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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的摩擦在中日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1972年9月25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下午，与中方主要官员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麻烦了”，为此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在整个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等，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以致毛泽东主席1972年9月27日在会见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参加复交谈判的代表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吵架吵完了吗？”?30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而成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当年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最初“争吵”的那个问题──历史问题。那么，当前中日历史问题有哪些基本的和新的特征呢？?

第一，对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对朝鲜、台湾等的殖民统治进行否认甚至美化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治家。日本的主流政治家（例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尽管在对整个二战的看法上，持有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识很不相同的看法，但承认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对朝鲜实行了殖民统治。中曾根的历史认识在日本政治家中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随着日本政治家的新老交替，所谓“新生代政治家”走上日本政治舞台。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咎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新生代政治家对侵略战争历史更缺乏负咎感和责任感，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吃惊，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

第二，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尽管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而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没有亲身感受。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过去事情”的情绪，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年轻人中间则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要算帐找爷爷去，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日益发展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第三，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说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把历史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应该说是有进步的，特别是村山富市首相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合格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不过，近年来小泉首相固执地一再参拜靖国神社，被国际社会理解为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一种“行动表态”、“以行动谈历史（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口头表态”与“行动表态”的分裂。?

第五，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已经做成了“夹生饭”，很难再重新煮成像样的熟饭。其原因是：

1、分别是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场与日本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反差太大；

2、二战后美国对德国实行直接统治，德国国内政治彻底翻了个儿，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致使战后日本的政权不但没有转到在战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让岸信介这样的战犯也当上了首相。总之，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使战后日本失去了正确历史观的健康的发育成长的机会。现在人们期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达到和德国一样，这看来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改写战后初期那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可能倒过来重写的。

第六，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形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两年来三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三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作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敢于说‘不’”、“敢作敢为”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政治风格。总之，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迫使我们不能不去重新认识“当今管理着日本的是一批怎样的人物”，“当今支配着日本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思潮”，认真思考如何跟新一代日本政治家和新一代日本国民打交道的策略和方法。?当前，我们处理对日历史问题，十分需要学习周总理在复交谈判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言行非常令人气愤，我们进行回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不上日本右翼的圈套，因为每当中日关系有所发展，日本右翼就会跳出来制造事端和麻烦以阻止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如果我们不注意斗争方法，不注意团结广大的日本人民，就难免导致整个中日关系被日本少数右翼牵着鼻子走的局面。我们必须识破日本右翼不断选择关键时候力图破坏中日关系的阴谋。最近，中国外交部对又一次选择时机发出反华狂言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指出：“发展中日睦邻友好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破坏中日友好的企图都是不得人心的，更不会得逞。”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日外交政策的成熟、自信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