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新华社消息称：日本政府在4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表示，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
日本政府这一表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桂林人第一次听到“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这段差点被湮没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正视。
一段史料几近空白的历史
记者设法多方查寻史料，只找到一些零碎的言语，反映出日军曾在占领桂林期间强征慰安妇及设立“慰安所”的事实。
日本两名有良心的学者日前对社会公布了远东国际法庭的7份调查书，其中一份中国军事委员会行政院于1946年进行的调查书，叙述了日军在桂林将“女工”变成“妓女”的非人道行为，调查书提到：“从四面八方召集的女工，都被恐吓带到丽泽门外当妓女，去满足如禽兽般的军队，供他们淫乐。”
另外，1948年11月4日的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占领桂林时期中，日军犯下了强奸和抢劫之类的一切种类的暴行，他们以设立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的妇女，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专家、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曾花13年走访调查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状况，2005年也曾来桂林寻访过有关慰安妇的史实。
记者和他取得了电话联系，但他手头掌握的有关桂林“慰安妇”的资料也不多，他只是通过《日本老兵回忆录》有关文献查到，日军曾在桂林一个叫“镀金（音）”的地方设立过慰安所。
苏教授还提供线索，说《战争责任研究》一书中，曾提到“1945年2月，日军计划设立慰安所。在桂林，日军第52旅团的通讯队驻地附近，也有慰安所……”
但是，在桂林地方史料中，却找不到有关记载。
一段沾满血泪的历史，绝对不会这样被湮没的。但日军在桂林设立的慰安所在哪里？日军在桂林强征了多少妇女去做慰安妇？为什么地方史料没有记载呢？
记者转向民间搜寻，希望找到一些历史的片段。
一段支离破碎的记忆
赵平，已退休的原桂林市文物队队长，对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问题，曾有过关注并搜集过一些线索。但他说，“1947年，桂林做年鉴调查，有日军杀人放火的记载，却没有慰安妇问题的记录。”
记者和赵平一起在拼凑着关于日军慰安所在桂林的位置。
赵平说，有史料反映，桂林沦陷后，日军俘虏了一批国军官兵，把校官以上军官关押在叠彩山下黄旭初公馆处，低级军官和士兵则关押在老人山附近现机床厂一带，日军每天审讯这些俘虏，“凡检举上级情报军官有功的，日军就奖励他到‘娱乐所’去一次”。赵平据此推断，所谓“娱乐所”就是慰安所，而且他估计这个“娱乐所”应在市中心。
记者查阅《桂林地方志》了解到，桂林从1944年11月10日沦陷至1945年7月27日光复，被日军占领近9个月。攻打桂林的日军里，就有52旅团，这与《战争责任研究》中提到的内容是吻合的。
桂林沦陷后，1944年11月15日，日军第52旅团留下106大队守备，直到1945年7月10日溃逃。
1944年12月，这个日军大队设队部在南门外将军桥，队长田中久一，还在城内及东、南、北郊设警备司令部。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军在乐群路李子园附近设宪兵队，又在那里先后设收容所、情报所、良民办事处、复兴处、维持总会等。
