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主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协办单位：上海史学会、北京抗日研究会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
第一场报告：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9.18.10时）
以“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为题的报告拉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序幕。美国加洲人权协会副会长贝瑞?费舍尔律师首先发言，他介绍了追讨日本战争责任在美诉讼的情况和努力方向。费舍尔律师指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参与对日战争诉讼，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在中国、韩国、菲律宾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都与日本政府签定过各种形式的谅解协议，因此在诉讼过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阻碍。但朝鲜从未与日本签定过任何协议，所以是最有力量的原告。席间有人提问：随着受害者年事益高，应否考虑让他们分别在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等各自本土上并进行对日诉讼？原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在发言中针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他建议并提倡各国的战争受害者，能够在本国通过日本使馆展开诉讼，尽管可能实效甚微，但却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国际影响，以促动日本政府早日改变态度。
来自韩国的李信彻先生和台湾学者、保钓事件当事人金介寿先生“坚决讨回正义”的呼吁在会场引起强烈回响。北京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副主编荣维木先生为此轮讨论会作总结时强调指出：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推卸，与当前全球性的强权政治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所以，追究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的问题，不仅仅关乎历史，更关乎我们的现实。
第二场报告：“慰安妇”问题（9.18.14时）
下午二点到四点，以“慰安妇”为题的第二场报告会在主会场举行。来自韩国的李容洙女士和来自菲律宾、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等五位女性受害者，依次就战争中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惨痛经历，作了现场证言。她们频频哽咽的声音，深入而持久的将现场与会者带回了50多年前的那场灾害性战争。这些也曾经年轻、曾经美丽的生命，在迟暮之年，强烈希望能得到来自日本政府的正式谢罪和相关赔偿。在瞑目之前，恢复自己的名誉。
针对“慰安妇”问题，朝鲜代表孙哲秀、中国台湾代表吴慧玲、菲律宾代表Ms.Nelia SanchoLiao和中国代表耿文秀等四位学者，分别从在朝“慰安妇”的史实记录、台湾对幸存“慰安妇”晚年身心照顾计划等不同角度，对如何让日本以政府名义来承担强征“慰安妇”的战争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第三场报告：强制劳工（9.19.9时）
今天上午的会议安排节奏紧凑、内容丰富，共三场报告会，十一位发言人。这一段源自外科医生凤仪萍和另一位戚祖淦先生，在日本本土被强制当劳工的沉重经历，在日本侵华历史当中，至今仍鲜为人知。施害者是浸淫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企业。它们以在华张贴台湾企业招募华工的海报为手段，将当时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国人骗往日本，充当矿工、路工等重、苦体力劳工。期间，不仅不提供基本生活所需，而且使无数劳工在遭受非人的超负荷劳动和肆虐毒打后不幸惨死他乡。凤仪萍老人在会场上公布了一份300多强制劳工的名单，其中98位死在日本。当多媒体屏幕快速滚屏这一长串姓氏时，凤仪萍老人用干涩的声音说：“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得，都熟悉。”
在这颤抖的哽咽与抽象到几乎无法记忆的名单之间，是庞巨的历史细节的流逝，也给我们一位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当代人提出警示：要如何去记住这如此容易被忘记的历史？！随后，朱妙春律师就具体如何向日本政府追偿强制劳工赔偿的问题做了发言，而来自朝鲜的金哲秀先生则通过对战争期间亚洲强制劳工名薄分析，指出目前日本政府所宣布的统计数字21710人是有问题的，远远少于实际死亡人数。朝鲜代表团团长洪善玉女士以更具体的数字，包括男性劳工、女性劳工、各年龄段劳工等，强调指出：日本征用手段的强制性和非人性化，必须依照国际法对被害者进行赔偿。
第四场报告：无差别屠杀（9.19.10：30分）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女士来到现场，对日本在南京的骇人暴行作了控诉，她的证词本身就是历史。正如随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所言：要澄清的事实，未追偿的正义，是历史问题；而如何记住事实，如何追偿正义都是现实问题。朱馆长指出：在当今日本，右派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所写的书，多得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使他意识到：让历史事实持续地、广泛地告知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公民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即使是爱好和平的日本人也很可能会被误导，远离真相、颠倒黑白。为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美国、日本、法国等世界各地持续的举办了史料展出，让人们了解历史、反思历史。尤其是那些用惊讶和怀疑的口气询问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人数是否确凿的人们，孙宅巍先生慎重而真切地告诉他们：证据确凿！而且关于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调查工作，还将不断的进行下去。
第五场报告：毒气战、化学战、细菌战（9.19.11时）
整个二战过程中，只有日本在战争中实际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战争。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研究员在现场展示了日本所生产化学武器的三条主要使用和处理路径。由于日本当时参加了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所以相关资料和信息始终被日本政府重重设密。日本公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步平研究员进一步展示了由中国政府战后所处理的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详细数量和地址，并指出：因为毁坏这些武器，以及救济中毒者所涉及的技术比较复杂，资料和资金缺乏，日本政府又极力阻挠，所以进度缓慢。中日曾签订的关于毁坏这批遗留化学武器的协议，期限是从1997年到2007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
从开幕式就一直坐守在会场的细菌战中国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在语速飞快的发言中，首先指出：中国学者和广泛的受害者、和平爱好者，在于日本政府、日本猖獗的右翼势力作口角之辩的同时，更应埋下头来，做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王选女士在美国和日本广泛取证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她透露，据美国的档案资料显示：上海曾驻扎过“731”细菌部队的支队。作为南北主要基地的中转站，上海支队具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涵待进一步研究。
来自日本的研究者小松昭良先生，发言的主题就十分的醒目：即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生活中的诈骗结构与日本政府对齐齐哈尔时间处理的相关点”，指出了日本政府的消极、不负责任以及有意欺瞒等诈骗行为和动机，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