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之死
　　
　　虽然倏乎间已过了70年，但那一幕却永远刻在我脑海里:血肉模糊的父亲被抬回来，左臂没了，身上有些地方已长了蛆，母亲一看立即晕厥过去。我站在父亲的遗体边……嫂子和姐姐给父亲擦洗干净，换上便装。我们把父亲抬进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材，母亲说，你们快再喊一声“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全家哭成一团。看着钉子落下钉在棺材上，就像个个钉在我心里一样……
　　自1937年5月后，北平的局势越来越危险，4个重要通道中，通县、丰台和南口均被日军占据，卢沟桥是仅存的咽喉。“七七事变”发生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省亲，任副军长的父亲肩负起军事指挥之责。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下令驻守宛平城的部队“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飞机经常低空飞行，炮声隆隆，而身为29军副军长的父亲自此就一直待在军营里。平时父亲对待祖父母十分孝顺，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视双亲，但自此后，他却从未回过家，虽然他所驻守的南苑与北平城内的寓所近在咫尺。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我们都知道他前线将有战事，全家人都很紧张，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位军人。
　　7月26日，宋哲元下令，让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主持军部工作的父亲应该首先撤离。当时南苑处于日军包围中，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比之北平而言，留在南苑实在是太危险了。但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坚守南苑。他觉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必然导致留守人员军心不稳，南苑这个北平的南大门就如同拱手让给敌人一样。而南苑若失守，北平也就门户洞开。他指令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的人员奉令撤回到北平，而自己却留下来，决心与留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训练班的学生等一同誓死保卫南苑。
　　父亲手下有一位自16岁就跟随他的副官叫王守贤，战事吃紧时，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牺牲，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存折交给父亲，委托父亲在回城探亲时代其交给父母。不料父亲接过存折后，沉思片刻又退给他说:“你随军部撤回城内，还是你自己拿着吧！”他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给王，让王回了城。母亲彭静智后来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这包东西，打开一看是笃信基督教的父亲最为珍视的那个金十字架，顿时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是抱定殉国的决心了。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日军集结5个师团，10万以上兵力，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那时的南苑城已是一片火海，情势十分惨烈:炮弹落在马厩里，上百匹马被炸死。没有坚固的工事掩蔽，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29军用简陋的武器，抵挡日军数次猛攻。
　　11时，父亲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门，他带领手下边打边撤。我后来了解到，驻扎在南苑的部队，只有37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和1500名学生训练团成员，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不过3000人。
　　父亲带领的战斗力最弱的训练团学员，却遭遇了早已重兵设伏的日本军队。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40门重炮、30架战机的火力，集中准确地打在南苑军部东南角。寡不敌众的父亲在南苑某村遭到日军阻击，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村民家屋顶上，有幸存者后来回忆，当时遍地是被日军打死的战友，尸横遍野。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贴身警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午后13时许，父亲正在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他们疯狂扫射。父亲右腿不幸中弹。卫兵让他退后一步，以便包扎。但他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并忍痛跃然上马，继续指挥部队突围。敌机再次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正落于他的战马之下，父亲不幸头部中弹，年仅45岁以身殉国。

　　　　　　　　　　　　　　　悲苦岁月

　　侥幸生还的高弘锡当天来到我们家，起初他只是告诉母亲，说佟将军受了重伤，住院了，然后把父亲随身带的一块怀表交给母亲，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会打点报时。母亲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是受伤的话，怎么把父亲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噩耗最终没有瞒住，坚强的母亲在悲痛过后，立即决定瞒着年迈多病的祖父母，赶紧托人找遗体。第二天，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村里接回父亲遗体。当时跟随父亲的训练团学员也几乎全部殉国，阵亡学员的尸体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东侧。
　　7月29日晚22时左右，我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从此开始了8年的流离生活。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哪里，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母亲再三考虑，决定先暂放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冒杀头之罪把父亲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老方丈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结束。父亲的灵位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是我祖母的姓。从那天起，我也把原来的名字佟荣芳改名为胡荣芳。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我们一家先是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我后来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见家门口不时有日本汽车和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公使霸占。
　　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迁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换学校，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几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否则我们也无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母亲为了一家人，想尽办法谋生。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她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买回配给的棒子面。和从乡下逃难的亲人一起搬进这个破旧的小院后，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的收入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1944年我考进辅仁大学，有一次被伪警察局抓去，说我参加了某种活动，母亲为了救我，将一只金手镯卖掉。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也是全家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学，离开北平。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
　　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为父亲保留8年灵柩的方丈的名字。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会默默对父亲说一些话。我经常想，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