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浩劫中，留在南京的一部分难民和守城官兵侥幸生存下来，为了铭记这段悲惨历史，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或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或亲自记录其悲惨经历，或向记者和调查人员述说其幸存遭遇及亲历见闻，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幸存者的日记、回忆与口述专题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有关情况作一汇报，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
为了编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专册，笔者广泛查阅了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和有关书籍报刊，搜集了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幸存者日记和回忆，另外，我们还有幸征集到数篇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录手稿。根据幸存者回忆内容的体裁，笔者将上述资料分为日记、幸存官兵的回忆、幸存者难民的回忆等专题。
从史料价值来看，幸存者所留下的史料中，日记的史料价值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三册《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共收录5篇日记和周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利用中立国的特殊身份，曾留下许多十分重要的日记和书信，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威尔逊日记》等，但作为受害者的南京难民，由于当时险恶的环境而能够每天记日记并还能保存下来者并不多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幸存者日记，从性质上来看共有两类：
一是幸存者当时每天的记录，如本书收录的原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的日记，该日记始于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结束，尽管全文只有3万余字，但其重要性很难以字数的多少来衡量。日记的主人程瑞芳女士，湖北武昌人，1875年出生。湖北武昌护士学校毕业，其后曾在美以美会妇科医院当看护。1910年至1916年，在圣希里达女子中学当女舍监。1922年，程瑞芳出任圣希里达子弟小学校长。1924年，程瑞芳应邀担任金陵女子大学舍监，负责管理学生宿舍和食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负责人，她每天不仅要面对施暴日军的不断侵扰和承担超负荷的卫生、救济难民等工作之外，还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记日记，用铁的事实见证了这页人类史上最为悲惨的历史，其精神令人感叹不已！作为受害者的记述，程瑞芳日记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首先，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部中国难民自己所写的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在史料价值上无法取代。其次，程瑞芳的日记印证了《魏特琳日记》中记录的日军在金女大实施性暴力的事实??发生在同一地点的同一件事同时出现在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的日记中，彻底击垮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第三，作为一个中国人，程瑞芳女士从受害者角度记下了大屠杀期间难民所难民沦为忘国奴的悲惨生活，为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难民的社会心理，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察窗口。
二是幸存者事后以日记体裁撰写的回忆，如1938年出版的《陷京三月记》，该日记由南京沦陷期间滞留南京的军医蒋公彀所写，日记从1937年12月13日写到1938年2月27日结束，从日记内容来看，虽然作者主要以记述野战救护处金诵盘处长在难民区不畏日伪强暴，坚持民族气节，最后逃离南京的幸存经历为主，但其中也有很大篇幅的内容展示了难民区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汉奸的丑恶嘴脸、西方人士的救人美德和难民的悲惨生活，日记内容真切，信息丰富。又如本书收录的《南京大屠杀逃难记》，则是孙锦云女士晚年以日记方式所进行的回忆，该日记十分详细记录了其在南京大屠杀前夕逃离南京的一路历程，这对我们研究沦陷前南京社会、难民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
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被困南京而后又能够成功逃离南京的幸存官兵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其中部分幸存官兵曾就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写有回忆录或回忆文章。本次搜集汇编计有孙宝贤、郭岐、钮先铭、田兴翔、万式炯、倪受乾、倪永潮、周绍定、唐广谱、夏明贵、罗春霖、祝晴川、孙晋良、罗祚威、耿九青等17名官兵的19篇回忆，这些回忆文章绝大多数均已在大陆或台湾发表。
日军攻占南京后，其搜捕并屠杀守城官兵的行动相当周密彻底，因此脱下军装、扔掉武器侥幸生存下来的守城官兵并不多见。但十分巧合的是当时教导总队竟然有三个营长都成功逃脱了日军的搜捕，而且这三人事后都写有十分详细的回忆录。一位是时任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歧，他在南京难民区匿居3个月，亲眼目睹了南京的惨剧，1938年他逃离南京后，曾将南京沦陷时期的悲惨见闻《陷都血泪录》的主要内容在《西京平报》上连载。1947年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时，他曾向法庭提供其回忆录手稿。1978年，他对原书稿进行了重新整理后在台湾以《南京大屠杀》书名出版。郭岐晚年回大陆访问其山西老家时，曾委托其女儿将其回忆录在大陆出版。另一位是时任教导总队工兵团二营营长的钮先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削发为僧，先后在南京永庆寺和鸡鸣寺避难，战后钮先铭其最高官衔做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71年他以《还俗记》书名出版了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传奇经历。还有一位营长是则是工兵团三营营长孙宝贤，他的回忆录原稿现在收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本次收录并正式发表的资料由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比较文化系的笠原十九司教授提供。由于这三位营长都是正规军校毕业，且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钮先铭还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他们的回忆录都十分精彩，细节真实具体，所记内容有些还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而且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来看，这些记述完整的回忆录为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个案素材。
