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全胜收局了，这一仗不仅给予国内民心士气莫大鼓舞，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跌破眼镜”式的巨大影响。此一影响至少有三：

一、重新评估“七七”以来，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二、认真思考我国坚持抗战到底的可能与胜面。

三、当他们与日本成敌对状态时，中国角色的份量将以此被再认定。

这些，对我们尔后突破单打独斗、孤军作战的困境，具相当积极的正面作用。

再看日军这一方面，才无过一个月前冈村还意气风发，说要效法德国人打波兰的“闪电战术”，九月底以前拿下长沙的。现在已是十月中了，他却闷坐在武汉，苦思冥想长沙这一役的失败原因。最后，他才发现，当初错估了从岳阳到长沙的地理因素变化可能，也没有把国军动员民众的能力算计在内。本来，这一片平原，就是水网密布的地带。秋收过后，国军动员了庞大的民间力量，挖掉田埂引水成湖，又拔掉了枕木铁轨，使大车寸步难行，战车下了田就像进了泥塘一样动弹不得。一旦下了车呢，那日本兵就跑不过中国兵了。因为日本人穿猪皮鞋，一进水，重得不得了，中国兵穿草鞋，甚至不穿鞋，跑起泥巴路要轻松得多。就这样，国军在运动能力上占了上风，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由此得到了证实！

日本陆军在长沙这一役的挫败是很沮丧的，一时间几乎无力发起另一波陆上战争，所以，从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便发动了空中的攻击，连番猛炸我国后方主要城市。于是市集成墟、灾民遍野，连蒋中正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都被炸得片瓦无存。这个时候，蒋中正正在衡山开会，对日机的如此盲目炸射十分愤怒，这股火燃起了他的斗志与复仇的决心，因而酝酿一场全面性的大规模反击行动。

在衡山会议中，“小诸葛”白崇禧分析了目前中日双方的形势。他说：日军有快、硬、锐、密四大优点。所谓快，则是他们机械化部队行动迅速；硬，便是他们官兵具武士道精神，顽强勇敢不轻言放弃；锐，表示他们的武器精良，锐不可挡；密，指的是行动保密比我们做得好！不过，白崇禧也指出了日军的四大缺点，那便是小、短、浅、虚。所谓小，是相对于整个中国幅员之大而言的，所以，日军无法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短，是指时间。他们务须力求速战速决，拖不得。浅，根据上述的原因，他们不宜深入作战。至于虚，是指他们的后方，他们的补给是空虚的。这些，正是日军目前的现实状况。最后，白崇禧表示了他的四点制敌之道：一、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二、以坚韧对敌之强硬；三、以伏兵破敌之锐利；四、以严明对敌之机密。

蒋中正听进了这一番话。便在1939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军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冰雪，又打了两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为11月中旬开始的桂南会战，和12月1日发动的冬季全面总攻势。

1939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份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这次总攻击，虽然是全面的，但仍有主目标而副目标之别。像第二，第三、第五和第九4个战区的敌军为主要攻击目标，而其它战区也同时展开了策应性的攻击，各战区攻击重点是这样的：

第二战区，切断铁路交通，肃清晋南敌军。

第三战区，以11个主力师突进长江沿岸，占领阵地逐段封锁。

第五战区，扫荡平汉路南段之敌，南压武汉，并遮断西去宜昌的公路交通。

第九战区，反扑粤汉路北段日军，并袭击沿南浔线一带敌人。

第一战区，“豫南兵团”、“鄂北兵团”、“河东兵团”连手成一气，分向开封、沁阳、安阳出击。

第四战区，我军在昆仑关和日军血拼。

第八战区，进袭包头、五原。

苏鲁、冀察两个游击区都有行动，各战区在得到中央战令之后便纷分出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部向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敌阵杀去，九战区薛岳越长江北杀敌阵，第五战区李宗仁东渡襄河深入敌后直逼汉口，第三战区顾祝同向赣北、皖南进军……。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线炮响隆隆，杀声四起。日军总司令部里，各地战报纷至沓来，搞得他们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波攻势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下旬才结束，前前后后，双方大大小小的战斗，达1340余次之多；军参与此役的各种部队，总共约有55余万人之多。

战后，日方对这一役还作过一番检讨，综合日本陆军部对我军“冬季攻势”的反应与评价，大致可归纳出下列三点：

一、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决战状态，当以此次为最，我军虽有斩获，但损失亦不少。

二、我11军正面曾遭全线攻击，一度陷于苦战，若非支持“华南战场”作战，中国军自湖南遣调14个师团南下，其结果尚未可知。

三、今年，因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得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

从战后公布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军带给敌方的压力是何等的困扰与沉重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