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友好人士饭冢敏夫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的中国我的爱》（2004年3月8日），"深情追忆了他在1981-1982年间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当年，他曾与一位北京姑娘相爱，但未能结为连理。他写道：'我清晰地记起20年前我曾拥有的美好爱情和中国人对我的关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教师，向日本学生们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就是我为中日友好做出的小小贡献'。"（日本《华人周报》编者）。该报为饭冢老师"对中日友好的拳拳之心"所"感动"，发表他的《希望中国人民了解的事实》。
饭冢老师还致信《南方周末》，"对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现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信中，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1972年以来，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经谢罪21次了，为什么中国人民依然认为日本从未道过歉’。”《南方周末》考虑"中日关系的现状确实需要我们进行理性而深入的思考"，以《中日民间感情之患》为总题，编发了日本友人内藤康《日本之惑?历史宿怨如何化解？》和该报记者王小飞采写的《宽恕的感情来自彻底的反省》（2004年10月28日）。
首先，饭冢老师"在日本的大学专修了中国语，1981年到北京留学"，"非常憧憬中国"，"发挥了正义感，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按指篡改历史教科书）活动。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中国'这个我的人生课题了"。"在全日本中学使用那本扶桑社歪曲历史教科书的只有0.04%。""我当然承认日本过去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表示最深的歉意"。"我承认日本坏的一面，同时我希望中国人民也了解日本的好的一面……以缓和反日情绪"。我愿以一颗中国老人、中国律师的心告诉饭冢老师，你不是"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太担心"、"大部分的日本人民是有良心的"吗？中华草根完全是"彼此、彼此"。第一，你"对中日民间感情的忧虑"、"对中日两国友好的拳拳"同样可以稍稍放心。第二，你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真切地表示了日本中年一代、中坚一代的民间感情，这远远超过"自从1972年以来日本两代天皇和8位首相向中国谢罪了总共21次"的总和。第三，"中日民间所有爱恨情仇的大背景"，源自日本政府和政要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言行。
我完全同意日本朋友内藤康的见解："中日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本……中方也负有一定的责任。"1972年中日复交，"如果当时真的认为道歉及赔偿不够充分的话，应该是有中止复交谈判的选择的"。"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中日联合声明》，一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二未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述民间有权索取损害赔偿；三未对"日本方面表示深刻的反省"的空洞承诺规范。从三十多年的实践看，除了"复交"和"为复交而复交"之外，中国放弃赔偿之"矢"并未射中中日友好之"的"。如果当年中国不放弃国家间赔偿即使暂时中断复交应更对中日关系和友好弊更少利更多，特别是"这个悬案也许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我不同意内藤康关于"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特别是"给我跪下谢罪式"的提法。即使我也是"战争受害者"，也决无对日本作上述谢罪或"另当别论"的要求。但求如内藤康所说日本"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去重演"足矣。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或民间有谁提出过要日本"给我跪下谢罪"，也反对这种方式。我倒知道并完全赞赏2000年10月当时中国总理朱?基对一个日本人关于"日本必须谢罪到什么时候为止"的答问："一、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向中国正式谢罪。二、我们没有要求日本谢罪。三、谢不谢罪是日本自身的问题。"正如2001年7月韩国国会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事实特别委员会决议案中："日本国民必须正视如果不与受害国和解，就永远是战犯国这一事实。"令我十分惜憾的是：日本政府、日本知识界可能近几十年对此还难醒悟。
