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日本友人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用自己探求历史的真实和对和平事业执着追求的爱心，奉献给中日两国人民特殊且厚重的礼物。这是继日本某化工厂工人小野贤二对侵华日军13师团山田支队65联队，在南京幕府山屠杀的加害者证言调查之后，又一本对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官兵本人口述史的调查实录。
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邀请我为该书的中译本作历史审校和序，有幸先睹该书的译稿。当我逐行逐字地翻看完全书30多万字时，掩卷长思，深深感到，该书既加深了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切齿痛恨，又增添了我对松冈环女士及枞杉幸子等参与调查工作的这些正直善良的日本人的敬意，与此同时，也掂出了这本书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沉重的分量，主要表现在：
其一、与中方受害者和第三国外籍人士的证言相互印证，进一步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相。近年来，随着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陆续调查发现和付梓出版了一些新的史料。仅从证人资料的角度，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642位亲身受害的幸存者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也有《拉贝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天理难容》（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魏特琳日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等众多外籍人士证言集，而加害者证人资料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战后日本人对历史认知问题，以及我们中方缺乏条件等种种原因，目前仅公开出版了《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以及上羽武一郎、增田六助、曾根一夫和小俣行男等为数较少的加害者的证言，该书弥补了这一历史的缺憾，使加害者证言由个位上升到百位，进而使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国外籍证人旁证者三个方面的证人证言资料都同时丰满起来，这实在是弥足珍贵的。例如：在为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作证时，中方幸存者刘永兴证言：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散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来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飘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日方加害者町田义成的证言：
“我们中队到下关车站广场的时候，日本友军的炮弹连续不断地落下来。这里还在与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敌人这时已经准备逃跑。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枪也不拿，捡了小木船、木筏、木材，乘这些东西沿扬子江顺流而下。有5－8人乘的小船，也有30人左右乘的船，船里还有女人与孩子，没有能力抵抗日本兵。前方20－30米处有逃跑的的败兵，这边的日本兵都举起机枪、步枪瞄准他们‘哒哒哒’地射击。小船、木筏上是穿着普通百姓衣服的中国人，畏缩着身子尽量多乘一些人顺江漂去。船被击翻了，那边的水域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也有的船上中国人被击中后跳入江中，可以听到混杂在枪声中的‘啊、啊’的临终惨叫声。水中流过一沉一浮的人们。我们机枪分队与33联队的其他中队一起连续猛射，谁也没有发出号令，只是说：‘喂，那个那个，射那个。’数量相当多的日本兵用机枪和步枪的子弹拼命射击。但对方并没有全部都死，也有顺流而去的中国败兵。我身边的士兵们对我说：‘不用担心。在下游有部队在等着他们，一个不留，全部射死。让他们下去吧。’就这样，射击了不到两小时。”
第三国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1932年月12月21日致夫人的信函中说：
“我们一直开到通向下关火车站的热河路。这个日本人（指日本公使田中。??译者注）说我们不能再向江边走了，我说：‘但是人家在发电厂附近看到他的（指马吉先生要找的陈昌）。’说了半天他才同意继续向前走，但走到扬子别墅附近时，他不同意继续向前进了，说如果再前进，日本兵会刺死你的。我们开上了经过传染病医院的路，过了几个电线杆的距离，看到一具尸体。他停下车说，必须掉头了。然后我们开上热河路（通向火车站），看到了更多的尸体。他说：‘下关没有中国人。’再次停车。实际情况是他不想让我看到日本兵所干的坏事，但他不知道，几天前我已经到过江边，看到了大批的尸体??约有300?400具。”（南京沦陷最初时在江边一个点上的情景）
其二，弥补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不足，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增添了新的资料。该书涉及的资料中的确有我们从前不曾占有的新的资料，譬如，关于日军在太平门的集体屠杀和毁尸灭迹，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看，完全属于新发现的资料。在该书 页中，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德田一太郎说：
