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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我们正在《丧钟为谁而鸣》紧张的后期制作中，忽然一个风中的午后，有一个电话告诉我们，周锡卿先生去世了。
周锡卿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盟军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也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内弟。
2003年夏天，我们联系到了这位老人，这让我们很高兴，因为，曾经参加过1946年东京审判的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对这位87岁老人的采访却意外地困难，对于过去的往事他已经记忆模糊而混乱，而且听力也已经十分衰弱，只好由老人的两个女儿陪着，我们问一句，老人的女儿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老人艰难地回忆着，思索着，然后慢慢说一句。
我得承认，那是我经历过的采访中最艰难的一次。
看着老人的艰难，真是心疼。遥远的叙述时断时续，话语缺乏逻辑联系，曾经的生动变得艰涩，在最终剪辑的片子中，老人的访谈总共也就只用了几十秒时间。
这是一种遗憾，而且，流逝的岁月无法挽回。只是我们怎样也没有想到，老人走得这样快，再见到的时候，竟是在灵堂中的最后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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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开始接受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题材，而且，这样的选题哪怕再难也自是义不容辞的，抢救并挖掘那些历史深处中的细节刻不容缓。
随着调研和采访的深入，我们知道，那些曾经参加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当事人与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应该竭尽全力挽留那些弥足珍贵的活历史，尽管回忆经常是支离破碎的，但鲜活生动的往事叙述是无价的。
而我们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却始终忽略了那段历史的珍贵内涵。
《探索?发现》栏目的制片人王新建给了我们强有力地支持，他的观点简洁明快：
努力做吧，这段历史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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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搜集资料的时候，我们差点儿误入歧途。
老实说，国内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料不多，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这为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有一天，编导张焰忽然兴奋不已地冲进办公室，手里挥舞着一本刚刚出版的书说，找到了！找到了！
是一本描写有关东京审判的书。
我们立刻开始研究，并且按照书中的线索联系相关事项。
但是，很快，我们就碰壁了，许多人回答说，他们从来不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或这样一个人。直到我们费尽周折联系到那部书的作者，他才告诉我们，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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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我们很快就寻访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曾经参加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亲历者，97岁高龄的倪征燠。
生于20世纪之初的倪征燠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也是新中国首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一生充满传奇，特别是他临危授命，奔赴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中力挽狂澜于即倒，锋芒相向，才华横溢地击败了那些日本被告，这被传为英雄史诗。
2003年初春时节，我们去见老人，当我握住他的手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那是握住了整整一个世纪，握住了一段人生传奇。我们尤其感慨的是，老人的身体很好，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从容澹定。
我们先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访问，并且随机拍摄了一些老人的活动画面和谈话，原本打算请老人做些准备，然后我们再从容地拍摄大段落的访谈。
岂料真应了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老人忽然患病住进首都医院。我们从老人的女儿倪乃先那里得知，倪老的病不重，过些日子就会好的。我们说，所有的拍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要倪老可以采访了，我们招之即来。
但是，倪老的病却越来越重，我们束手无策。当我们再见到倪老的时候，已是在哀乐低回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灵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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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太多的遗憾让我们无法释怀：
当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他到东京的时间最早，担负的任务最重，做的工作最多，承受的压力最大，但从东京回国后，却没有写过哪怕是简短的回忆文字，而且，早已过世，没有留下什么资料，连照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张；
从东京带回来大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资料的高文彬，在纷乱的岁月中，高文彬根本无暇顾及，他被无辜地牵连到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里蒙冤20年，等到平反昭雪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白发苍茫的老人，而那些珍贵的审判原始资料早已不知所终；
原本已经越洋联系到了曾经作为中国记者报道东京审判的资深记者赵浩生先生，他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愿意讲述他直击审判台前幕后的种种细节，但是，2003年意外的“非典”令赵浩生先生原本打算回国的计划被延宕了；
我们还计划采访日本的东京审判研究专家粟屋宪太郎先生，他是一个客观审慎的学者，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程做了许多深入细致客观公正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经费等种种原因，使我们无法成行；
本来我们希望能采访到参加审判的其他国家的法官或者检察官，但经过调查，他们几乎全部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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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们找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的儿子梅小敖。他的深邃和真诚给了我们莫大帮助，特别是他平生首次将珍藏着的梅汝敖日记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摄制组，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而且，是他协助我们，做通了他的母亲、梅汝敖先生的夫人肖侃女士的工作，使得从来不接受传媒访问的肖侃女士以89岁的高龄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让摄制组感到十分幸运的还有我们联系到了国内惟一的一位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宋志勇先生。他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帮助，在教学、科研、筹建事物异常忙碌的情形中，为我们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建议、意见和资料等等。
最让人难忘的是，摄制组在炎热的2003年夏天前往上海，访问了高文彬先生，他的身世，学识，儒雅，一丝不苟和精准的记忆力让我们分外感动。
当然，我们还幸运地访问了90高龄的裘绍恒先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儿子向隆万先生，他们给摄制组的帮助让我们深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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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部纪录片的片名，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采用了最初《探索?发现》主编盛振华提议的名字：
《丧钟为谁而鸣》
之所以采用这个片名，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所隐含的意味，而且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了。我记得在他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海明威曾经引用过一个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的诗歌片断：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
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
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你敲响
在这首诗歌中，似乎让我们隐隐触摸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博大与深邃，而且，更蕴涵了对人类生存状态气质非凡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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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题到完成这部纪录片，摄制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几乎耗尽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
的确，那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审判，从1945年秋天开始准备，到1948年冬天日本战犯走向绞刑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持续了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波澜起伏，悬念叠生，相信每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感兴趣的人都会关注这样庞大纷繁的历史事件。
在我的写作中，情感的高潮出现在叙述1948年12月23日凌晨7名战犯被执行绞刑的那个段落上。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巧合的是，次日，就是西方国家的圣诞夜，7天后，就是公历1949年新年。自1894至1945年，共51年。在这51年的光阴中，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生灵涂炭。好在这个民族从未屈服。终于，他们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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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自己尽量用客观平实的态度深入事件之中，充分展现这次审判所蕴涵的戏剧性冲突和事件背后的悲剧性因素，以及这次审判的胜利。
这将确保我们的记录与呈现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去真实理性的色彩。
让我们感到无奈的是，尽管东国际军事法庭那次正义的审判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战争脚步却从来没有止息，战争罪行总是和人类如影随形。
特别是在21世纪刚刚起步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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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2004年3月参加了周锡卿先生追悼会之后，我们离开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春天的太阳温暖和煦，宽阔的复兴路上车水马龙喧嚣波动，生活一如既往，充满动感与渴望。
在这一年中，我们曾经采访过的3位老人倪征燠，肖侃，周锡卿相继辞世，于是，我们所拍摄的资料就成了他们人生中的最后影像。
蓦然间，我觉得伤感。
我知道，历史就这样从我们身边匆匆穿过。
我还知道，有些刻骨铭心的东西，我们和比我们后来的许多中国青年必须牢牢记住。
这样，四季的风景和花期才会如期而至。
2004年4月8日凌晨3点
北京大兴观音寺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