谢罪问题从中日关系的高度看，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中国韩国等的"要求"问题而是日本自身融入世界、融入亚洲的政治问题。它不可能如饭冢老师所说"21次"或更多次，如《中日联合声明》（1972）或《联合宣言》（1998）轻描淡写"表示深刻反省"，如村山富市前首相1995年8·15日谈话、小泉纯一郎首相2001年10月8日参观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谈话等必然冰释。因为战争加害深深铭刻在被加害国人民的内心深处。
中日民间感情决非"在国际法上，日本方面作为替代性补偿，迄今在广义上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7兆日元、63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内藤康）；决非"日本以总额3兆日元的经济支援、3兆日元的贷款""支援了中国国家建设事业：北京机场、浦东机场、宝山钢铁厂、北京地铁、大连港口、重庆第二长江大桥、中日友好医院、内蒙古化肥厂、海南岛公路、新疆水资源等等"（饭冢敏夫）所必然和自然解决。国际法上只有赔偿（国家间的战争赔款，加害国与受害国民间的损害责任赔偿）规范，没有什么"补偿"可以对上述赔偿的"替代性"（日本贷款是要归还本息的，事实上中国在连年偿还）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在中国国家放弃赔偿之外，在对日索赔诉讼个案中，在日本国会立法一揽子解决国外受害人赔损问题中，我以为可能"以一当亿"（即1美元赔损可顶1亿美元贷款）。内藤康、饭冢敏夫两位友人都把战争赔款、民间赔损与日本援助或贷款相提并论，不能不说是"不太符合事实"的"误解"，令我颇为"遗憾"。2003年8月29日日本政府反映自民党关于《政府开发援助改革具体对策》提出的新《大纲》，决定日本对外援助，"要有助于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在增加印度援助的同时大幅度削减对华贷款，日前甚至要停止对华贷款。这些更可能是需要内藤、饭冢"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的"。
饭冢老师提及中国人民"反日情绪"。在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履新首次记者会上，日本记者还提及中国"反日教育"问题。除王毅明确中国没有反日教育外，我不得不说这不仅如饭冢文中所说的"委屈"而且是日本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天大冤枉。我可以作证：中国政府从1972年以来虽无"亲日"教育，但更无和绝无什么"反日"教育。和日本政府进行爱国教育一样，中国政府同样只有爱国教育。即以日本8月媒体连篇渲染亚洲杯足球赛为例，中国球迷的"嘘日"，也只限于极少数足球迷。同中国政府出动警力保护日本运动员、球迷的阵势、规模比，有目共睹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我的感受而论，华人受害者以理性为尚，不存在所谓"反日""仇日"，但存在"疑日"即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否则，军费支出世界第二，为何还要扩军？"师日"也是必然的。中国要和平崛起，不把日本文化的优长之处统通学到手能成吗？
我特别赞赏日本挂川惠美子硕士2002年《日本人怎样看中日感情》的观点："清算过去错误的最有效办法是表达自己的真诚反思，宽恕的感情只能来自彻底的反省。""日本的政治家与其把力气花在搞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一个行动胜如一打纲领。行为重于口惠。不要光声明"深刻反省"、宣言"深刻反省"，日本政府实际上30多年来一份纵然不怎么"深刻"的"反省"总结文件也没有拿出来过，更不用侈谈向中国正式道歉了。到底是赞成抑或反对全面进攻中国是"侵略战争"，到底是赞成抑或反对军国战犯东条英机，到底是赞成抑或反对主张东亚和世界和平，这些基本立场、大是大非都不能泾渭分明地辨别清楚，律己并明告世人，谈何成为"政治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谈何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放心！
至于对应饭冢老师文章"我的日本我的爱"，概括不过8个汉字：中日惟和，爱日以德。如须具体点解读，那就是："和"者，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详、和好，万物之本也。如中国《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如德国恩格斯主张"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我对日本的爱是按中华文明《论语》决不以姑息为基础而是以人类文明道德、东方文化传统和德国处理希特勒遗产、以道歉赔偿促"鼓瑟鼓琴"为圭臬的。
2004年10月31日番禺
附：
我的中国我的爱(文化交流)
饭?敏夫（日本）
日本一家电视台《朝日放送》最近播放了电视剧《流转的王妃?最后的皇弟???战乱之爱?真实的故事》。这是一部介绍中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先生和日本女子嵯峨浩跨国爱情故事的电视剧，描写了他们在伪满洲国时代以及战后动乱年代里，虽遭遇很多坎坷，仍然能够保持夫妻之间的真挚爱情，维护中日友好。虽然这是被日本军方逼迫的政治婚姻，但是他们俩却互相爱上对方，从而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这个电视剧以坦率、不隐瞒事实的态度反映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进行的掠夺和犯下的残酷罪行，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受到的苦难。这样的节目是日本观众这几年来不能看到的。
