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6日，由来自浙江、湖南等108位原告代表递交的"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就要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这意味着，继"慰安妇"、"南京大屠杀"、"花岗事件"后，中国又一起民间索赔案将进入倒计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      (一)

?  1月20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湖南常德，浙江宁波、衢州、江山以及义乌崇山村的20多位代表济济一堂，开庭前最后一次也是首次碰头会由此拉开了话题。

?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的瘦弱女子，她叫王选，今年46岁。去年8月11日"细菌战受害者赴日控诉团"递交的诉状，就是由她以及日本八位有正义感的律师共同组织形成的。

? 王选祖籍义乌崇山村，虽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后来又随丈夫留学日本，但对家乡的感情不亚于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叔叔就死于细菌战……"
1942年的一幕，对当时还未出生的王选来说，是段永远心痛的历史。据王选父亲讲，当年她叔叔12岁，因父母死得早，同村一位未出嫁的婶娘对他很好，他也时不时地到婶娘家玩耍。后来，那婶娘不幸染上鼠疫而亡，残忍的日军剁下她的双臂……她叔叔看到后，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当晚即发高烧，家人问他什么都不肯讲。当时，家里只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妹妹。他们亲眼看见日军放火焚烧了村庄，在此之前，他们已避难到亲戚家。

?   "姑姑知道弟弟染上鼠疫后，到处为他找草药治病，不巧被村民发现，就这样两人又被赶了出来。晚上刮着风、下着雪，没地方住，只好在田野里搭起简易的草蓬。叔叔瑟缩着裹紧一床被雨打湿的薄被，睡在冰凉的门板上，浑身滚烫滚烫，一夜说着糊话：'我来了，来了，你们等等我!'姑姑心急如焚，可听着野外呼啸的寒风，束手无策。突然，只听得'呀'的一声，姑姑一看，叔叔耷拉着头，摸摸已经没有气息……"

    王选的不幸在原告代表团中比比皆是。

    这天下午，义乌天气骤冷，雪花漫天飞舞。参加会议的湖南常德代表、74岁的何英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记者时涕泪交加："我家半个多月死了六口人啊……"

?   回忆追随着摄像机镜头清晰而凝重地呈现在眼前。何英珍说："那是1941年的初冬。一天早上，一架日军飞机盘旋在常德上空，绕了三圈后，从西往东低飞，一路丢下许多飘散的物体，到地面才发现，竟都是谷粒、麦粒、黄豆、碎布条、棉花等物(事后，知道它们染有鼠疫)。后来，家里的老鼠突然多了，并不时发现有谷子，但谁也没有在意。一天吃过早饭，嫂嫂突然昏倒在厕所旁，当时以为是阵痛，可待扶到床上，嫂嫂已不能说话，全身滚烫、发高烧，腋下还生有淋巴结。第二天，送到医院一查竟是败血性鼠疫。当晚，嫂嫂就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绝，但哭也不敢哭，叫也不敢叫。一哭，鬼子知道，准要把嫂嫂的尸体拉出去烧掉。没办法，只好在后半夜租了条小船，由姐夫拉出去过江草草埋葬。谁料，第三天，姐夫竟因此传染了鼠疫，倒在晒场上再也没有起来。同天去世的，还有嫂嫂一手带的、才一岁多的侄儿和从乡下进城玩了没两天的年仅两岁的弟弟……一家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远在江西老家的伯父、叔叔马上赶来吊唁。父亲竭力劝他们住乡下，可朴实的他们死活不肯，最后也先后得鼠疫去世……"

?   关于这段历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当年日本陆军军官业务日记中曾这样记载：1941年11月4日，一架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的跳蚤。过了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据了解，当年常德死于鼠疫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几百人。设在常德市大西门外千佛寺的火葬炉日日冒烟，据记载，那里先后火化了360具尸体。

    死者长已矣，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50年后，在常德一些地方仍发现有鼠疫；义乌崇山村20多名鼠疫感染幸存者中，经血液化验，三人全呈阳性。义乌市稠城镇67岁的退休干部王培根义务参与鼠疫调查取证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一条惊人的消息：1996年底，义乌市防疫站在城区、崇山村等鼠疫曾流行地区抓了1000只老鼠，其中一只仍呈抗体反应。这说明鼠疫历经风霜雨雪，仍顽强地残留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细菌战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因为鼠疫潜伏期长，有的即使当时侥幸于不死，但几十年后，由鼠疫引发的后遗症仍蚕噬般深深地侵吞着原本健康、硬朗的生命。

