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虽然是在战场上进行的，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所以，在战争中，没有一块土地、一个人民能幸免于战火的荼毒。他们的际遇甚至比战场上更为凄楚、残酷！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十四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充份纪录了当时的情境，在离家中，江陵写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这是九一八之后，风行全国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通俗歌谣。

由于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正陷于“安内”“攘外”，先后的纷争与矛盾之中，这些对单纯的老百姓而言，有如坠入五里雾中。他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只是无助与仿徨了，这种情形直到1937年七七之后，才有了显著的改变。虽然他们同样跋山涉水，同样背井离乡，但却有了共同一致的目标，到大后方去。因此在心态上他们已不再是流浪，不再是逃亡，而是一种凝聚。这种凝聚，虽然是在敌人炮口之下形成的，却也造成了数千年来民族史上第一次族群的大融合。

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七七之后从全国各地先后涌向大西南，川、滇、黔三个省份的外地人多达一千万人以上。他们有的是来自关外的城可以说万里迢迢，在交通运输设备十分落后的当年，大部份人都只能靠两条腿和一份坚忍不拔的意志，一步又一步走向几乎遥不可及的目的地。大致来说，向西南迁徙的路线有三条,以长江来界分,江以北和江以南多取道陆路,但大部份还是靠水路溯长江逆流西上的.先说陆路,北方来的大致是沿陇海路,过西安到了宝?左拐南下,走川陕大道越大散岭入川,南路比较复杂,民国27年6月以前,还可以汇入长江行船上行。武汉沦敌后,就只能切过赣南、桂北，跨过粤汉路朝西入贵州，在贵阳右转北上，经遵义这条线到四川了。

水路是以长江为主的，但这条水道到了宜昌，江面变狭小了，而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招商局的大船过不去，必需靠四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用小火轮来接驳。卢作孚在杨森任四川省主席时代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转营航运，抗战初兴他将所有船只46艘，悉数投入抢运军公物资的工作，对政府当时西迁具直接贡献。

后来民生公司又赶造了一批5、60吨的白木船，以人力与风力逆流而上，从宜昌到重庆有1000多华里路，沿途险滩不下70多处，单是一个巫峡就长达80华里，滩水落差约在2公尺左右。一条船要雇200个纤夫来拉，1小时只能前进2丈地，其艰苦的情状是很难言喻的。其实对陆路而言，北入四川也非易事，李白写的蜀道难讲的正是这条路。韩愈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也指这里。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政府已决定西迁，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基地，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南京启节登永丰轮西上，花了十天的时间抵达重庆。据记载当时有十余万人在码头上欢迎他，从此重庆便成为战时的陪都和万民骛趋的精神标的。

也许您还记得抗战初期，我们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日作战策略，我们在淞沪抛头颅，在台儿庄洒热血，为的都是争取时间，那么换来时间作什么呢？总的来说，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抢着把沿海，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厂、机器设备运到后方去，以为大西南发展军需

民生工业的种子，这个担子落在当时资源委员会的肩膀上，而居功厥伟的，则为负责与工业界联络的林继庸和上海的一些爱国商人们。

上海本是个龙蛇杂处，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办厂目的只是为了赚钞票，说服他们远离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扛着大机器到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另起炉灶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工作，林继庸几经奔走，蹉跎了不少时间等第一批工厂拆迁的时候，已届8月中旬沪战正式开打了。因此这些商家等于是在炮火中抢运的，当时有人搬着搬着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就此一命呜呼，后面的人只是“嗳唷”一声，便接着扛起溅满了鲜血的机器，继续往前走。如此景象，就如同战场上作战一样，娇生惯养的大老板?不以此为苦，他们抹一抹脸上的油灰，只是彼此笑笑，相期武汉再见。

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克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当年的西南联大可以说造就人才无数，李政道、杨振宁，只因诺贝尔扬名天下而已。

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最可怜的莫过一般老百姓了，他们只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但却不知道大后方在哪里，只是跟着一大群人餐风宿露，一天又一天的走着。

中国抗战过程里面，中国人民承受的这种苦难之深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之深重，同时这个里面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也是前所未有的千千万万的士农工商，不愿做亡国顺民的人。从白山黑水，从长城内外，从江浙平原 从珠江三角洲

