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 平(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与处理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也自然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

对于两者关系的分析，有国际战略的策略角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角度的不同层面的观察。不过，无论从哪一层面看，历史认识问题似乎都是不能回避与搁置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在现阶段就是在促进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积极地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中日关系是很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不应让某些尚未解决的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我们的国际战略的确立。不过，回想自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１９７８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关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甚至中日间的经济贸易始终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互相依赖的程度，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其实不都是超越了历史认识的分歧而实现的吗?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当然首先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其他，对国际战略中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当然也基于国家利益这一原则。历史上的敌人不一定在现实中依然敌对，历史上的朋友在现实中也可能具有威胁。?

而在国际战略的确立过程中，又不可能不考虑历史因素和历史经验。就中日关系来说，历史上就有“联日”与“拒日”主张的争论与策略的演变。战争的历史固然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上了句号。但是，战后近６０年来，历史认识问题为什么一直横亘在两国关系中间，人们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而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表现的，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对这一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即借鉴历史的经验，正是确立科学的国际战略方针必不可少的一环。事实上，目前在日本社会发生的许多问题，如“有事法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谋求“正常国家”的问题等，都与历史问题有密切联系，至少是与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有密切联系的。这些问题不能说对中日关系没有影响。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不认识和理解其中的复杂性，是难以建立起科学正确的国际战略的。?

至于谈到中日民间的历史认识的分歧，确实是对两国关系很有影响的问题。情绪化的民族意识在两国都有表现（不过，那些所谓“民意测验”的科学性还是值得怀疑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结合，利用民众的情绪推动政治的右倾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认识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本来就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回避和搁置的，何况还有发生在对方国家的事情，更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所能左右的。如果说从国家的角度确立国际关系的原则是现实主义的话，那么，从民间的层面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更需要的是确立正确的理想与目标。而我们在这一方面应当有所作为，不应也不能回避和搁置。?

通过我们多年来对两国民众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研究，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民众层面的对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以及历史观三级领域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目前，两国人口的６０％以上没有经历过战争，而历史教育的缺陷又加剧了历史认识的偏差。所以，双方的民众对战争历史的认识的“语境”是很不相同的。导致这一“语境”差异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能由民众自身来承担。有些人，也包括有的媒体把注意力集中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动向，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的历史观，可是忽略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民间，或者干脆将其与右翼视为一体，这是需要调整的偏向。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改变右翼势力的历史观上，重要的是民众之间的历史事实的相互介绍，历史记忆的相互交流和历史观的相互影响。或者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重要的是同日本右翼势力争取民众，而不仅是对右翼历史观的批判。?

对于日本的社会力量的分析，不是用“左”和“右”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的，不可忽视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力量。对日本战后发展曾起了重要影响的和平主义思想也植根于这一中间层中。当然，他们一般来说是站在战争被害的立场上理解与反对战争的。由于这一点很难为中国的民众所接受，所以同样的对和平的向往却难以合成统一的力量。不过，客观地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而不是故意回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部分市民团体开始为认识日本的“加害”责任而努力，这也是事实。问题是能不能给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创造相互理解与交流的机会？这一情况应当引起两国政治家、学者与有识之士的关心与思考。争取了多数，少数自然就孤立了。?

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们近年来致力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而且同日本方面的历史学者共同进行着积极的已经有了成效的工作。在日本社会中，也有许多在认真思考侵略战争责任的个人和团体，也有站在人权的立场上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予以支持的市民运动，这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觉醒。在这样的努力面前，我们如何能主动提出回避和搁置历史问题？?

对于能否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情况的确有许多模糊认识与误解。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好感”与“恶感”不足以成为我们确立科学的理性认识的基本条件。我们强调的２１世纪国际关系中的相互理解，是指在充分了解对方基础上的深层的理解。尽管创造相互理解与交流的环境需要时间与条件，但是唯有这样才能有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需要对我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偏差多一些引导，少一些指责；对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偏差，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急躁，大家都来做踏踏实实和扎扎实实的促进工作，民众的有分歧的历史认识是会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