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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非常特殊而极具敏感性的一个问题。因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直至1945年，在这70多年里，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者，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空前的民族灾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可谓史无前例。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历史。1972年中日建交，两国本应以此为契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翻过这一页不愉快的历史，开创中日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但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频频制造事端，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要，言不由衷，令人愤慨，至使中日关系摩擦不断，前景堪忧。战后日本，在美国庇护下，保存了天皇体制，大批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军国主义思想未受到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为日后军国主义复辟势力重新滋生蔓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政治理念的斗争：一种是对战争进行反思，揭露和批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的罪行；一种是极力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拒绝反省、谢罪。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后一种右倾翻案思潮，却呈愈演愈烈之势，时至今日，已逐步成为当今日本社会可以左右舆论的主流意识。其特点是：由前期民族主义小团体的宣传鼓噪，进而发展成为有右翼政客参加，经济界提供活动经费，知识文化界有人参与撰文著书制造舆论，新闻报刊渲染炒作。加上可以左右日本政坛的右翼政党团体的支持，包括一些现任和前任的首相、内阁大臣以及众多的国会议员参与其中，公开亮相表态，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口出狂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其影响与能量，远远超过右翼小团体街头闹剧式的鼓噪。战前日本国民从小就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深受其毒害；战后旧的思想意识，仍在左右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极易接受右翼势力所散播的谬论，成为其支持者，并深深地影响着战后新生代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日本右翼势力深知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同与支持的重要性，故而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修改历史教科书，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1995年遂有一些教授、学者出面组织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声称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骇人听闻的黑暗史观、反日史观”，“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重新认识历史”；同年底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转引自［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译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1页。开展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2001年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否认战争罪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

1995年以后，日本的防卫战略方针开始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1996年4月17日，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联合宣言》，1997年9月23日，日美又根据《宣言》共同制订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取代1978年以苏联为假想敌国的“防卫合作指针”。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曾毫不讳言地指明，“新指针”防卫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和南洋群岛。这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日美军事同盟。嗣后又有《周边事态法》的出笼。近年来日美间举行的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联合军事演习，干预和介入台海局势已成为日美合作的主要内容。日本的政府要员曾公开表示：台湾海峡是日本安全与繁荣的重要地区，日本“必须予以充分关注”。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日本却公然视台海地区为日本利益范围，妄图阻挠台湾回归祖国。这与日本帝国主义视中国东三省为日本“享有特殊利益”地区，并于1928年以军事干预相威胁，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进入东北，有何本质区别??

最近日本众、参两院分别于5月15日与6月6日通过所谓“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有事三法案”规定了在“紧急事态”下，政府应对方针的手续和在自卫队运用方面的特别措施。也就是说日本内阁首相据上述法案，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大权独揽，动用战争手段。?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针对中国扩张军备的种种举措，岂能掉以轻心?在“历史问题”上任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如若充耳不闻，漠然置之，那我们的民族尊严何在!国人将何以面对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英烈?何以告慰当年惨遭日军屠戮的千百万死难同胞?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正是为了维护中日友好，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穿新鞋，走老路”，重温昔日军国主义帝国的“光荣与骄傲”(见1995年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活动方针”)。?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历来强调：日本要正确地对待历史问题，要以史为鉴，并认为这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江泽民早在1995年12月19日在会见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时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持发展这一主流，同时对待错误观点要予以遏制。”(199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2002年8月28日江泽民在会见日共中央主席不破哲三时再次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严肃对待，正确处理。”(2002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今年4月初，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华，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中日关系中的上述原则立场。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理性决策，它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理所当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近日笔者读到在一刊物上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另一篇是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同上刊，2003年第3期)。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与道歉问题已经解决，“撇开”中日争端的历史问题发展中日关系为当务之急。按《外交革命》一文所说：“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暂时接受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无力改变的现状……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的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至推进，便可以获得‘正资产’。”笔者认为上述的“新思维”和“外交革命”所推导出的对日外交设想，有失片面。其理由是：一，两篇文章作者的“创新”思维，对近百年中日间这段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轻看和忽视了中国人民视为发展中日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二，当今日本右翼势力所尊奉的“皇国史观”和思维方式，是其前辈军国主义者衣钵的继续与发展，大和民族至高无上、蔑视中国的心态，并没有多少改变，也没有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大国的地位，又促使其狭隘的民族心理膨胀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只要日本右翼势力当权，中国对日外交的宽容与妥协，未必能获得长久的中日友好，中日关系的现状，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三，“撇开”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这个“障碍”，委曲求全地去博取日本“民心”，可能会获取经济上的暂时利益，但所失掉的却是民族尊严和民心，因为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外交革命”。上个世纪30的代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为殷鉴。当然理由不仅仅只是这些，但即使就此权衡，两者孰轻孰重，不说自明。因此说：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不容“撇开”和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