1940民国29年宜昌沦敌后，军委会在这里新辟了第六战区，以拱卫首都的大门，重庆的玄关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尽头，再往里走便是三峡天险了。民国30年3月日军曾企图溯江叩关但被我国江防部据险击溃。日本陆海军头一次尝到了，中国西南高山峻岭险恶地形的苦头，此不敢轻易造次。四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对俄国人来讲，至少减轻了后顾之忧，因此对中国的军援也不那么积极了。话说我国空军，在武汉一役之后，几乎已是无机可乘的停顿状态，在这一段时间里，只有靠苏联的援助，弄到一百多架性能远不如日本零式的战斗机支撑困局。苏联一撒手，连这些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从1939民国28年开始，中国便陷入天空开放，无以设防的危局。日本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展开了他们继速战速决，以战逼和以及内部分化后的第四套策略－－滥炸攻势，企图以此瓦解中国军心。

民国28年，日机对我川、黔、甘、滇腹地各省乡进行密集轰炸，单以这一年来统计，日机空袭的次数即达2千600余次，出动飞机1万4千余架次，投弹6万枚。我国各地平民被炸死的达2万8千余人，伤3万1千余人，全毁房屋有13万8千余幢之多。可谓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其中尤以重庆被炸得最惨。

民国28年11月2日，日本人恼羞成怒，竟然猛炸委员长位于浙江溪口的故里，这里既无工厂矿山，也非战略要地，只是个宁静秀美的山乡小镇而已，但是当天在山崩地裂的轰炸之下

委员长长公子经国的生母毛夫人被活活炸死，教授经国夫人蒋方良华语的黄姓老师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溪口镇一瞬间竟成了废墟。

在战时凡是住过重庆的人都难忘记民国28年5.3和5.4这两个惊心动魄的日子，那种经验是非过来人所能想象的。

尽管空袭已成为战时后方老百姓的最大灾难，但它?不能动摇重庆抗战到底的决心。29年春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企图将重庆贬为地方政府。5月纠众进袭枣阳宜昌，6月重庆的大门宜昌陷落，7月英国人凛于日本淫威，封锁了滇缅公路。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陪都一制始于周室，当时以镐为京，洛邑为东都，也就是国都之外另立一都的意思。为了报复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日本飞机这一年更变本加厉对重庆展开了疲劳轰炸。疲劳轰炸是战时待过重庆的人毕生难忘的痛苦经验，但是它也具体的呈现了无形的重庆精神。

虽然现在重庆等于是被后面缀上了大轰炸3个字，一块被变成一个专有这样的名词，看得出来这个城市曾经经历过，就是历史赋予她的一场无与伦比的一个灾难。可是好象也正因为是样一场灾难，给了重庆一种精神。有人讲因为这个重庆大轰炸，或者说因为当时她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这个使命，她经历的这些把这个城市彻底改变了，不仅改变了重庆的形象，

重庆抗战前20来万人，抗战胜利时100来万人，而且改变了重庆的命运和她的性格。

在大轰炸期间，重庆人民所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同仇敌忾，相濡以沫，当时重庆的大轰炸所有的城市是多次的烟山火海，川东的一个古刹叫罗汉寺、长安寺同遭这个轰炸，它们里面有气势恢宏的大雄宝殿1000多尊和“大同石刻”，现在是世界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同期的北宋的美伦美奂的石刻群雕，还有五百罗汉毁于一旦，重庆的佛教界立即掀起了一场反抗的斗争，缙云寺的太虚法师向第七界世界佛教联合会发出呼吁，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立即起来，消灭这种破坏佛教的恶魔。重庆的四大名寺，罗汉寺、长安寺、慈云寺等等，70名青壮的僧人组成了僧伽救护队，脱下袈裟穿上绿色的短衫，背上一个臂章，拿起担架，然后在重庆大街小巷救死救伤，老百姓称他们叫和尚同志，称他们为佛门兄弟。他们是救死救生，

而且这些人好多后来就没有再回去了，直接就参加了远征军。在中国佛教史上，少林和尚曾经为了李唐王朝尽过力而名留青史，但是重庆的僧伽救护队，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崛起，

他们出入烟山火海，应该说他们更是千载以后我相信大家还会非常非常怀念这些和尚兄弟们。

后来国际上好象也给重庆、重庆人很高的评价，他们经历那一段经历之后，重庆当时是因为战时首都，很多外交的新闻机构、外交机构都在重庆。刚才我说的《中国的惊雷》的作者，

他对重庆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过一句话就是使重庆伟大的就是重庆大轰炸，它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