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所实施的军队性奴隶制度，“河野谈话”标志日本政府对该问题的反省。日本首相安倍先是矢口否认“慰安妇”问题，随后面对确凿的证据和国际媒体的口诛笔伐，不得不低头道歉。“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回应美国国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议案，多次矢口否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的关联，宣称“慰安妇”并非强迫。安倍的言论使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出尔反尔的举动，激起各国人民的愤怒，也给正在回暖之中的中日关系，吹入一股寒流。在美国及世界各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3月下旬，安倍晋三不得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并在4月访问美国时，再次在美国国会确认其道歉立场。安倍晋三的否认风波至今余波不断。

“慰安妇”问题的由来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16万人，“慰安妇”遭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东宝兴路125弄。[2]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于是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陆军作战区域建立慰安所。5月停战后，慰安所也集中到了虹口。[3] 由此可知，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根据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达149所。[4]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中国良家妇女、朝鲜妇女等充当慰安妇，并按一定比例配备给部队，广泛地设立慰安所，这标志着“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用意不仅在于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以提升其日益衰减的战斗士气，更是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军方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 [5]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慰安妇”制度在中国被普遍推行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妇”制度又推广到东南亚各地。

在战后的审判中，妇女遭受日军暴力侵害虽然曾作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受到审判，但是只限于强奸、轮奸的案例。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以及细菌战等问题一样，也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之一。首先，日本国家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的尊严没有得到恢复，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她们始终背负着战争的伤害，战后还要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包括日本政要的肆意歪曲与诬蔑。其次，战后“慰安妇”问题长期被忽视，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者矢口否认这是极其野蛮且违反人道的侵略行为，在本质上是践踏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类的罪行。

战后“慰安妇”问题逐渐被人们所淡忘。20世纪 90年代初，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和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曾经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赔偿。1992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6] 接着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日本政府的立场

随着事实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要求日本公开谢罪并予以赔偿的国际集会和相关研讨会不断举行，国际社会敦促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朝野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进步学者荒井信一、吉见义明等教授于1993年正式建立了“日本战争责任中心”，[7] 并进行艰苦的调查。同年开始，日本学者与韩国学者联合举办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讨会，还建立了共同研究的组织，且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进行了互访，定期就“慰安妇”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交流。有关成果也通过“日本战争责任中心”的机关刊物《战争责任研究》陆续发表。例如吉见义明从《陆军省业务日志》中发现，日本军方对“慰安妇”制度有着相当完备的规划和建构，强征“慰安妇”是日军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日军亲自参与了对慰安所的管理和经营。

在韩国和日本有关人士的积极活动下，“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同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谴责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并提出有效追究的原则。宣言还认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政府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1992年7月和1993年8月，两次公布了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承认在日本仍然存有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本政府和军队与“慰安妇”问题的直接关系，从而证明了“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8]

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仍幸存的受害妇女做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它应负的法律责任。其理由在于，第一，最新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追溯适用。第二，奴役不能准确描述慰安所的体制，根据二战时适用的国际法，禁止奴役尚不构成习惯性规范。第三，根据1907年第4号《海牙条约》或二战时期生效的国际法可以援用的习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强奸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四，战争法规只适用于日军针对交战国国民的行为，而不能涵盖日军针对日本和朝鲜国民的行为，因为朝鲜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属地。第五，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所缔结的双边条约已予解决；“慰安妇”等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二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之中了。第六，二战时涉及“慰安妇”的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限。[9]

因此，日本政府于1995年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Asian Women’s Fund），希望依靠私人捐款的方式来给这些“慰安妇”提供补偿。很明显，日本政府试图鱼目混珠，逃避其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河野谈话”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例如，1998年8月，时任小渊惠三内阁农林水产相的中川昭一发表过“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10] 日本政府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包括“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不时发出噪音，扭曲、否认历史事实，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

国际社会关注“慰安妇”问题

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专门就“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是年4月1日，联合国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报告认定，日本政府需要负起相关责任，并建议日本政府：1. 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2. 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3. 应当公布一切有关资料；4. 正式向被害者谢罪；5. 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6. 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11] 就在报告公布后不久，同年6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慰安妇：日本卸不掉的历史包袱》的报道，首次向西方读者揭示了日军“慰安妇”事件的真相，对“慰安妇”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强烈的同情，还批评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12]

此后几年，国际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取证和调查一直在进行中。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3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或地区的代表500 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的阵容配备相当强大。出任主审大法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加布里埃尔?麦克唐纳(Gabrielle Mcdonald)。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界各国有143家新闻媒体的305名记者采访了此次法庭的审判活动。由于这次审判的规模宏大，故又被称为“世纪大审判”。

在该次审判中，中国大陆代表团向法庭递送了材料，万爱花、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也提供了相应证词。中国大陆方面在诉请中请求：一、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二、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三、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四、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13]

