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寻大陆爱国律师了却二战劳工遗愿-918爱国网

    鹤岗电视报2002年3月27日总485期曾经报道了一位在二战期间被掳到日本做劳工的中国人的经历，他的名字叫韩玉。日前该报记者再次联系到他的家人时，却得到了韩玉老人已经于2003年6月去世的消息。据他的儿子韩铁成讲，在老人生命弥留之际，曾经表达了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他和几万名中国劳工在日本受尽了苦难，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和交待，可惜自己未能在有生之年状告日本政府和企业；二是他很想知道他的日本妻子在日本生活怎样，对一直未能联系到在日本的这位亲人感到遗憾。韩玉老人曾嘱咐儿子，要是有机会的话，去日本找找她们。

    韩玉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韩城镇二圣庙村，1942年的腊月间，在一次为八路军送信的途中，他被日本讨伐队抓住了。第二天，他就被押往唐山的日本宪兵队，在那关了七个多月，之后又被押往天津溏沽的一个临时集中营。

    1942年11月末，韩玉与在一起的近千名中国人，穿上了日本人发给他们的前胸带有“劳工”字样的劳工服装，在日本兵的押送下，登上了一艘运煤的货船，经大连做短暂停留后驶向日本，大概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到达了日本的门茨港。然后他们先是到下关，又坐闷罐车经大坂、东京，最后到达了日本本州岛东部的日立市。韩玉和这批劳工被押到了日立铜矿，开始了长达近三年的苦难的劳工历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做为战胜国之一，中国的劳工们也扬眉吐气。当时，战后的日本实行配给制，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而中国劳工凭着证件（盟国签发）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吃穿是随用随取，不受限制。因为一时没法回国，又闲着没事，韩玉就和几个伙伴坐着火车到处游玩。在神户，他们呆了半个多月。这期间，韩玉看到了日本战败后百姓民不聊生的窘境，战争给日本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衰退，百姓维持正常的生活都非常艰难。与这些百姓交往，他还学会了一些日常用的日语。有一天，在神户的大街上吃饭，韩玉看到了两个食不裹腹的女孩子，她们的名字叫“头优勾”和“西柳勾”（译音），大的19岁，小的17岁。朝玉就让这姐妹俩和他一起吃饭，并说：“以后要是吃不上饭，就来找我吧。”姐俩碰到了韩玉这样的好心人非常高兴，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姐姐发现韩玉是个诚实可爱的年轻人，从不歧视日本的老百姓，慢慢地姐姐对韩玉产生了感情。此后的几个月里，韩玉和俩姐妹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幸福的时光，在他回国前，姐姐已经怀孕了。

    当年11月份，韩玉要回国了，他们搭乘的是美国兵舰。韩玉想把姐俩都带回中国，但是却被美国大兵挡住了，他们不允许日本人上船。临走时，韩玉告诉姐俩，他很想国内的姥爷们，一定要回中国看看，如果他们不在了，他一定回来和她们团聚。

    等韩玉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姥爷们已经去世了，他连坟头都没找到。一些亲戚朋友看见韩玉回来，都吓了一跳。有位大娘一见他，脸都吓变色了，直喊：“快打鬼呀！”韩玉的眼泪涮涮往下流，在日本这段经历把韩玉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鬼，他自己就像做了一个恶梦一样，可如今他真的是活着回来了。

    韩玉在家呆了些日子，准备再返回日本时，内战开始了，这一下子把他的计划打乱了，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在“文革”中，韩玉的亲友怕惹麻烦，就把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东西全都烧毁了，这其中也包括日本姐俩的照片。

        为了完成韩玉老人的遗愿，本报先与“中国918爱国网”总编吴祖康先生取得了联系,这个网站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专门寻找五万去日本的劳工，通过这些劳工来声讨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通过浏览网站内容，询问对日索赔的一系列问题，并与吴总编进行了多次的交流，我们决定发起这次名为“诚寻大陆爱国律师，了却二战劳工遗愿”的活动，希望有正义感、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律师，能积极响应我报的活动，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韩玉老人那段屈辱的历史进行调查，抢救日本加害中国劳工的史实，保全民间受害证据，从而加入到民间对日索赔的行列中来。

