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1994年底，我前往旧金山参加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首次会议时，提交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到“国内对日索赔的工作方向，即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或国际律师)起诉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或者委托海外华人组织进行索赔;联络联合国有关机构，向日本政府进行索赔;目前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慰安妇、劳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731”受害者等，目标是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时间过去了6年，目前对日索赔个案诉讼正在进行，虽然还没有成功的诉讼，但能把日本政府推到被告席上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这一步迈出来的确不容易，因为我们对日索赔没有先例可循，特别是在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前提下提出民间对日索赔要求就更加艰难，但这艰难的一步我们走过来了，而且看到了对日索赔的一线曙光。
    
记得9年前在北京接待了日本一个叫“铭心会”的民间团体，当时我与该团体的一位女性负责人交谈，我问她我们向日索赔多少时间才会成功，她考虑了一下说：20年！当时我吃了一惊，心想这位日本女性在小看我们中国人，但从以后的对日索赔具体活动中才领悟到这位女性的说话并非是信口开河。

对日索赔的艰难之处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国内大多数人都认同了政府赔偿与民间赔偿是分开的，特别是广大老百姓，社会各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老将军和现役军人以及部分上层人士等。不认同这个观点的是国内的某个部门，这个部门的观点是政府放弃了赔偿要求，也包括民间的赔偿要求，民间不应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因此，这个部门的发言代表了国家和政府，对民间对日索赔的活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由于对日索赔是民间自发性的，必然会引起国内有关部门的关注，担心失控引起社会动荡，比如上街游行、到大使馆示威等。因此，对从事索赔活动的人士进行控制，对国内受害者的要求采取不协助的态度，使得索赔活动进展缓慢。

（3）国内目前还未成立索赔组织，基本上是个人行为，这必然会受到很大局限，一些工作不能公开进行，广大受害者投诉无门，办起事情来到处碰壁。

（4）目前要求索赔的受害者主要是老百姓，他们生活艰辛，没有太多的费用来从事索赔，国内的组织和公司也不愿意捐助索赔事宜，即使有的组织和公司开始同意赞助一点，一旦发现此事比较敏感，马上退出。前几年地方很多自发性的索赔组织，但由于缺乏经费，随后也就停止了活动。

（5）旧的极“左”思想仍然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从事索赔的受害者一旦与海外索赔组织联系，有的单位就会认定你的背景复杂，与海外的民运份子串通一气，无形之中就把国内和海外隔离开来，国内受害者不敢大胆联系海外华侨组织；海外的华侨组织也不好联系国内的受害者，担心给国内的人找麻烦。
上述这些情况说明大陆有关部门和民间还需要加强沟通，但原这些状况逐渐成为历史。

迎接向日讨公道的新局面

经过海内外中国人的多年的共同努力，对日索赔出现了新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1）大陆、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地向日本政府打官司，进行索赔全面展开，在大陆的上海和天津法院里，中威船案和北方船案已立案审理；香港的军票案在日本已起诉日本政府，大陆的一些受害者如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等等，通过日本律师在日本也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最近在美国的律师代表中国受害者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

（2）从大陆民间对日索赔多年来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间对日索赔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也没有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刚开始采取不协助和控制阶段到默认阶段，以后还有两个阶段，即暗中支持阶段和公开支持阶段，目前有关部门对民间对日索赔的态度处在从默认阶段向暗中支持阶段转变，比如新闻报道不干涉，中央电视台也时有报道对日索赔的情况和动态；受害者出国比以前容易，有的受害者来自于农村，不太了解办护照的程序，有时得到了当地部门的协助。

（3）国内受害者与海外华侨团体融为一体的趋势加快，由于通讯网络发展很快，国内外的联系不象10年前那样封闭，国内的受害者找国外的华侨组织；海外的索赔组织找国内的受害者现在变得方便快捷，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有一项工作是网上如何展开对日索赔，这就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对日索赔的具体运作提高了一个档次。

对日索赔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碍于过去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又不好站出来支持民间对日索赔，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对日索赔，另一方面海内外人士应多联系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力争让他们出面解决和支持民间对日索赔，起码允许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顺利开展。

 
                                   2000年11月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