“太平门附近有大量的俘虏，一个个都是惊惶不安的样子。接着不管男女老少，三四千人一下都抓了起来。在太平门外，门右的一角工兵打了桩，然后围起铁丝网，把那些支那人围在里面，底下埋着地雷。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以提醒日本兵不要去踩。我们把抓来的人集中到那里，一拉导火线，‘轰’地一下，地雷被引爆了。尸体堆成了山一样。据说是因为用步枪打来不及，所以敷设了地雷。接着，我们到城墙上把灯油浇在那儿点火燃烧。堆成山的尸体交错重叠在一起，非常不容易燃烧。上面的人大多死了，但下面还有大量活着的人。
第二天早上，分队长命令新兵‘刺致命的一刀’，检查尸体，把还活着的人刺死。我也踩在软绵绵的尸体上查找还活着的人，发现了只说一句‘这人还活着’，接着就有其他的士兵上来将他刺死。刺刀往喉咙口猛刺下去，血就像喷水一样喷射出来，人的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经常听到‘啊呀’的惨叫声。支那人非常不容易死。其他中队的人也在，中队长也在，我们中队主要刺致命的一刀。是以中队规模干的。那些尸体的处理由其他部队干，暂时先放在那里。据说是把尸体用电线拴在一起，让马和卡车拉到下关去处理。堆成山的尸体占地面积用农田的尺寸来说的话，大约有100坪（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约合3.3平方米。??译者注）”
与德田同在一个大队的日军士兵池端正巳也说：
“我们部队到太平门扫荡时，从镇江败退下来的敌人不断地过来。他们已经没有斗志了，接二连三地投降过来。敌人大概以为南京还没问题，所以回来的。他们来到太平门，一个个被解除武装。俘虏很多，战利品也很多，所以如何处置这些败兵、俘虏成了问题。我们部队人数很少，不满一百。那么多俘虏，有一千几百个人，供吃饭也不可能。人数多得数不清。我们把这些俘虏抓起来，绑起手，其中有些人脚也被绑起来，放在城内城墙的一角，但不给吃饭不行。我们部队自己吃饭也有问题，就去问师团，这些俘虏怎样处置。师团的上司命令是“都处置掉”，我们部队就在城墙附近处置了。听说是把中国人围在栅栏里面，工兵也来了，用地雷炸死的。听说他们老是不死，就用机枪连续地射击。情况很悲惨。”
类似德田、池端这样为太平门集体屠杀和尸体处理作证的加害者，还有吉川定国、田中次郎、大东真一、下村宇一郎等，从他们恐怖的回忆录中，人们不难看出，当时太平门外的城墙边，的确是又一处集体屠杀遗址。此外，该书还有多处关于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南京城乡各处设立慰安所的详细记载，这对于我们从事南京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其三，从战争亲历者的角度叙述了日军当年在南京屠杀、强奸、抢劫的犯罪事实，直接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谎言。日军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的山川裕美说：
“举行入城仪式前的一两天，抓了7个男人。班长说“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分队的人就将刺刀对准支那人的胸前刺过去。有命令不要过分使用子弹，用枪射击麻烦，所以叫我们刺死，让他们背过身去，不过，有个人说“用一发子弹打死几个人吧”。于是就让7个人面向同一个方向，将枪对准腹部射去。7个人全部被洞穿，都倒下去了。步枪的威力非常惊人。”
他还描述了日本官兵强奸的行为：
“看到日本兵把躲起来的姑娘拉出来，随心所欲地干，有时也想把手榴弹扔过去。军官到了休息时间首先就去找姑娘。在支那有墓地。那里放着卧棺，士兵常在卧棺上强奸女人。因为没有床铺，就在棺材那儿干。我见过这样的事。”
他接着还说到日军到处掠劫的事：
“日本兵不怎么用钱，只是捉来鸡、猪，杀了做菜吃。这种征发是经常干的。”
类似山川这样的回忆，在该书中还有多处记载，本文不一一赘述。
其四，从反证的角度披露了日军侵占南京时的实况，再现中国军人奋勇杀敌和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该书记载了日本兵大泽一男描述在侵占紫金山时亲眼见到中国守军顽强拼搏的战斗情景：
“在紫金山，大概攻击了三天。我们中队是第一次打仗，损失很大。我们和第5中队抢头阵，从正面登紫金山，上面‘嗵嗵嗵’地往下扔手榴弹，手榴弹碰到大的石头就反弹起来。中队长给自己的小队下命令‘突击’，于是，代理小队长也叫着‘突击，突击’前进，上面‘咕噜咕噜’地滚下石头，人也从上面滚下来，小队长的声音听不到了。过了一会儿，听到了‘上来’的怒吼声。我飞速上山，发现山顶挖了壕沟，沟里有士兵，就跳进去，用刺刀刺中一个敌人。在紫金山时没有使用掷弹筒。在碉堡里，有不想逃跑而将脚锁起来的，有战斗到死的，看见后吓了一跳。”
另一位日本士兵山川裕美也回忆说：
“在紫金山时，大量的日本士兵死了。我杀了多少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对别人也说不出口。有一件事一直放在心上。抓到一个支那男人的时候，他反过来先抓住枪头，把枪口对准自己，摆出‘赶快把自己杀了’的架势。这时我想，为什么现在不逃呢。我抽回枪，用枪柄用力砸向那男人，打死了。觉得挺可怜的，对方做好了死的准备。”
其五，以加害者亲身感受揭示了当年日军施暴的心理特征，为多视觉地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犯罪原因提供了佐证。多年来，对于日本人为什么要残忍地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日本军人杀人时的犯罪心理如何，一直是史学界热衷于研究的学术课题之一，该书对此也作了回答：