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做出判决，确认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绝不再犯。[14]

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美国国会的“慰安妇”提案

在“慰安妇”问题上，美国因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及美日同盟所形成的对日本的特殊影响力，而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在“慰安妇问题华盛顿对策协议会”（The Washington Coalition for Comfort Women Issues，W.C.C.W.）长期不懈的游说努力下，2001年7月24日，民主党国会议员莱恩?埃文斯第一次联合10名议员，在众议院提出“H. Con. Res. 195”决议案，要求日本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之事，正式“明确道歉”，并立即赔偿受害人。决议案也要求日本政府教育后代子孙，让他们知道这一罪行，并公开驳斥了关于并没有发生过慰安妇这种事的说法。[15] 2003年，莱恩?埃文斯再次联名向众议院提交议案，可惜两次提案均因为日方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阻挠而搁置。

2006年4月，莱恩?埃文斯和共和党议员克利斯多弗?史密斯在得到众议院38名议员的联合署名后，共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名为“H．Res．759”的关于日军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这也是同类决议案第三次在国会提交。决议案批评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在战后的赔偿交涉中，日本政府没有充分承认这一罪行，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悲剧也只有只言片语。……2005年日本许多政坛人士甚至鼓吹从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等内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地、强硬地、不断地驳斥任何否认“慰安妇”历史的言行，承认“慰安妇”的征用责任，明确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向年轻一代说明这一问题属于反人权罪；遵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劝告。[16]

在决议案提出后，各方围绕该决议案在国会山展开了游说活动。日本外务省动员华盛顿的一些超级说客，阻挠决议案的审议过程。与此针锋相对，在华盛顿的韩国人联合会等团体发起了名为“联合759”的运动，在网上设立了专门网站“www.support759.org”，呼吁人们发起写信、签名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处理这一决议案的意义所在。

9月13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第759号决议，呼吁日本政府就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时期发生的“慰安妇”事件正式做出书面道歉，并对下一代进行相关教育。然而，由于日方的游说阻挡，在全体会议表决时，759号决议未能顺利通过。加之本届国会即将闭幕，该决议案遂被自动搁置。

2007年1月31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联合6名众议员重新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H．Res．121”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问题应该“以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该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 [17] 2月15日，在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3名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慰安妇”出面作证。她们不堪回首的血泪经历，令听众落泪。这项提案受到驴象两党议员的支持，目前支持该议案的众议员人数已从安倍访美时的90人增加到140人，超过表决所需要的120票法定票数，新增加的支持者包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于６月26日进行了审议，最后以39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提案，将交众议院表决。

安倍被迫道歉

慰安妇问题令安倍内阁陷入外交困境。首先，安倍没有料到慰安妇问题会招致全世界如此大规模的批评浪潮，他对该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估计不足。因此当他看到世界掀起一股反日浪潮时，不得不用适当的言辞进行安抚；其次，美国的反应也出乎安倍的预料之外。安倍原以为美国会一如既往地在日本否认历史问题时低调应对，而此次美国高调批判的态度让日本深为不安。4月底，安倍将展开其上台以来的首次美国之行，美国国内出现如此强大的反日浪潮，迫使安倍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以免在不久之后的日美会谈中遭到美国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施加直接的压力，影响日美关系。可以预见，为了熄火，安倍在访美期间一定会再三以“首相”或“个人”的身份对慰安妇表示“由衷”的道歉。

安倍内阁对华盛顿的举动颇为焦虑。2月19日至22日，安倍派助手世耕弘成紧急赴美，宣传“慰安妇”决议案存在的所谓“问题”；安保助手小池百合子也于12日至16日巡访华盛顿政界，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劝说他们放弃。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尼?法莱奥马维加在3月份透露，在举行听证会之前，日本大使过来表明了“忧虑之情”。自民党还计划与提交议案的本田会谈，对其展开说服工作。

在美国众议院决议的压力下，日本高官出面采取强硬手段公开否认“慰安妇”等历史事实。先是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这一决议案是“极端令人遗憾的”，并指责“决议案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 [18] 随后3月1日，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然而事实情况是，没有证据证明起初提出的存在强迫的说法。那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强迫一词的含义，而我们却不得不接受那样的含义。”在3月5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再次表示日本将不会再为“慰安妇”问题而道歉，并称“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道歉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再为二战中强迫亚洲妇女成为慰安妇道歉。” [19] 8日，安倍又表示，日本政府将协助自民党重新调查作为“河野谈话”前提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事实，并探讨“修改河野谈话的可能性”。安倍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与谴责。

