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古至今没有哲学”，“日本没有哲学家”。没有哲学家怎么会有哲学？这话出自日本先哲中江兆民（Chomin Nakae 1847－1901），初始不禁引起我的莫名疑惑，怎么日本19世纪前没有哲学家和哲学呢？继而大悟：中江先生不就是杰出的近代日本唯物主义哲学家、民主主义政治家和无神论者么？！他少年时代学习汉学、爱读《庄子》《史记》，青年时代学习西方语言和人文科学。1871－1874年公派留学法国，研究哲、史、文学。回国开设法文学塾，学员先后多达2000余人，致力法国学术的传播和研究。1880年参加自由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经常在《政理丛刊》和由他主编的《东洋自由新闻》上发表评论。1882年在《政理丛刊》连载所译汉文卢梭《社会契约论》并加注解的《民约译解》，不久即出单行本。“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因此，中江影响了日本几代青年，并且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东方卢梭”。
1887年，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名著《三醉人经纶问答》面世。这是一部关系日本国“经纶”即国运民瘼的传世之作。在我这个外国人看来，日本国不仅20世纪的100年已经而且21世纪都将接受“三醉人”思想的检验。先看豪杰君的宏论：某国“国土非常辽阔，资源极其丰富，但非常衰弱......这是一只极肥的上供用的大牲牛。这就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为什么不快去割取一半，或割取三分之一呢？......把该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过来为我国所有，我们将成为大国！物丰人众，加之施以政治教化，可建成城垒，可铸大炮，陆地可动员百万精锐之师，海上可排出百千艘坚舰。我小国一变而为俄国、英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豪杰君这篇哲学，估且名为“夺取”哲学，不仅是日本百年指导思想，到1945年止，而且成为日本百年行动南针。21世纪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是否还赞赏、服膺这种哲学呢？
次看“绅士君”的主张：“啊！民主制啊！民主制！君主专制，愚昧而自身尚不知其过；立宪制虽知其过，但也仅改了一半；民主制光明磊落，胸中没有半点尘污......你头上只有青天，脚下只有大地，心胸开阔，意气风发，要说时间的话，那无始无终，不知前后有多少亿的永劫就是你；要说空间的话，那无内无外，不知左右有多少亿万里的太空就是你。”“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可称为人的只有王公贵族，余者百万生灵，均为精神不健全的酒囊饭袋而已。”立宪制呢？“由于设有君主和五等爵位，所以......在平等的大义上终究不免有欠缺。”绅士君的哲学，看来就是民主主义。对照日本百年究竟是君主专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或者是民主制呢？日本是否能下决心走彻底民主制的前路呢？绅士君还进一步主张：“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没有其他主人时，国名只不过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称而已”。“我与他人没有区域的界限，不会发生敌对的意识”。民主制可以“把世界人类的智慧与爱情融为一个大的圆形整体”。虽然豪杰君耻笑这种“有名的进化之神”的理论，但它实际上即中国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哲学。这是人类最高的政治理想。21世纪虽不可能实现，但终有一天会实现。绅士君的主张诚如作者指出是：“尚未实现的思想上的灿烂瑞云”。这种“瑞云是未来的祥瑞，只能以远眺为乐”，因为“人类进化过程决不是按几何学所规定的直线前进”。然而：“思想是种子，大脑是田地......把种子播撒到人们的脑髓中。这样，几百年后民主思想也可能在国内茂盛地生长起来”。
再看南海君的说法：“绅士君的民主制度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是由于对欧洲强国的形势过虑而产生的”。南海君认为：“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凡日本为邻的国家，“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好像中国，无论从其风俗习惯来说，抑或从其文物风格及其地势来说，作为亚洲小国的我国，应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国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我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不考虑这一点，而按一时发扬国威的念头，以一言不合为借口挑起争端，我看是最坏的下策。”
面对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严峻情势，南海君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人民奋起自卫：“假如他......果真敢于狡猾地来侵犯的话，我们只有全国皆兵，竭力抵抗，或据守要地，或突然进击，进退出没，变化莫测。因为他是客，我是主，他不义，我是正义。因此，我国军队，不论将校兵卒，同仇敌忾，士气旺盛，有什么不能自卫的道理呢？！”“我们亚洲各国的士兵，想用他们征伐时则不足，用以防守时则有余。所以，平时要加紧训练、演习，养精蓄锐，那么，为什么要担忧不能自守呢？！为什么需要按绅士君的计策束手待毙呢？！为什么需要按照豪杰君的策略招致邻国的怨恨呢？！”令人万分痛心和遗憾：从20世纪上半世纪的历史实践看，日本所走的道路正是南海君早已指明的“下策”和“最坏的下策”。
诚如绅士君所说“疆土狭小、民众寡少的国家，如不以道义自守，则无其他可凭恃”，“诸如区区一小国的人民，如今仅仅出兵十万，遣军舰百十艘，运到遥远的国外去侵占土地......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在19世纪的今天，以武威的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策，强夺别人土地，杀害别国人民，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真是疯狂的国家啊！”日本国拒绝听取中江兆民的“先见之明”，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不是真如绅士君所言“发狂”了、变成了“疯狂的国家”那还能怎么言之成理呢？
1901年后，中江兆民接续发表《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后者又名《无神无灵论》，轰动日本思想界，成为日本唯物主义哲学里程碑式的名著。中江认为：“世界是唯一的物”，精神只是身体的一种作用。这就使他和唯心论、有神论明显地划清了界限。中江指出：“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中江石破天惊地指出：“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日本上下：“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义理的。”日本经历过去100年，应当预知未来100年。日本举国一亿人民，如果在21世纪初能够学懂中江兆民的哲学，掌握中江先师教导的真理，日本必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