一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集体犯罪活动。日本士兵德田一太郎说：“命令大概是松井司令官发给师团长，经师团长传给中队长，然后再传达下来，大意是，士兵对任何事没有接到命令不得乱动。记得当时分队长说过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前述的池端正巳也在太平门屠杀证言中谈到：“这次俘虏怎样处置，师团的上司命令是‘都处置掉’，我们部队就在城墙附近处置了。”大泽一男也回忆说：“扬子江边的集体屠杀，是根据中队长的命令干的，听他说过，让败兵站在扬子江边上，用机枪杀死。”
二是为了天皇圣战而蔑视中国人。日本士兵?原巧说：“当时，根本就没有对圣战怀有疑问，而且毫无疑问地确信绝对胜利。”另一个日本士兵德田说：“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天皇的命令下，为了国家去干，以为是当然的事。”町田也说：“现在想起来，‘支那事变’虽然打胜了（指南京战），但实在是很残酷的。那时没有想到中国人也是人。”
三是以“战胜者”的心态为所欲为。古川康三说：“当时野田联队长肯定地说：‘南京陷落的话，战争就在这儿结束。’我们都兴奋地等待着。”町田在给某村妇女会的信中说：“战地已是白雪一片、冷风刺骨的季节，首都南京的城墙上是高高飘扬太阳旗的美景。寒冷算不了什么，反而更令人勇气倍增，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
四是占领南京的20万日军部队解除军纪后极为恐怖。由于受到国际上的谴责，日军不得不增派宪兵来加以约束。日本士兵佐藤睦郎对此评价说：“宪兵来了，强奸暴行等都减少了一些。如果宪兵来得更早的话，大概中国人的牺牲就会更少吧。如果有规定，如果发命令，那样悲惨的事就可避免，孩子也可免于被杀。真的，做了如此残忍的事，每个部队都做了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五是部分日军士兵的复仇心理的驱使。如大泽说道：“南京出发以前曾讲述不得扰乱风纪，那时处于战斗状态，我们的士兵倒下了、受伤了，精神上处于亢奋状态，于是以仇报仇。只要是中国人就杀。非常残酷。”
其六，部分类似东史郎反省、忏悔历史的日本士兵的证言，肯定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日本士兵德田说：“到现在，东京都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说没有过南京大屠杀。我认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说八道’。南京大屠杀是根据日军和政治家的命令发生的，我们直接参加了，所以不是谎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们害怕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开出来，说给学校、历史研究者和老师们听。”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古川提起那段历史还心有余悸：“提起这样的话，那情形就会在梦中重现。直到数年前，晚上还无数次做到被中国兵追赶的战争梦。梦境极其可怕，我被恶梦魇出了冷汗。甚至半夜常被妻子摇醒，问我‘怎么了’，现在想起来还要被恶梦魇住的。”
上述我不惜笔墨摘录该书大量的证言，进行多角度列举的目的，不仅仅是帮助读者解读和把握这本书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试图向人们说明松冈环们与历史证人对话工作的伟大所在。如果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观上看，此举可以称得上是一项中日友好事业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尊重历史史实始终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始终是一把开启两个民族和解并真正友好的钥匙。中央电视台有个著名栏目，名叫“时空连线”，我认为松冈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做架设历史与现实“时空连线”的工程，做一项许多中国人想做而无法做到、日本人不愿做且不敢做的实事。为什么松冈环们能够去做并已经做到了呢？
第一，源于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正如松冈环女士在《从‘南京大屠杀热线’到对原士兵的调查》一文中所叙：“1937年时20岁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80岁了，不断有人离开人世，剩下的时间实在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希望汇集各地的证言，加以检证，以为解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添砖加瓦”，“为什么我们必须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痛感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自由主义史观在日本国内抬头，有必要从加害者方面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了对这段历史负责，松冈环及其助手们忠于原证人的口述，尽管一些原士兵至今仍带有旧日本军人的顽固色彩，但松冈据实记叙，力争留给人们“可信度”很高的资料。正因为如此，国际上一般都把历史证人的口述史作为第一手资料看待，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当然，我坚信，读者们会带着分析比较甚至批判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日本原士兵的“南京健忘症”和“否定论”的。
