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俣行男，1912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大月市，1936年入《读卖新闻》，1938－1942年以该社随军记者身份亲历战争。1982年出版《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现代史出版会还出版过他的《渡越波涛》，冬树社出版有《战争与记者》等。
《证言》一书主要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等令人毛骨悚然和满腔愤怒的血腥暴行：“我所亲睹的战场情景却是烧房、毁城、杀人、被杀、抢粮等一幅幅地狱图。侵略战争以凄惨的悲剧告终。”
小俣似乎提前在对日本政界、史学界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进行批判：
这场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许多被征前往中国的人都有实际感受。因为进兵占领中国的城市，无论谁看后都知道是侵略战争。可是在当时，只要有反战的言论就会遭到重罚。许多人相信在关系到日本命运的“圣战”中捐躯是国民之“荣耀”这种宣传，被送到战场。士兵们甚至连前面的敌人是怎样的敌人都不知道。同敌人对话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在日本人之间交谈战争。一旦开上前线，不打对方，自己就要被打死。当亲密的战友纷纷倒下去时，就产生了“为战友复仇而战”的心情。被一张红纸召集起来的士兵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工具。再加上向国民灌输日本是“神国”的思想，人们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蔑视其他民族，所以屠杀、虐待中国人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战场就是以集团进行的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掠夺等一切凶残暴行的场所。
当然，因一张红纸而不得不死于异国他乡的大多数士兵、军官、新闻报道人员都是这场愚蠢至极的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忘记，那些日本军人们是如何加害中国以及亚洲民众的。
还是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吧。小俣扼要记录武田、畦崎亲历的谈话内容：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
老百姓一个不留地从自己家中被赶了出来，收容到建在中华门旁边的“难民区”。
俘虏有10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当时在笔记中写道：“12·15日 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
因此，俘虏被日本兵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2，000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让俘虏排成一列，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齐往江里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
后来军里传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和干其它苦役。”
此时已有不计其数的俘虏被杀了。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的英美警备区发行的英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上，登载了身着便衣的青年、女人、孩子的尸体的照片，都是由侨居在南京的外国人拍摄的。但是没有枪杀这些俘虏的详细报道。
我听完联络员的叙述后，再一次感到“圣战”的形象崩溃了。我开始相信“皇军”的军规是“严格”的。战斗结束后，已投降的俘虏会被“严格”地处理。这简直是屠场！而且，让即将被处决的人来处理当他们的面处决的人的尸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残暴的行为！
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
“究竟杀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
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从那以后直到战败一直过着极其紧张的随军生活的我，甚至到战后都未曾看过杂志上登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战后我看了各种文献，如登巴利编写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等，再一次深切地感到那两个联络员所述之事毫无夸张之处。登巴利当时是《自由贸易保卫者》的特派员。
编入此书附录的该委员会递交给日本帝国大使馆的诸文件中，有一份要求日本方面妥善处理百姓问题的《被害报告》，列举了大量日军暴行。下面摘录几段――
“第5件 12月14日夜，连续发生日本侵入中国人住宅和强奸、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为此引起了大骚乱，数百名妇女转移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The Ginling College）院内。因此，3名美国人为了保护院内3，000名妇女、孩子，昨夜在学院内过夜。”
“·15件 12·15日，闯进汉口路中国人住宅的日本兵强奸了1名少妇，并强行绑架了3名妇女。其中两名妇女的丈夫在追赶日本兵时被开枪打死。”
“第18件 12·15日夜，许多日本兵侵入位于桃源的金陵大学的建筑物，并当场强奸了30名妇女，其中几名被6个日本兵轮奸。”
“第62件 12月18日，设在陆军大学内的难民所送来的报告。16日，日军强行带走了200名男人，可是只回来了5名。17日带走了26名。18日带走了30多名。被抢走的东西有现金、行李、1袋米和400多条医院的被子。杀害了1名青年（25岁）。打倒了1名老太婆，20分钟后死亡。”
“第178件 1月3日（1938年），以日军军官需要洗衣妇为名，12月20日从锏银巷强行带走的6名妇女中的1 个来到鼓楼医院。据她说，她们被带到市中心偏西的一所房子里，她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是日军的军用医院。妇女们白天洗衣服，可到了晚上被通夜强奸。岁数大点的妇女一晚上被强奸一、二十次，年轻漂亮的妇女一晚上被强奸40次。1月2日，两名日本兵把来到医院的那位妇女带到一所没有人的学校校舍，用刺刀扎她10刀。其中4刀扎她的脖子，切断了脊椎方向的肌肉，往手腕上扎了1刀，往脸上扎了1刀，往脊背上扎4刀后，士兵们以为她已死，就弃之走了。别的日本兵发现她后，把她抬到熟人处，又抬到医院（此患者因患髓膜炎现已死亡）。”
“第382件 2月1日，吴长生（译音）返回尧化门外自己家时，7名日本兵带来一个老太婆，强迫二个性交，日本兵在旁边哈哈大笑。”
“第442件 2月2日，有一家子正往城内运送蔬菜，在中华门附近遭到几名日本兵盘问，日本兵强迫那人跪在路上，交出‘好姑娘’。他们命令那人把蔬菜扔掉，那人一抗议，士兵抓起枪托就朝他的小腿砸去，两条腿被砸折了。那人花了两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挪到医院。”
我们看看日本兵是怎么说的。据1971年1－12月《朝日文艺》连载的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所写《不寻常的最前线》一文，时为114师团一等兵的田所耕三（水户人）讲述：――
“……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15－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从后面向女的开枪。……”
《每日新闻》特派员铃木二郎记者写道，他12月12日去中山门时，“……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捅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我目睹了那次“南京悲剧”》，载《丸》1971年11月号）
小俣行男的《证言》一书，进一步用千真万确的事实证实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关于对南京大屠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12月13日晨，当日军进入该城时，所有的抵抗均已停止。日军士兵成群结队地沿街游荡，犯下了种种罪行。用一个见证人的话说，他们简直是一群野蛮成性的匪徒，亵渎着城市……许多士兵喝得狂醉，不分青红皂白地沿街杀戮中国男女老幼，顷刻之间尸横遍地。连幼女老妇也遭奸污。很多妇女遭到强奸后被杀死，而她们的肉体被肢解。日军士兵对商店和仓库大肆抢劫后往往纵火焚烧。主要的商业街区太平路以及其他商店区均被大火烧光……这种烧杀是有计划进行的，这种暴行持续了6周……
德国政府从他的代表那里得知：这不是由个别人犯下的而是由整个军队，也就是由日本军队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这个军
队在德国代表那份报告中就被叫做“恶魔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