1945年，在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崩溃的动乱情况下，浩和溥杰先生失散，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日本老家。在毫无溥杰先生下落的情况下，浩一直在给他写无法送到的信，所写的信竟然装满了5个箱子。另一方面，溥杰先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也给浩写了许多信。他拒绝接受周围人对他的劝告：“忘记日本老婆吧，娶一个中国的就行了。”战后16年，在中日邦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安排，他们终于夫妻团聚。
这次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取得了第一名，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日本人看后非常激动，在电视台网站上的留言超过千条。有的收看者写道：“我被他们俩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想到中国人曾经受到的痛苦，我们一家人都哭了。”也有的观众特别欣赏宏伟的紫禁城、清朝皇族的绚烂豪华服装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有人感叹：没想到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日之间就有这么善良崇高的国际婚姻。
这部剧也勾起了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一段往事。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大学专修了中国语以后，1981年到北京留学。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个19岁的北京小姐。她品貌端正、心地善良，让我觉得称心如意，我衷心希望跟她结婚。可是当时申请国际婚姻、办出国手续很不容易，有时需要等几年。申请国际婚姻的人也很少，申请需要很大勇气。当时中国人民还不太了解现代日本社会是什么样的，我的女朋友的家人也很担心她和我交往。她的姐姐有一次甚至怀疑我是否会用甜言蜜语欺骗她，带她到国外后，把她卖给妓院。她的爸爸对子女比较严格，和女孩交往的过程中我一直很难得到机会到她家去。姑娘本人也担心：如果跟日本人结婚的话，她会不会被中国人嘲笑，将来会不会被日本人歧视。她直到最后也没能下决心和我在一起。有一天她对我说：“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多好啊！”我了解她虽然已经肯定了我的为人，但对她来说，国际婚姻是一个过于沉重的问题。她的朋友们当中也有人在背地里说：“她竟然要错过千载难逢的出国机会，傻瓜！”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她很清纯、没有那么多心计，我才喜欢她。
1982年我结束了在北京的留学生活，要回日本的前一天，终于得到机会到她家去跟她家人见面。她爸爸还喝了酒，很高兴。可是没想到的是，她爸爸一开口说的是日本话：“向右看齐！向后转！”这是学日本军的，可能就是他脑海中日本人的形象。据说，他后来曾对家人说：“跟我想象的不同，那个日本小伙子很有礼貌。”我离开她家时，她妈妈送给我的是一包炒胡萝卜丝。我在回国的飞机上流着眼泪，抑制住哭声，吃了这些她妈妈送给我表达心意的胡萝卜丝。
回国以后，我一直觉得好像在心里有一种无法抹平的创伤。特别是最近十年，我了解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国际婚姻增加了很多，心情更加落寞而遗憾：那些跟中国人结了婚的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并不一定都会讲中国话；相反，非常憧憬中国、早就会讲中国话的我反而没能实现和心爱的中国姑娘的婚姻。可能我运气不济，去中国留学的时代太早了。痛苦使我曾经努力地想忘掉我在中国经历的一切。我甚至几乎忘记了中国人给我的很多亲切关怀，反而不知不觉地注意中国人不好的一面，如这十几年来在日本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犯罪案件等。然而，两年前发生“历史教科书纂改问题”时，我再也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了，我又发挥了正义感，还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活动。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中国”这个我的人生课题了。
这次我看了这部感人至深的电视剧，又清晰地记起20年前我曾拥有的美好爱情和中国人对我的关怀。虽然我没能够与北京姑娘一起实现爱情的“结果”（我后来娶了一位海外华侨），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教师，向日本学生们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就是我为中日友好作出的小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