另外，其他守城部队也有一些官兵得以幸存，如参加南京保卫战第二军团参谋祝晴川在城陷后被迫隐匿南京难民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充太平路盛锡福帽厂的刘鸿儒经理，参加了红?字会掩埋尸体和其他赈灾工作。由于他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精谙日语，因此也曾同南京日军当局有过接触，他的回忆录记有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当时南京日军当局的一些内幕。
相对于幸存官兵，当时留在南京的难民绝大多数是贫民，识字者并不多，能留下回忆录的人确实很少。笔者搜集到幸存难民的回忆共有14篇。其中有一部分是难民自己撰写，如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林长生的《虎口余生记》、陶秀夫的《日寇祸京始末记》、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等。这些经历南京大屠杀而侥幸活下来的难民，其所撰写的面对血腥暴行的亲身现场体验十分珍贵。
由于要照管重病在身的妻子和年迈的老母，南京某文化机关的职员李克痕（一条腿残疾）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未能离开南京，在日军打到江宁后，他从江宁板桥沿路乞讨逃难到南京城里的难民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艰难度过了80余日的乞讨生活。1938年6月初，他终于逃到武汉，并将南京沦陷区的经历以及当时南京难民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汉奸组织、社会及教育方面的情况写成《沦京五月记》在汉口《大公报》上连载，引起读者相当反响。《大公报》为此在1938年7月21日曾专门发表《读〈沦京五月记〉》的社评。李克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可能是最早发表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回忆录之一，而本书收录的林长生的回忆录《虎口余生记》则可称为最新发表的回忆录。作者林长生1924年出生于南京市六合县，日军进攻南京那一年他才13岁，在南京城里一家个体面包店做学徒，在日军攻陷南京后，林长生经过千辛万苦，才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后来林长生参加人民解放军，解放后留在江西工作。到晚年后，南京大屠杀这段刻骨铭心的苦难时时刻刻在他脑中不断浮现，为此林长生曾多次回到南京，根据记忆中当年逃难的路线和地名进行调查回忆，终于写成并发表了这篇回忆录。尽管事隔60多年，但这篇回忆录的史料及其逃难体验的价值不容低估。
除了幸存难民自己撰写者外，本书所收幸存难民的回忆也有多篇是由当时报刊记者采访代笔而成，这些记者大都采用了幸存难民第一人称的直接口述，并以第一人称方式在报刊上发表。如林娜的《血泪话金陵》是一位姓覃难民的口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则记的则是萧、王二君的口述，沙溯因的《如此江南》也是记录一位从南京逃到重庆的难民的口述。另外，还有本册还收录了数篇佚名作者的回忆。
三
除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幸存者调查口述也是南京大屠杀史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此次史料集中，幸存者调查口述专题共收录口述资料近1600份，分为上、中、下三册，约140万字。本专题资料的编辑主要按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的调查。如80年代前期，“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4年前后，南京雨花台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普查办公室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骆嘉刚、杨新华编《血证》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84年，原江浦县党史办的调查（其调查资料未曾公开出版）；80年代中期，徐志耕先生的调查（其调查资料主要收入其专著《南京大屠杀》一书，昆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为尊重原文，本次收录这部分资料时除标题作适当调整及用词明显讹错而作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删减。第九部分为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 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许多新闻记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多有新闻采访报道，一些地方政协文史期刊也曾收录发表部分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同第一部分一样，这些采访报道均已发表，为尊重原文，本次收录这部分资料时除标题作适当调整及用词明显讹错而作修订外，其他均未作改动。
第二至八部分则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京地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六所高校及汤山退休教授费仲兴等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其中，中青报记者戴袁支参与并主持了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调查。上述调查资料为本书主体部分，均为第一手口述材料，也未公开出版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以往出版的幸存者证言集相比，近几年的社会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调查对象主要是南京郊区的幸存者为主，而且80%以上幸存者从未接受过类似访问。二是在调查的思路上，确定了以幸存者生存经历为主，而不是以前纯粹以调查日军暴行为主。即是口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证言本身。三是尽可能注重事件经过的细节。
考虑到数十年间行政区划的变更、同一地名的不同民间称呼、非南京籍调查者对南京情况的不熟悉、幸存者浓重的地方口音和记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书面的口述资料在地点、人名等方面存在一些出入，如同音不同字。对此，调查者一般根据调查经验及幸存者发音来确定其名称，并在名称后尽量加以注明。同时，调查者亦加强了回访工作，将访谈整理稿念给口述人听，并要求口述者确认。另外，为增强口述材料的可靠性，我们在整理编辑时，每份资料都尽量完善口述人自然情况、调查地点、调查时间和调查人姓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幸存者口述内容会随着记忆的变化而发生偏差；尽管有时是在同一时期，但由于面对的是不同的调查者，记忆的刺激源不同，同一幸存者其口述内容也会出现变化。从记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细节的变化是正常的，也是研究者进行比较研究不可多得的案例。而且，上述偏差只涉及细节，不影响屠杀事件的定性，相反，多份调查资料反而可以增强证明力。因此，对不同调查者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位幸存者进行调查所形成的多份口述资料，我们也尽可能予以收录。如本专题就收录了多份不同版本的幸存者姜根福的口述资料。对于不同幸存者在回忆相同的人或事时相互之间出现的差异，调查者能考证时则进行订正，不能考证时则予以保留，以尊重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