第二，保持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从1997年至今，松冈环他们花了四年多的时间，走访了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原士兵250人，留下150多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言、录像带、照片和录音磁带，还获得了一些原士兵赠送的历史照片、阵中日记、军旗、奖章等文物。他们身为日本的教师，平常要上班工作，只有利用每周的双休日从事这份调查工作，而且有的原士兵及其子女不予配合，有时采访一份证言需要寻访四五次之多，耗去了诸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凭着一股常人难以保持的毅力，战胜了“大山似的困难”，终于取得了成功，获得珍贵的证人证词。
第三，需要一股不屈服的勇气。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多年处于低迷状况，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日渐抬头，与否定历史的右翼势力沆瀣一气，极力排斥、孤立和打击日本和平友好人士。我在大阪，就曾亲耳听到右翼势力开着宣传车，大喇叭里高声叫嚷着要“砍下松冈环的头”，他们还给松冈寄恐吓信，这些都没有能压垮松冈环女士执着的信念。今年8月，当该书日文版在日本面世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等气急败坏，赤膊上阵，攻击松冈环和书中作证的日本原士兵，骂他们是日本的“卖国贼”。就连播出松冈环提供的采访录像带的朝日电视台，也受到了攻击。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削弱该书的影响力，相反，由于其真实可信，很快在日本销售一空，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也羸得了高达2000万日本人的收视率，使得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日本右翼势力忧心忡忡，如热锅上蚂蚁一般。
我与松冈环女士有着10年交往的历史。在我担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以来的10年间，每年8月15日前后，她总要带领日本“铭心会”访中团成员访问南京，在本馆内听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扫墓以及举行反战和平集会，他们像候鸟一样，年年如此，从未间断。此外，每年她还要有二至三次访问南京的时间，或参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或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郊区的农民家里，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和足迹。我还接受松冈环女士、由木荣司先生等日本朋友的激请，一起去日本参议院、众议院、外务省递交抗议书，一起到大阪街道去游行，一起同台给日本人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一起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参与国际学术研讨……，共同为求证南京大屠杀史实而呐喊，共同为建立真正的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安宁的大业而呼号，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彼此之间充满着信任、合作和支持。根据我的了解，支撑松冈环女士多年如一日的信念，是一股日本人的良知与友善。现在，有不少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当今的日本人“一概而论”，一棍子打翻所有的日本人，显然是不对的。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的确存在着否定历史并对未来中国居心叵测的日本人，但有良知者大有人在。据本人的亲身体验，像日本前众议院院长、日本社会民主党首土井多贺子女士（曾在日本众议院议长官邸和办公室两次接见我），田英夫、田中秀征、锦织淳等日本国会议员，井上清、荒井信一、田家永三郎、藤原新、吉田裕、?义文等一大批秉笔直书的专家学者，松冈环、黑田薰、山内小夜子、芹泽明男等许许多多市民运动的代表，都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正是这些日本人的不懈地斗争和努力，才使得日本右翼势力的企图不能得逞，同时也延缓日本“急剧右转”的态势，我们应该在为这些日本友人的行为击节叫好的同时，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中日友好的明天增砖添瓦。
（作者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南京日本历史教科书研究会会长）
注释：
（1）《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第3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3）《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第19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4）（5）（6）（7）（8）（9）（10）（11）（12）（13）（14）（15）（16）（17）《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来源: 松冈环编辑《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序文」(中文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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