?   金华一些山村不少村民患有烂脚病，王选在调查中发现，这也是鼠疫后遗症的一种。但病源为何，她至今仍弄不明白。"合理的推理应该是这样的：村民到河中洗脚，不小心染上了鼠疫，后来传给家人，外出后又传给亲戚、邻居，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范围越传越广……

?  宁波籍71岁的钱贵法就是其中幸运而又不幸的一位。他原本已办好了2月16日到日本开庭作证的一切准备，甚至连出国护照都已经了，可就在去年12月26日，在离开庭不到两个月的日子，他因患骨髓癌医治无效去世。作为当地鼠疫患病者中惟一的幸存者，知情人谈起他死里逃生的经历，至今仍觉得"蹊跷而神奇"。

?   钱贵法很早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后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没法，只好以要饭为生，晚上困了，只好裹了席子睡在人家的屋檐下。一户好心的大户人家看他可怜，就收留他洗洗碗、扫扫地什么的。谁知，安稳的日子刚开了个头，日军来了，那跳来跳去、毫不起眼的跳蚤撕裂了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健康与安宁。自1940年10月27日，日军空投下带鼠疫的谷子后，宁波城区半个月单单报上公布的、有名字的死者就达106人，钱贵法不幸也病倒了。
?   当时，隔离区分甲、乙、丙三等，严重的全被拖到甲区，一进了甲区其实就等于进了太平间，可钱贵法恰恰是从甲区捡回一条命的。若干年后，钱贵法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仍不寒而栗："那年，我16岁，被拉到甲区病房后，没几天，前后左右躺着的人后死了。他们一个个像是虾米一样躬着，脸发紫、嘴巴干裂，样子痛苦极了。到后来，我病得跟他们没有怎么两样了，两个抬尸体的丧葬工，见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抬起来就要往棺材里放，其中一个眼尖，发现我微微挣扎了一下，连忙喊：'这个人还在动，还在动!'就这样，我侥幸留在了人世……"

?   钱贵法如何活下来，现在还是个不解之谜，但最终，他仍没能逃脱鼠疫病魔的劫难。据说，活下来的几十年里，钱贵法也是嗑嗑碰碰过来的，因为动不动咳嗽、发烧，身体一直不好，连工作都很难找。临死前，他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当地某面条厂的门卫。

?      (二)

?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抢救资料、尽早诉讼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此之前，另一位原告代表、江山籍赖根水也因病去世。108位原告代表时隔半年，一下子少了两人，令王选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对我们来说，诉讼早一天便是胜利。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一天天老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今，剩下的106位原告代表，年纪大多在六七十岁之间，中国人的忍耐也许可以再抗一天，但原告代表的年纪再也拖不起了。

?  眼看开庭在即，可困难仍不少。

?   首先是经费，源于自发、自费的调查取证随时都会因捉襟见肘的各种开支而搁浅。1月20日，记者在义乌市府一招看到的一幕至今让人感到心酸。

?  16时40分左右，原告代表团宁波代表何祺绥走进王选的房间。一位67岁的退休干部，他所以选择奔波与劳累，完全基于对日军细菌战的愤恨。当年，11岁的他亲眼看见日军飞机在宁波闹市区上空撒下"烟雾腾腾、黄的一片"。他的叔叔见落在地上是谷子，拿起一颗放嘴巴里咬了一口："嗯，这是麦子吗?"后果可想而知。谁会想到，黄橙橙的谷堆里竟会有掺和着鼠疫的跳蚤和细菌呢?同样遭不幸的，还有父亲酒店里的18位职工，14位死于鼠疫。何祺绥心中积淀着太多亲人、朋友的血债，他的晚年没法安逸、平静。

?   这天，他冒着严寒从几百公里外的宁波赶来，为的就是吐一口气，到时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法庭上。可来回上百元的路费和上百元的住宿费对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  "这钱……"他抬着头，用商量的口吻等待着王选的答复。

?  王选笑了笑："钱，你先垫上，经费的事以后肯定会解决的。或者，你可以拿回去，问问当地外事办的负责同志，是否可以请他们帮忙报销?"

?  "那肯定行不通，他们不会报的，可不可以……"何祺绥眼光里满含着希望。

?   王选有些为难了，她回头看了看记者，低下了头。去年至今，她陪同日本自发组成的民间团体--日本细菌战历史调查团往返中国已不下10次，每次的路费、吃住全是掏自己的腰包，别的不说，光在日本打电话的费用就要许多钱。她为了这次诉讼，甚至连正常的工资收入都受到影响，她实在也有自己的难处啊!