2007年年中，日本参议院将举行选举，因内政失分而民望江河日下的安倍内阁企图回复其民族主义立场，重新获得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所以美国众议院对“慰安妇”问题的议案才会成为争议焦点。3月9日，安倍晋三在国会表示：“对那些曾置身于非常艰难环境下，有过痛苦经历的‘慰安妇’，我们表示真诚的同情，我们已经做出了道歉。”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必要再次道歉。安倍晋三再度伤害“慰安妇”幸存者的公开言论，再次引发各国支持“慰安妇”团体和受害幸存者的抗议。

然而在美日同盟关系中，美国固然是日本的盟友，但美国同时也是日本最有力的控制者，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处处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在这样的形势下，安倍内阁重新思考了“慰安妇”这一历史问题，开始采取一系列的道歉姿态。3月11日上午，在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中，安倍“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20] 16日，安倍答复社民党众议院议员?元清美提出的书面质询，重申“从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进行所谓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21]在安倍发表了致歉声明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3月18日专题报道二战随军“慰安妇”的问题。节目中播出了“有时（一名慰安妇）一天要遭受3、4个日本兵凌辱”等原“慰安妇”的证言，并介绍了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日裔众议员本田的主张。整个节目对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应对持批评立场。此外，《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相继作了报道。

3月26日，安倍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共产党议员吉川春子的质询进行回答时表示，他会坚持1993年的“河野谈话”的原则，即日本政府承认在二战期间征用过“慰安妇”的立场，并向那些历经苦难的受害者深表同情和道歉。安倍表示：“我现在作为首相在这里道歉，如同‘河野谈话’里表述的一样。正如我经常所说，我同情那些经受苦难的人，我对她们当时被置于那种境地的事实表示道歉。”[22] 4月3日晚，安倍在与布什通电话时，又“由衷地”向慰安妇表示道歉。4月21日，安倍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对日军强征慰安妇再度“深表歉意”，认为日本对“慰安妇”的痛苦经历负有“责任”。23日安倍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他对“慰安妇”饱受辛酸的状况表示道歉。26日，安倍晋三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再次就“慰安妇”问题表示道歉。次日，安倍在与布什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谈时，又一次就“慰安妇”事件表示道歉，布什则表示愿意接受安倍的道歉。

纵观此次“慰安妇”风波，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先是四次否认“慰安妇”问题，接着又被迫至少六次承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问题有关，并致道歉。然而安倍的道歉并不足以让受害者们感到安慰，因为安倍是以“日本首相”的名义，而非如“慰安妇”受害者所期望的那样，以日本政府的名义正式进行道歉。而且，安倍及日本政府一如既往的拒绝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

各国舆论齐声批判

安倍晋三在“慰安妇”问题上的颠倒黑白的表态，招致了世界各国政府、民众和舆论的强烈反对。

韩国政府和民众均以坚决的态度回应安倍的言论。3月3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指出，任何对日军在二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一事表示怀疑的人都应“正视事实”。此外，韩国外交通商部就此发表声明说，安倍的讲话“旨在掩饰历史事实，我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安倍的讲话“使（我们）怀疑”，日本就过去的战争进行的多次道歉是否出于“诚意”，“我们再次要求有责任感的日本领导人能正确认识历史。” [23] 3月7日，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安倍否认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讲话，要求其正式道歉，并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赔偿。 14日，原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在日本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日本承认战争罪行并就“慰安妇”问题作出道歉。31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宋?淳在济州岛举行会晤。宋在会晤中批评日本政要否认“慰安妇”等罪行，给韩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障碍。4月3日，47名韩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安倍晋三，敦促日本就“慰安妇”问题真诚道歉。韩国甚至表示，如果安倍对此不闻不问的话，韩国将联合有关国家组建共同调查团，要求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向被强征为性奴隶的女性道歉并进行赔偿。

美国政府、国会和主要媒体此次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达到空前一致，那就是对自己的铁杆盟友毫不留情。3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在日本访问期间说，日军当年强征“慰安妇”应受谴责，这一问题必须在日本和相关国家间得到解决。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西就安倍最新表态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说，安倍道歉是积极的一步，但“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日本继续采取这一立场，并用一种坦白和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即承认犯下了大量罪行。”美国国务院对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行径表明如此强烈的立场尚属首次。4月5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尼?法莱奥马维加也表示，美国议员们已经意识到“慰安妇”问题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很敏感，但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应该用真诚的努力去解决问题。有些日本领导人却对此不予承认，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次的提案是由参众两院的6名议员共同发起的，“慰安妇”的凄惨遭遇赢得了更多美国人的心，参与提案的人数越来越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邓肯?亨特就“慰安妇”问题表示，“日本政府应立足于历史事实，有必要进行谢罪”。邓肯于3月5日加入为该决议案的共同提案人，他说，“听了很多证词，我相信有很多女性被迫充当慰安妇并受到不人道的待遇”。[24] 到4月10日，已有81名美国会议员明确表示，支持国会通过有关“慰安妇”问题的121号议案。美国的媒体对安倍言论出现少有的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西雅图时报》、《洛杉矶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圣何塞信使报》、《波士顿环球报》等报纸都刊发评论批评日本的态度。3月6日，《纽约时报》社论指责“试图歪曲历史事实只会损害日本的名誉”。社论最后还劝诫安倍“摆脱耻辱历史的第一步是首先承认历史”。[25] 《华盛顿邮报》则在3月24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批评安倍热衷于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却在日本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上含糊其词，认为安倍晋三有关“慰安妇无强制证据”的言论是对民主社会的玷污。[26] 3月31日，尽管安倍已经迫于压力道歉，但《纽约时报》依然不依不饶，再次发表抨击安倍言论的文章，并用整版的篇幅介绍对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的专访。吉见在专访中认为，“慰安妇”是“由日军主导创设、维持并扩大的系统，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文章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清醒了。在一册名为《传统与碰撞：全球视角看历史》的历史教科书里，第一次出现了30万“慰安妇”的故事，这本书已在弗吉尼亚州使用。[27]