    我们希望的是历史真相的揭露和正义之声的传播。向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索赔，向日本当局讨回公道，这不仅是劳工及其家属所要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每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希望与在日本有联系的朋友，能为已故去的韩玉老人寻访在日本的亲人，为老人那一段苦难时期的异国之恋划上圆满的句号。

    就在我们采写这篇稿件之时，又有两起中国被掳劳工案在日本开庭并进行了审理。

    3月23日上午,日本札幌地方法院以已经超过赔偿的期限为由，驳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强行绑架到北海道等地做苦役的４３名中国劳工或其亲属要求日本政府以及６家相关企业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请求。札幌地方法院的判决书虽然承认原告被日本有关方面在违背原告本人意愿的情况下，采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强行将原告带到日本，并强迫他们从事各种苦役。但是，判决书又认为事件已经超过了可以提出赔偿要求的２０年时限，赔偿请求权已经消失，驳回原告赔偿要求。

　　判决宣布之后，原告律师团当即表示不服，认为“这是判决史上最恶劣、最坏的判决。该判决既认定强行绑架是加害行为，但又否定了日本国家和相关企业的不法行为。这种判决实际上是犯罪”。律师团表示要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原告之一的赵宗仁在判决宣布后发表谈话说，日本法官偏袒日本，败诉是预想之中的事。但这是不公平的判决。

        3月25日,日本新?地方法院审判长片野悟好宣布，判处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向12名中国劳工每人赔偿800万日元的损失。这是日本法院首次明确认定日本政府在绑架中国劳工做苦役方面负有责任。

　　尽管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强调，中国劳工的诉讼已经过了赔偿追诉期限，赔偿请求权已经消失，但新?地方法院认同了原告方面提出的强行绑架他们来新?做苦役“是日本国家和企业策划并实施的不法行为”的主张，依然命令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费用。

　　新?地方法院的判决是中国劳工在近10年诉讼历程中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在宣判之后，原告代理律师、多年代理二战劳工诉讼的北京律师康健激动地表示，这次中国劳工获得了全面胜诉。此案突破了类似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几大难题，如“国家无答责”、“个人请求权”等方面的障碍，法院详细认定了当年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违法事实。

在此，我们要向那些还健在的被掳劳工说：我们没有忘记国难中的你，我们希望共同搀扶你，希望你夕阳下充满笑脸。同胞们，让我们共同努力！

　　二战期间，尤其是侵华战争末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强行从中国掳掠劳工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当时，日本有135个矿业企业役使了中国劳工，被役使的中国劳工的总人数近4万人，其中有6000多人不堪奴役，悲惨地客死异乡。战后，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有关资料一直被日本政府作为绝密文件来处理，从未对外公开。直到1993年，日本外务省一份记录国内各地就业情况的文件被公布于世，日本政府才在国会答辩中首次承认“国内存在半强制性质的中国劳工”，但是却否认政府对此事负有责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要求清算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呼声渐起，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法院起诉，状告日本政府和企业，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个人谢罪赔偿。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已达20多起；而世界各国民众在日本起诉的战争索赔案已达60多起。在美国，虽然政府也曾宣布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要求，实际上从1959年开始，他们向日本索取了损害赔偿162．95亿美元。英、法、加拿大、印度等国也都先后通过成立国际财产委员会的方式解决了损害赔偿问题。

        战后，亚洲众多受害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日本进行受害索赔。在我国，由于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索赔，以为既然政府放弃了索赔，那么便不可能再由民间提出，因此对日本索赔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几乎成了禁区，寂静无声，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人大代表、律师王工先生领衔提出并被列为“会议第七号”、国际称之为“世纪议案”的人大代表议案，内容正是关于对日本当年侵华战争提出损害索赔。议案一提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被译为英、日等文字。自此以后，国内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相继提出，逐渐汇成一股强大的民间洪流。今年“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提交了关于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相关议案，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行动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受害人到日本法院诉讼的艰难和不便，近年来在各国律师帮助下已有不少个案转移到美国或受害国法院进行的趋势。以中国内地为例，河北上海的劳工已向当地高级法院起诉日本有关企业；浙江的受害者已向浙江省高级法院起诉。在中国律师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北京的康健、刘涌、孙靖、王玉梅，黑龙江的苏向祥，上海的朱妙春、宋一欣，江苏的谈臻、刘惠明，浙江的楼献等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更多的律师仗人间义，加入其中。至于受害者的代表人物，2002年感动中国，也震撼日本的王选女士，更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