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下午，日本福冈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向当年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15名中国劳工赔偿1.65亿日元。据日本友人提供的资料显示，二战期间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总人数是38935人，其中6830人没有能够再回到故土。

　　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审判长木村元昭在判决时强调，中国劳工是被强行抓到日本的，而且他们的劳动条件极其残酷、恶劣。木村审判长认定，当时的日本三井矿山公司与日本政府共同实施了强掳中国劳工的计划。

　　今天上午，通过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本案原告人河北徐水县农民张五奎以及来自中方和日方的辩护律师道出了法庭审判的幕后新闻。我们要的是道歉

　　张五奎，今年76岁，河北徐水县农民，本案原告人之一，1944年被日军抓到福冈的三井矿山做劳工时只有16岁。

　　操着浓重乡音的张五奎说，他对日本福冈法院的判决感到多少有些意外。尽管福冈法院判决三井矿山公司要向当年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15名中国劳工赔偿1.65亿日元，但这并不能抹平张五奎老人内心的创痛，因为，日本政府和公司的资本家并没有向中国劳工公开道歉，也没有谢罪，“咱们要的主要是道歉，不光是钱的问题。”张五奎同时坚定地认为，对于那些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日方同样要道歉要赔偿。

　　中国媒体首次进入日本法庭

　　此次跟随中国劳工代表去日本福冈讨说法的孔笙也创造了一项纪录，身为山东影视中心的编导，孔笙正和同事们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纪录片《未来之讼》，4月26日，他成为第一个进入日本法庭进行对类似案件采访拍摄的中国人。

　　据孔笙介绍，到东京后他才听说按日本的规定，从来没有一家外国媒体能够进入日本的法庭，他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法院提出了申请，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获准进入法庭。虽然只能在宣判前拍摄两分钟，但足以令其他媒体羡慕不已，因为这是日本法庭破天荒第一次允许一个外国人拍摄。

　　孔笙说，开庭前一天他接到中方律师的电话，律师说允许中国媒体进入法庭有可能是好兆头。因为听不懂日语，进入法庭后，孔笙格外注意原告律师的表情，当他看到原告律师开始握手祝贺而日本记者慌忙发消息的神情时，他马上明白中国劳工胜诉了。

　　法庭首次使用激烈字眼

　　对于福冈法院的判决，本案的中方代理人康健律师认为“比预期的好一些”，因为要被告承认加害事实，特别是承认日本国家的责任，这是日本战后索赔的第一次，康健认为，这是本案的一大突破。但因为日本政府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一直持否定态度，因此法院在宣布判决结果时还是驳回了国家赔偿和国家道歉的诉讼请求。

　　据义务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福冈律师团成员池永满先生介绍，在以前的裁决中，日本承认战争事实的例子还从未有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法庭的判决并不意外。他认为这次判决的最大特点是承认了在战争中强制劳动的事实，而强制劳动是国家和企业共同策划实施的行为。在26日的判决中，福冈法院在提到当时中国劳工状况时使用了“非常恶劣”、“非常残酷”这样的字眼，康健说，这些激烈的词是在以往判决中没有的。

　　中日联合获得突破

　　在谈到本案取得突破的原因时，康健认为，这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她还特别提到，在事实举证方面原告给予了积极的配合，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告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感动了法官，原告到法庭亲自陈述受害事实足以令法官震惊”。另外日本律师所搜集的大量证据是另一个有力武器，它包括当时日本国会的记录、战争时期的文件、战后的文件，这些重要材料都是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和掩盖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不仅有860名中方律师签名声援，要求法院公正判决，日本友好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援，康健说，在福冈，短短三个月之内，就有十万四千人签名声援中国劳工。

　　　突破20年时效壁垒

　　康健说，很多中国民间要求日本就二战赔偿的官司都是以败诉告终，主要是因为日本法律中规定的20年时效壁垒。据池永满先生介绍，按日本民法规定，即使发生了伤害事实，但是自事实发生后20年之内如没有追究，以后就不再享有追究的权利。但是有关中国劳工的判决并不适合用日本民法衡量，因为过去日本国家和企业共同掩盖了强制劳动的事实，使原告难于起诉，而且强制劳动的事实是相当恶劣和残酷的。另外，劳工的艰苦劳动使被告企业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福冈法院在本次判决中认定了这一点。

　　据康健透露，他们与日本律师从去年开始就在讨论赔偿草案，要求日本向德国学习建立赔偿基金，全面解决劳工赔偿问题，不仅是赔偿幸存者，对那些死去的劳工同样要进行赔偿。

　　日本律师仗义执言

　　在本案判决之前，日本律师就收集了关于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的证据、证言，并出版成书，而且他们还将诉讼的内容印制成6000份小册子发放给日本国民。

　　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义务为中国人打官司？针对这个问题，池永满先生坦言，正因为他是日本人才必须打这个官司，“因为这个事实是日本的军事主义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事实，清算以前的错误。”池永满先生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和亚洲人民一起携手前进，“这是我们律师团成员的共同想法。”

　　不只是赔偿

　　姬新龙

　　日本福冈地方法院26日作出判决，要求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该公司役使的15名中国劳工作出赔偿。

　　对于60多年前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从事苦重劳役、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受折磨、遭虐待，眼见同胞中有29%客死异国的这15名昔日劳工而言，这只是讨回了一点公道。

　　对三井矿山的诉求经由法律程序得到认可之际，尽管法院确认日本政府制定了劫掠亚洲国家劳工的“国策”、并与三井矿山共同设计了对中国劳工的役使，但是，原告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赔偿和谢罪诉求却没有实现。

　　更何况，即使法院认定被告向中国劳工施行了极其残酷和恶劣的虐待，三井矿山依然不服，已经提起上诉。此案并没有最终结案。其实，对于因为日渐年迈而数量正在不断减少的其他中国劳工而言，这一案件更为重大的意义是在有生之年目睹了对事实的认定以及对责任的界定。

　　在个人层面上，任何赔偿都无从弥补中国劳工遭受的苦难。

　　在被告方面，以法律条款规定为托词、以至于把诉讼“时效”当做论据，不失为一种选择，目的在于逃避。而所逃避的内容，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支出，更是承认历史事实的勇气，还有基本良知的觉醒。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劳工在日本法庭上不只赢得了赔偿，还为纠正一些日本人冥顽不化的错误历史观赢得了艰难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