其他各国也出现持续的批评日本的浪潮。3月7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本领导人“丧失了基本的良心和道德”，并认为这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表现”。同一天，朝鲜“日本军慰安妇及强征受害者补偿对策委员会”发言人也在平壤发表谈话，要求日本领导人立即停止否认“慰安妇”问题的行动，并赔礼道歉。3月7日，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的三名原日军随军“慰安妇”，在日本驻悉尼总领事馆前组织抗议集会，并向领事馆递交了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进行赔偿的文书。这是首次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有原随军“慰安妇”出席的抗议集会。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3月12日在访日会晤安倍前指出：“慰安妇是世界史上一个悲惨时期骇人听闻的情况，对于发生的一切不能有任何的狡辩，任何认为不存在强迫的暗示，都将受到我的彻底批判”。3月1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共同社等媒体的采访时，也针对“慰安妇”问题说，“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日本应该努力结束过去，向前发展”。他强调，“能否真挚理解和面对过去的事情（战争），关系到日本会否成为正常国家并在亚洲获得应当的地位”。3月2日，菲律宾妇女权益组织也强烈谴责安倍的言论。菲外交部于5日发表声明说，安倍言论与日本政府过去在此问题上的态度相互矛盾，菲政府敦促日本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遵守“河野谈话”。《菲律宾每日问询报》也严厉批评安倍的言论，称“被日本戮害的各国只不过要求日本真诚谢罪，安倍的发言却使问题的解决变得遥不可及。”3月16日，荷兰外交大臣马克西姆?费尔哈亨直接打电话给日本驻荷兰大使小町恭士，称日本政府有关“未发现日军曾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的答辩书”，令人感到不愉快，并要求日方对此作出解释。加拿大国会也在推动一项由华裔议员邹至蕙提出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道歉，而卑诗省正在展开征集5万人签名活动，以示支持国会提案。3月27日，新民主党议员马斯顿提出的该决议案在众院外交及国际开发委员会下属人权小组委员会获得通过，并提交给常任委员会。马斯顿说：“应该施加压力，让安倍首相对二战期间作为性奴隶受到虐待的数万名女性进行道歉，并制定赔偿计划。”德国《南德日报》3月28日也谴责说，安倍为挽回在内政方面的损失，公然否认了日本军队在亚洲迫害性奴隶的事实。该报在题为《怠慢历史》的评论中谴责说，安倍在支持率急速下跌后，打算通过民族主义言论得到日本国民的拥护。

对安倍的否认，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的立场，但鲜明地表明了态度。3月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肇星外长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历史事实。[28] 3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关于“慰安妇”问题时表示，希望日方拿出勇气，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来自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妥善、正确处理好这一问题。秦刚指出，日本强征“慰安妇”不容否认，这一问题涉及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以“慰安妇”问题为焦点的中日间历史问题，一直是困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与其他中日间历史问题一样，“慰安妇”问题首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但另一方面，这更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下，“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中日两国关系的敏感话题，而是关乎妇女权益及其尊严的国际性人权议题。二战已经结束60多年，许多受害妇女年事已高，每年她们都在逐渐凋零、辞别人世。4月25日，南京最后一位“慰安妇”幸存者雷桂英去世，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45人，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与此同时，“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也已经成为日本无法甩掉的历史包袱。只有彻底解决在历史责任上的认识问题，日本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安倍否认风波给处于“破冰”、“融冰”之中的中日关系，吹入一股寒流。中国政府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作了低调的回应和批评。笔者认为，“慰安妇”问题事关“人权”大事和如何看待历史问题的大局，应该适度强硬应对。温家宝总理访问东京时，安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中国表示任何道歉和反省，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作为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应与美国、韩国等一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