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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走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考。最近有一些学者针对国内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对日外交的“新思维”，其中两个重要观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是“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二是为了国家大战略的利益，我们可以搁置历史问题。这两点都牵涉到中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即历史问题，那么，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历史问题究竟能否搁置？?

历史问题的内涵。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同亚洲受害国之间的战争并未因战争结束而达成真正和解。东京审判以及其后在旧金山缔结的“和约”，与其说是受害国正义的申张，还不如说是在冷战思维下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相互较量与妥协的产物。战后亚洲受害国在如何处置日本问题上，实质上并无多少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它们所取得的“胜利”在冷战格局下显得相当残缺而不完整。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体制瓦解后，受害各国日益高涨的民权突破了国际政治的制约，加害国与受害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一下子凸现于各国民众面前，并进而成为加害国与受害国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障碍。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表面上来看是日本对中国的道歉问题，但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事实层面。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残暴罪行，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和一些右翼学者却一直在试图掩盖、歪曲和否认这些历史事实，诸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细菌研制与细菌作战、战时劳工、文物掠夺、无差别轰炸、战时军票等。在我们认为是铁证的历史事实面前，他们却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诬称慰安妇是妇女自愿的商业行为，而中国的钓鱼岛则成了日本国的“尖阁列岛”。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层面，中日之间却未能达成基本共识。

二是战争认识层面。20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侵略与奴役，但是，日本一些政要和学者却将“侵略”美化为“圣战”，“侵略亚洲”美化为“解放亚洲”，“奴役中国”则美化为帮助“开发中国”。作为战争受害国的中国根本无法接受日本对这场中日战争的定性。

三是战争责任层面。东京审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追究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日本利用战后冷战格局和中国海峡两岸的矛盾，规避了许多应尽的战争责任，中国放弃了日本进行国家赔偿的要求，中国无辜受害民众至今也没有得到日本的战争赔偿。自中日建交之后，日本虽然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援，但此点却成了日本对中国施压的政治资本。而对于中国受害民众而言，公理与正义一直未能得到申张。?

对照上述三点，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本质来看，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出日本道歉问题已解决的结论。?

历史问题与现实相通。

近几年来，由于研究课题的关系，我有机会经常同战争受害者接触，倾听他们的呼声。我最大的感受是中日战争虽早已结束，但是半个世纪前的战争创伤对于受害者而言却是现实生活中难以痊愈的伤痛。笔者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家住南京头条巷的张秀红老人在其丈夫去世之后，经过多次犹豫还是第一次向笔者讲述了她12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而被迫遭受3名日本兵轮奸的痛苦经历；张玉英老人尽管现处于精神分裂期，但她却能清晰地讲述她的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剧；在常志强老人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的痛是，她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但在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乳房旁边伤口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亲则被日军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远处的墙角……幸存者记忆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日军的残暴与恐怖，使幸存者终身难忘的还有大屠杀之后生存下来的痛苦经历与一种无望的期盼。杜秀英老人在其8岁时，在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强奸，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恶梦般的阴影，三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在大屠杀中，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作为大屠杀的孤儿，他们都有自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存经历。在采访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例，是笔者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她还在期盼被日本兵抓去的丈夫回来，我们无法想像她是如何熬过2万多个苦难的日日夜夜的。?

对于凡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而言，半个世纪前的战争显然不是已经逝去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腿部伤疤上的黑脓还在流淌，日军原慰安妇的躯体与心灵仍在遭受痛苦煎熬，侥幸生存下来的战时劳工带着满身伤痛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除了要面对战争创伤的痛苦煎熬外，让战争受害者最不能接受的残酷现实，是从日本仍继续不断传来否定侵略历史事实的谎言和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祭扫战争罪犯的活动。对于年老体弱多病的受害者而言，这段苦难的历史如何才能成为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直接经历战争的老人已越来越少，但是，战争创伤的记忆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它绝不可能嘎然中断，战后出生而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也同样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记忆。对于中国人而言，半个世纪前的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在没有得到抚平之前，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很难随意翻过的。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我们不能搁置，不应搁置，事实上谁也搁置不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直面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中最大的障碍。避免中日关系恶化、追求中日永久和平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是，目前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不在中国一方，战争期间中国是受害国，日本是加害国，日本现在不承认历史事实、歪曲战争性质、逃避战争责任是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何调整中日关系，日本方面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些学者从大战略的角度，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前提，提出搁置历史问题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这一建议表面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认为任何“外交革命”的新思维都不能违背下面三个原则。

首先，国家利益的获取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不能放弃，也决不应成为政治家进行交易的筹码，回避和放弃正义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形象。我们决不能以吸引日资发展经济为由而抹杀日本侵略过中国的历史事实，坚持正义和公理是我们立国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

其次，国家利益的获取不能以牺牲中国受害者的权利为代价。在二战期间，由于中国国力贫弱，民众的人权遭到日军肆意残暴无情的伤害，但是十分可悲的是，今天日本政府仍然不肯正视细菌战、性暴力和战时强制劳动等战争受害者的权利，甚至诬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历史证人。面对日益右倾的日本社会，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让这种悲剧继续上演。我们有责任有理由敦促日本政府正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而决不能为了讨好日本而再次伤害受害者的权利。

再次，国家利益的获得不能以打击国内外特别是日本左翼人士追求历史真相、促进中日友好的热情为代价。搁置历史问题的新思维从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日本右派的需要，严重打击了日本国内为了追求历史真相、促进中日友好和平人士的热情，从根本上彻底动摇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确实相当复杂，但正义和公理催使我们必须客观面对它。我们强调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并不是要利用历史问题来获取什么经济利益。事实上，再多的经济赔偿对于年老的幸存者而言已失去任何实际价值，它无论如何也无法换回受害者的健康和幸福，他们期待的仅仅是日本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坚持正义和平人士的努力下，两国政治家能从更长远的利益出发，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