那样大的权力，地方势力仍然很大，官吏因大都是世袭，朝廷也并末完全控制人事权。天皇虽被神化，中央的权力仍不时旁落，出现了所谓摄关政治和院政，皇权虚悬。摄关政治是外戚掌权；院政是退位的天皇及上皇或出家为法皇的身份掌权，也就是天皇的父亲或祖父掌权。在日本退位的天皇可以拥有比在位天皇更大的权力，因此有些天皇退位让儿子即位，自己做上皇或法皇，以便掌握更大和更不受限制的权力。武士兴起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幕府，第一个幕府政体是公元1185年建立的镰仓幕府。幕府是日本特有的一种统治机构，形式上，幕府不过是天皇所任命的将军住所，也就是将军府，但实际上，幕府则是国家行政大权的实际掌控者。在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能以将军之名行统治全国之实？日本人可没有这种观念，幕府成了以大将军为核心的武士政权，它不同于过去以天皇为核心的贵族政权。
到了江户时代，武士的社会机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户幕府实行“兵农分离”及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武士属于最高等级的“士”阶层，他们大都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靠俸禄生活。武士成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死心塌地的忠君卖命，这非常适应幕府巩固统治和发动对外战争的需要，对日本的文明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有战争血腥的武士道精神在江户时代不仅成了武士的行为准则，也成了全民必须仿效和遵守的道德规范，日本统治者后来也正是以这种武士道精神不断驱使日本国民参加对外侵略战争。
古代中日两国间的军事冲突
十三世纪后半叶，日本遭到蒙古大军的两次入侵。蒙古人于十三世纪初兴起，铁骑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和讨伐，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多次要求日本朝贡，遭到当时执权的北条时宗拒绝。因此，元军在公元1274年大举入侵，在九州北部登陆，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军队入侵。面对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日本武士为保卫国土进行了拼死的抵抗，迫使元军撤退到船上。随后，元军船只遭到暴风雨的袭击而损失惨重，只好撤兵。七年后元军再次入侵，结果元军又因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损失巨大，不得不再次撤退。两次蒙古人的入侵都因暴风雨的袭击而失败，日本人因此认为导致蒙古人失败的暴风雨是“神风”，日本得到神的庇护。在反击元军的入侵中，武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却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因为蒙古人是外敌，在日本没有土地，幕府无法像在内战中那样把没收敌人的土地恩赐给这些武士。
从十五世纪起，日本国内动乱不止，这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一些在国内破产的领主、武士、浪人和商人成群结伙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侵犯和骚扰，抢劫中国商船，掠夺中国居民的财产，中国人称这些日本海盗为“倭寇”。开始时由于正值明朝初年，中国国力强盛，海防严密，倭寇的侵扰还未造成大害。但随着明朝后来的腐败，海防逐渐废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他们屠杀人民，烧毁房屋，造成“积骸如山，流血成川”的惨象。倭寇的侵扰再加上中国沿海的一些不法商人、地方豪富的参与，为害更甚。倭寇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极大愤恨。后在戚继光、俞大酋等抗寇名将地领导下，最终彻底消灭了为害中国近一百年的倭寇。
在中国军民抗倭之际，日本国内也发生很大变化。动乱逐渐被消除，国家又恢复了统一，并诞生了一位日本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极具侵略性的野心家，他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精神偶像之一。丰臣秀吉出身贫寒，是农民的儿子，最初连姓氏也没有，1585年才由朝廷赐姓秀吉。丰臣秀吉继承了战国大名职田信长的遗愿，以大阪为中心，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到1590年，征服了所有敌对的大名，结束了战国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日本国内的统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禁止倭寇等无政府、无组织的海盗行为，并鼓励海外贸易。丰臣秀吉是个野心极大的扩张主义者，梦想征服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的脑海里其实就是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1592年丰臣秀吉率大军入侵朝鲜，朝鲜举国抵抗，明朝也派兵相助，日本军队战败撤回。这次侵朝战争持续了七年，给朝鲜造成了巨大伤害，同时也加重了日本国民的负担，秀吉政权因此而垮台。战争暴露了日本统治者向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期间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要求明朝投降并割让朝鲜，这充分表露了日本武士阶层狂妄自大的本性。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后来日本敢于悍然发动甲午战争和偷袭珍珠港也就不足为怪了。
封闭而稳定的德川幕府时期
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儿子只有五岁，因而日本朝野立即又引发了一场争权的斗争。1600年，职田信长的另一个部将、最为富有的大名德川家康在关原的一场大战中，打败了另外四十个大名的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他的幕府，开始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幕府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将军手中。将军之下，最高的官职是“大老”，但没有常设，日常行政通常由“老中”掌管。“老中”在将军年幼或体弱多病时才成为实际的执政者，一般情况下，他只起辅佐作用。
幕府统治的基础是农民，将军、大名等封建领主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从收成中征收一半为年贡。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在农村实行“五人组”制度，（一种五户为一组的连环保制度），强迫农民互相监督，如有一户逃税或有其他不法行为，全组连带受罚。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不同于中国，不同的是它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所有的人都被纳为武士、农民、手工业和商人四个等级中，他们的身份一般世袭不变。不同等级的人不能通婚，甚至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一系列严格的规定，造就了日本人守秩序、守规矩的特性。
政治的稳定，使日本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十七世纪的日本，生产水平不低于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大城市。江户成了拥有百万人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部的商业中心大阪和京都也有几十万人口，日本的总人口在十七世纪增加到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至十七世纪中叶，日本模仿清朝的“禁海令”也正式颁布了“锁国令”。禁止对外贸易，赶走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也不许回国，只有中国和荷兰两国商人可以在长崎这个唯一指定的口岸进行贸易。尽管如此，这个政权在日本仍维持了两个世纪的和平，保持了国内的稳定。由于幕府实行的锁国政策，日本主要从荷兰人那里接触西方文化，因此日本人把西方文化称为“兰学”。从十八世纪开始，在学习中国的儒学之外，又形成了学习“兰学”的热潮。“兰学”兴起说明日本人开始从学习中国转向学习西方，日本人这种对先进事物的敏感和学习正是日本在后来赶上中国的原因之一。
德川幕府政府实行的锁国政策，并不能阻挡西方列强潮水般的入侵，幕府政府最后也由于无法解决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无法应付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垮台。
小结：古代日本无论是在文字、宗教、艺术以及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深深烙下中华文明的痕迹。古代中国传输文明到日本是无私的，这也正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古代日本作为一个处于文明边缘的岛国，积极地学习中华文明使其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本民族的先进性。或许是受中国的影响太久的缘故，当中国逐渐被西方工业文明赶超的时候，日本也跟着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