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中村孝志著、陈鸿铿译《关于水户事件》（《近代中国大案纪实》选自《福建文史资料》），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惯于阴谋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不惜杀害无辜日本同胞以嫁祸于中国的一宗夫妻命案。幕后隐秘，颇值一阅。

1932年1月3日晚间，福州市日本人所办专收日侨子女入学的日本小学训导水户参雄和妻子光子在宿舍遭惨杀。1月4日，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田村贞治郎向外务省犬养毅大臣发出密码急电：

3日下午8 时半，有中国暴徒2 人，闯进日本小学校宿舍，台湾总督府派遣的水户三雄（本名参雄，电文作三雄）年28岁，和其妻水子（本名光子，电文作水子）年27岁，同时惨遭杀害。女者受锐短刀，当场毙命；男者头部被击重伤，急奔邻舍，半途倒下，送往医院急救，中途死亡。夜警戒中。（《日本外交文书》1980年版第443页）

警察署长中嵘和博爱医院外科医长小林喜久男对水户夫妇尸析报告于下：

水户参雄头正中偏右处中弹，伤口9 厘米。下颏骨受伤粉碎。子弹是由前射入由后而出，创深12。9厘米。致死原因：右颈动脉重伤，造成毛细管栓塞，加上出血过多，终至窒息死亡。

水户光子右肩胛关节部外侧，有深7。6厘米伤口，右上腹部创口出血甚多，同时内脏受到损伤，腹腔内出血量过多，致死原因：刀刺加上枪击，造成右上腹部重伤致死（日本驻福州总领事馆《水户事件颠末书》）。

水户参雄，1905年生于福岛相马郡，光子1906年生于德岛美马郡，是日侨中的模范夫妻。案发后，迫于日本压力，福建省政府接受日方全部要求：“正式道歉”、“怃恤金5万元，付日本小学1万元”、“添设警所，保护日侨，并且悬赏缉凶”。但是究竟水户夫妇被什么人杀害？如果不是中国人所杀，中方被迫承付巨额赔偿金和进行正式道歉是否确当和符合国际正义、友好交往原则？

1月6日，田村总领事收到密告书，一个日籍台湾人叫李炉已的以日本《闽报》记者身份在福州活动，扬言负有日本军方重大使命，是本案“最大的嫌疑者”。李被捕后，经田村亲问写出《自白书》。杀害水户夫妻案事出有因，原来是日本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参谋长小杉武同等，通过情报官浅井敢夫大尉，交待李炉已：“为了贯彻国策，要向福州进兵，必须找个借口，这就得制造事件。”最后商定：“可以把日本在福州的侨民杀死三四个，对日本领事馆、日本人机构可以放火，事件发生，即指为中国方面维持治安的力量很薄弱，我们就有了出兵的借口。”浅井还对李说：“日本向锦州出兵是预定的军事行动，现在是打击中国群众激昂情绪的最好时期，也是南北呼应出兵的机会。”李炉已受命即对收买的凶手洪进玉发出指示：“今夜利用福州治安混乱的机会，杀死二三个日本人，如果9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下手，就到我家里，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杀掉，责任由我自负”（王按：何其毒也！）。

洪进玉在厦门被捕后口供：“1月3日李炉已提出必须杀害二三个内地人，这样台湾军方面一定会派遣军队将福州占领，要我们为国家出力，事成必有重赏……我领先闯入小学校宿舍，进门时喊着：‘水户先生’，伪装送来西装的模样。水户夫人迎面而来，同伴突然冲出，向她刺了二三刀，她立即丧生。我向水户训导开枪，水户训导向屋外奔逃……”；洪的同伙黄天赐、王春琪也作了供词。关于杀害的对象，李炉已秉承军方的布置，可以是田村总领事，领事馆官员，台湾总督府派遣的官吏（可杀二三人）或日本军舰上的水兵（可杀10个上下）。这样，日本的重要官吏被害，对于社会治安影响很大，从而就可以保护日本臣民生命财产为借口。由台湾出兵福州，但李、洪等秘密协议避重就轻，向水户夫妇下手……

水户案的处理，日方甚感为难，相互推诿，直延到10月20日，才由台湾管辖法院不公开审理，结果作不起诉处分，有关人等予以释放。以后，福州《闽报》馆长镰田正威资助李炉已旅费350元，改名李炳华，到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工作，经板垣征四郎提拔为天津《庸报》社长，并奉命秘密试探蒋介石“和平”倾向，官衔升到伪满洲国中将。最后被反对派毒杀。中村孝志的结论是：日本在台湾陆海军看到关东军耀武扬威，他们对福州馋诞欲滴。水户夫妇是这一阴谋策划的牺牲品。事件以往禁止报道，现在有必要弄清，奉慰水户夫妇枉死的灵魂。笔者认为：水户夫妇冤死，铁证日本军国主义狠毒至极，妄图嫁祸于中国，更属卑污至极。事实确证既然水户夫妇不是中国人谋害，日本政府理当退还6万元赔款，自行承担抚恤金等费用。否则，日本国将有何颜面面对这宗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