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波及面最广、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一次世界性战争。提及世界性战争，学界一般认为，1618?1648年祸害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世界性战争，曾给中欧地区带来极大的灾难。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新型武器的出现使得人员伤亡剧增，让人们开始怀疑战争的功用，认为战争有可能会从“政治手段的继续”演变为“政治手段的终结”。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破坏性更为剧烈，而且还因战争施暴者的有意行为，屡屡将战争灾难扩大为战争罪行，如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典型。除了这一带有种族清洗印记的战争罪行外，与战争进程密切相关的大规模破坏也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有四件：1937年12月日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的大屠杀；1940年11月德国空军炸毁英国的考文垂；1945年2月盟军炸毁德国的德累斯顿；1945年8月日本的广岛被原子弹摧毁。这也就使得南京、考文垂、德累斯顿和广岛成为二战中著名的四大“殉难城”。当然我们要分清这四大“殉难城”的不同情况，一要分清施暴者和受难者的不同情况，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者、施暴者，它们在战争中承受灾难的普通国民虽然同样是受害者，但罪责主要应该由本国的战争决策者承担；二这四大“殉难城”所遭遇的灾难也有大小之别，德累斯顿在空袭中丧生的人约为13万人，广岛在原子弹空袭中死亡者近10万人，而考文垂因为事先采取了防空措施，被炸死者不足千人，而南京则是在城市陷落后被屠杀了有30万人之众，所以在这四大“殉难城”中就灾难之深来说是排在首位的。对这样一个典型的反映人类痛苦征候的事件，痛定思痛，无论是从史学角度进行复原研究，还是从社会角度进行反思分析都是极有必要的。而对史料整理广为搜寻，梳理成全编，以立存照，是一件功在千秋，让万世警醒的义举，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可供永续流传的学术精品。

　　对战争罪行进行研究反思，目的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战后，在对战争罪行以及战争本身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这就是“和平学”（Peace Studies）。和平学旨在研究和平及与其对立的冲突、暴力和战争诸方面的转化问题。对这些方面以前学者们也进行过研究，如中国先秦墨家崇尚的“兼爱”、“非攻”思想，中世纪晚期荷兰学者写过国际法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法》，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了《永久和平论》这一重要著作，但他们对和平问题的思考多是片段的，而和平学则是系统研究这一问题，并将之构建为一门学科。在世界上对和平问题比较关心往往是一些小国，尤其是北欧的小国，因为和平局面对其小国寡民的情形更为有利，这就是为何在中国春秋时代处于大国对峙夹缝间的小国更热衷于“弭兵”的原因。从这一角度来看，设立和平奖的诺贝尔是瑞典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创立“和平学”的约翰?加尔通就是出生在挪威的一个北欧人。和平学界一般认为，加尔通1959年创建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是“和平学”这一学科建立的标志。他在担任研究所所长之职10年后去世界各国讲学，在从事著述的同时进行和平学的实践，如从民间渠道调解一些国际、族际和团体间的冲突。现在已届70岁高龄的加尔通定居在法国的韦尔松城，在那里主持一个名为“超越”的和平研究机构。2005年5月，南京大学与英国考文垂大学、澳门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等机构联合主办了“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加尔通先生赴会。他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和谐致平之道”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称赞中国文明中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其中道家的辩证思想不同于西方强调善恶黑白截然分明的思维方式，另外中医理论中注重整体的观念也对和平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会议期间，加尔通先生还将他随身带来的一部代表作《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推荐给中国的出版社出版。加尔通先生为构建和平学的学科框架勤于著述，已出版了50多部著作，而他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代表作。此书内容偏重于学理，全书分为四部分：和平理论、冲突理论、发展理论、文明理论。现此书已被翻译成了中文，将在2006年1月以《和平论》的书名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生活在南京这座二战“殉难城”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人士为在中国发展和平学所做的一次努力。

　　现在在西方和平学领域已形成了好几个有影响的学派，如以摩根索为首的传统学派、以博尔丁为首的行为科学学派、以休密特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有的较多带有国际关系研究的背景（如摩根索），有的较多带有社会学理论的背景（如博尔丁），各有其特点，都明显地反映出其衍生的学术路径，而其中最有影响的仍是以加尔通为首的主流和平学研究学派。根据对其著作的研读以及当面向他的请教，知道他主张和平学不是某一门或是数门学科的衍生或糅合，而是一门适应战后形势应运而生的新学科。他对和平的定义有一句名言，即“和平是暴力的不在场”。他又由此发展出了“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的观念，用暴力的方式维系的和平就是“消极和平”。加尔通对和平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的“结构暴力”理论。他将暴力分为三种：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而有关社会发展的诸多暴力就是结构暴力，诸如贫困、差别歧视这些发展问题就被归入了结构暴力，这样他就扩大了和平研究的范畴。加尔通曾对和平与发展的含义做过一番探讨：“狭义的和平，指国家间的无战争状态；广义的和平，是国家间及国家内部无直接和间接暴力，实现生存、富足、身份和完全的自由以及生态平衡，即满足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最高需求。而狭义的发展，指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的提高等等；广义的发展，是指人类需求的满足，再少的人得不到满足也不能算作发展。因此，发展应是完全的生存、富足、身份和自由以及生态平衡。”57他甚至还提出“内在和平”（Inner Peace）的概念，即一个人内心的和平，这已伸展到我们通常认为的心理学研究范畴。

　　再如，对待犯罪即“作恶”，通常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恶是由强大、主动的行为者所具有的恶的动机导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恶是由不合理的结构导致的。如果行为者通过直接或间接暴力作恶，前者认为是行为者有罪，而后者认为是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而加尔通则认为，第一种观点的情况存在着多种改进其行为的办法：行为之前的预防性措施是控制行为者的动机及其能力，并向正确的方向引导其行为；行恶之后的措施是使之受到“惩罚”，一方面阻止其作恶，另一方面威慑其他行为者作恶。第二种观点的情况也存在着使其改变的多种可能性，主要是改变结构。58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作恶的土壤。

　　自和平学创立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很快，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已有上百所高校设立了和平学研究专业，甚至成立和平研究系，培养各种层次的专门人才。另外在世界范围还建立了上百座和平博物馆，引人注意的是拥有和平博物馆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德国。在除南京以外的几座二战“殉难城”中都有专门的和平研究机构，如考文垂就有两个，一是设在考文垂大学的“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另一是设在考文垂大教堂的“国际和平研究中心”。而考大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和平运动与和解问题，该中心主任瑞各比的著作《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已被译为中文，由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而在南京开展和平学研究，与原有的大屠杀研究之间是互有关联的，既体现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积极反思，又表现了人们对和平的热诚期待；既有助于学术方向的趋于国际化，又有利于塑造南京这座二战“殉难城”的新形象。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对战争罪行的揭露也可归入和平学范畴，所以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本身也是南京学者对和平学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