?  沉默了几分钟，王选似乎下了狠心："我先帮你垫上吧。""那好，那好。"何祺绥不迭声地说谢谢。临走，他有些难为情地朝记者笑笑……

?   尽管原告的活动经费是眼下急待解决的问题，但王选更希望能有中国的律师自愿站出来，做些资料整理、法律核实等具体而实际的工作。

?  106位原告代表中，除了屈指可数是受过教育、当过兵的离退休干部外，绝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他们有着满腹的冤曲，却往往受文化、素质限制，不能用语言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经历及愤怒，这直接影响着诉讼的结果。

?   日本虽然有八位毕业于日本东京名牌大学的律师自愿承担原告诉讼代理人，但因种种原因，对中国文化、环境了解不多，他们中最小的30岁，还没结婚，对战争，特别是日军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没有切身感受，加上来去匆匆，难免会在调查取证中留下遗慨。

?  "这是我最不愿看到，也是最担心的。"王选还希望政府有个部门，如人大、政协或者外事办等，反正是能为中国百姓说说话的，给老百姓一个方便并不等于"官方索赔"，召集一个联络会，像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小组或办公室都可以，任务是统筹诉讼的诸多事宜，这样，各地分散的代表联系起来也就方便多了。

    "事实上，日本细菌战的滔天罪行，也是地方志的一部分，历史真实、准确地记录还仰仗于地方历史学家的调查、研究，他们才是权威，具有发言权的。这同时，对诉讼又是一个很好的推进。"同时，王选又这样热切地期望。

?      (三)

?  2月16日，代表浙江义乌崇山村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出庭的是该村66岁的王丽君。当年，她二姐、哥哥染上鼠疫先后去世，为毁灭证据，日军把全村人赶到山背上，放火焚烧了整个村庄。父亲拼着命从火海里抢出了一只皮箱、铁锅，一床棉被和一些大米，然后拖着病弱的母亲、大姐以及年仅10岁的她逃了出来。晚上没地方睡，就在晒场上打发着过夜；吃饭没筷子，就折几条树技……

?   王丽君清楚地记得，一些妇女染上鼠疫后患了淋巴腺，因痛得难受，就用针拼命往痛处戳，血，紫黑的血当即汩汩流了出来。不过，也怪了，有的竟也因此歪打正着，"治"好了病。"我没读过书，也没什么文化，像这种出头露面的事，我原本并不喜欢。但这事不同，为的是争一口气，我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官司我们打定了，就是我们死了，子子孙孙也要打下去。"王丽君相信，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我们。

?  可就在去年12月10日，同样举世瞩目的河南"花岗事件"索赔讼诉，却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的所有请求，这不由不使人忧虑："这次打官司结果如何，会赢吗?"

?  对此，王选女子义正言辞地说："'花岗事件'索赔的一审判决暴露了日本官方对战争索赔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这更坚定了我们斗争的决心。"她再次重申了本次诉讼的目的：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事实，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及家属谢罪并承担战责任。王选认为，细菌战索赔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哪里打了一个官司，赔了多少钱，而是借此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犯罪事实，讨回历史公道，唤起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制止细菌战。这意义不是一个小小的法庭，一个简单的结果所能涵括的。

?  王选说起了这么一件事，去年7月25日，她陪日本国家第二大电视台--朝日电视台导演近藤昭二在常德拍摄《控诉细菌战》新闻专题片时，一位老人突然靠拢过来，指着近藤昭二的鼻子说："我们不是同祖宗的吗，怎么倒反过来打我们了。好好的常德在你们手上被炸毁了，夷为平地……"近藤昭二无言以对。王选告诉围观的群众，近藤昭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因坚持正义经常受到右翼分子的威胁，连子女上学也要请保镖护送。老人听罢，上前向近藤昭二鞠了一躬："你是好人，中国人民感谢你。"近藤昭二哭了："我无法代表日本国民向中国人民谢罪。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早拍了片子，让日本人看到历史的真相……"

    另据报载，去年8月11日，湖南常德三名代表起程赴日本递交起诉书时，常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专程赶来为他们送行。1月20日中午，义乌市代市长周启水也在餐桌上对到会的代表说："你们所做的是正义的事业，人民会支持你们的。"

    诉讼早已超越索赔本身，逾越为一种团结、凝聚力的象征。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成为一种推动，一种促进。只可惜，这样的力量目前尚不足以爆发，随着开庭日期的迫近，它也许也已到了倒计时的关键时刻。
                    （李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