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仍然不断发生各种规模的战争。任何战争都会给交战国双方带来巨大损失，于是就产生了赔偿问题。十八世纪，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主要是战争赔偿，即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笔款项，这一赔偿完完全全是对战败国的罚金。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战争赔偿的数额取决于战胜国的自由意志，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倾向。历史上有许多这类的事例：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规定，法国付给德国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偿；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亿3千万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凡尔赛和约》为主的一系列和约规定了德国及其同盟国赔偿协约国因战争所受的一切损失。依据《凡尔赛对德和约》第231条，德国自己并替其盟国接受“因德国及其同盟国用侵略方法将战争强加于协约及参加国政府而致使它们和它们的人民受到损失和损害”的责任。这里赔偿战争损失的意义有所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偿还战胜国的款项外，还包括因战争直接使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受到损失的赔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赔偿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经济和军事的范围， 具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明显出现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概括为：

第一，从赔偿的原因看，战争赔偿主要是发动侵略的战败国侵略别国时所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的赔偿。也就是说，战胜国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是由于战败国侵略战争的直接结果。比如，战胜国由于交战而造成的伤亡及财产损失，对于这些损失的赔偿必须由战败国来承担。受害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来承担。受害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交战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所赔偿的损失并非双方交战时的直接结果，而是侵略者丧心病狂、故意行为，如，屠杀平民、伤病号、战俘等。

第二，从赔偿的形式看，根据二战期间的国际协定，战争赔偿是战败国以实物对战胜国进行赔偿。根据二战后的国际惯例，受害赔偿的形式主要是用贷币进行支付。

第三，从战争赔偿的主体看，基本上是双方国家。受害赔偿的主体除了国家外，还有私人和团体，也就是说，“受害赔偿”不仅是国际法问题，而且也是属于国际私法所研究的问题。

第四，战后国际法的一个新发展就是把战争赔偿同受害赔偿区别开来，许多国家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反复着前后一致的这一国际实践，向战败国要求侵略者罪行赔偿的“受害赔偿”惯例就因此而形成。

就战争赔偿而言，根据《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应对战胜国实行赔偿，主要是用实物支付。二战以后，两德先后向各战胜国部分的履行了战争赔偿的义务。

就受害赔偿而言，1953年初西方盟国与西德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允许西德延期清偿债务，但同时规定，西德必须从1953年起支付600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赔偿。据西德称：它履行了这一条款，向有关国家支付了赔偿。伦敦债务协定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明确区别开来是对战后国际法的一大贡献，有利于国际人道精神的进一步升华。

我们知道，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擢发难数；战后，犹太人不是以战争赔偿为由要求两德进行赔偿，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要求赔款，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犹太人从原联邦德国那里获得了34亿多马克的赔偿。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协定的条款，这笔赔偿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

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遇到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赔偿620万西德马克。波兰1953年宣布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要求，但没有放弃公民私人对被关进纳粹集中营、被强制劳动和流放的赔偿要求。波兰自1987年以来一直在为二战期间被强迫送到纳粹德国做苦工的为数100多万波兰人索取赔偿。法国依据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一直未向西德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西德对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利比亚由于清理纳粹非洲部队所埋地雷的费用而提出了赔偿要求，芬兰也要德国赔偿德国1944年撤退时打死的2.4万头驯鹿。

最近，美国政府对二战期间被美国扣留的美籍日人发放了赔偿费，首先向9名70岁以上的美籍日人每人发放了2万美元的赔偿费，并转交了布什总统表示歉意的信。

以上情况表明，在现代国际法中，对战争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关注国际上有关理论成果，应是我们的立足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