赵平认为，日军当时把现市中心一带、翊武路、丽君路、牯牛山、东镇路、北门口等地划为军事区，良民区只限于现阳桥往南周围一小片区域。因此，日军的“娱乐所”应设在军事区内，距离驻扎的宪兵队等不远，估计就在李子园附近。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数据，桂林沦陷前，有房子5.3万余栋，战后仅剩487栋，全城一片焦土。而当时，日军分别是从城北的北门、东边大圩、西北的定江、西面庙头四路进攻桂林，因此，战斗过后，仅剩的这几百栋房屋应是集中在市中心一带，所以日军宪兵队才会选择那里设队部和其他机构，所谓“娱乐所”设在李子园附近是可能的。
但赵平也认为，不排除日军慰安所设在丽泽门的可能。他说，桂林沦陷后，日军以“安民告示”欺骗难民回城。还派兵到大圩、潮田、兴坪、草坪等地寺庙里，强迫一批难民回城，当时就圈禁在江东栖霞寺和丽泽门外寺院一带。
对于远东国际法庭调查的“日军以开工厂招募女工名义强征桂林妇女做慰安妇”的事实，赵平提供线索说，日军在桂林开过酒精厂，也曾以开纺织厂为名招过大量女工。
赵平回忆，60年代，市里一个工作组在大河乡董家村工作时，发现一地主家藏有日军指挥刀、军衣和子弹盒，通知文物队去后，发现日军在那里开过酒精厂，但赵平不知那里招没招过女工。
记者去董家村采访，村里的老人都记得曾有30余名日本鬼子在村里住过，村里的地主汉奸帮日本人开过一家酒精厂。
村里73岁的李朝芬老人说，他的父亲当年30多岁，就被迫在那家酒精厂里帮熬酒精，不过李朝芬记得，酒精厂里只有几个工人，且全是男人。他带我们去看了日军住过的那栋老房，房子还保存完好，但离这房子不远的酒精厂早被拆了，现在盖了新楼。
赵平说，据他掌握的资料和走访过的大量老人证实，日军在桂林根本没开过纺织厂，所招女工，都被送到海南去当慰安妇了。这些妇女，几乎没有能回到桂林的，这也是这段历史在地方上几近空白的原因之一。
但是，赵平本人还是接触过一个有关慰安妇的血泪片段。
一段充满血泪的讲述
2004年，赵平在七星公园散步时，认识了五通街上一位70多岁的五保户老人，老人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包子”。
“包子”曾在日军溃逃时被抓夫，途中亲眼目睹几名“慰安妇”被日军强暴和虐待，赵平因此把“包子”的讲述作了记录。
“‘包子’说，1945年，日军溃逃出桂林，当年只有16岁的他在灵川的潭下附近被日军一支部队抓了夫。在这支只有百多人的日军中，裹胁着4、5名只有15、16岁的女孩。日军白天与国军的追击部队激战，晚上宿营就把几个女孩剥得一丝不挂关在房里，上百日军轮番进房施暴……”
“挑夫们在房子外，整夜能听见女孩子们的惨叫和哭喊声，心都被撕裂。第二天起床，她们裤子上都是血淋淋的”
“有个女孩中途逃跑，却被另一支日军抓住送回来，更被变本加厉地折磨。”
“‘包子’还清楚地记得，有时路途中休息，日军把挑夫和几个女孩关在一起，‘包子’看到，那些女孩坐过的地方，都留下一滩血迹……”
这队日军走到全州被消灭了不少，“包子”趁乱逃跑了。他告诉赵平，“那些女孩子是逃不走了的，身体都不行了，跑不动了”。
据赵平说，这位叫“包子”的老人，2005年去世了。
记者去了五通街，想找到认识“包子”的人，再深入了解一下。街道干部都想不起有这个老人，便带我们去找别的老人问问，没想到，我们找到一个86岁的龙木林老人，他有着和“包子”一样的经历，他目睹的事情，也同样充满血与恨。
1944年11月，只有20来岁的龙木林逃出城两个星期后回到桂林，在穿山附近被汉奸抓了，押到木龙洞附近审了一天，放出来跑到大圩，又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挑夫。
“那队伍里，日本人少，汉奸多，带了很多挑夫，中间有3、4个年轻妹仔，在大圩，一个长得丑的妹仔被丢下，几个长得好看点的被带着走。”
“白天看到那些妹仔，个个眼睛红红的、肿肿的，耳朵背、颈子都挨抓伤……”
龙木林被日军押着，从大圩过了雁山，过永福苏桥，到了柳州鹿寨，在一个叫桥头村的地方，龙木林发了高烧，日本兵在过一个木桥时，把他一脚踹了下去……
但他大难不死，逃回了桂林。
龙木林记得，“在现在良丰的地方，日本鬼进村抓了一个15、6岁妹仔带走了；在苏桥，又闯进一个村抢东西，出来又抓了一个小妹仔……”
“日本人白天走路，晚上就把那几个妹仔关进房里，让她们捶背按脚，然后就轮番强奸，日本兵、汉奸轮着上。我们在外面都听得到哭喊，好凄凉的……”
赵平说，日军在桂林期间，犯下两桩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是“毒气清乡”，一是抓本地妇女去做“性奴”。记者注意到，赵平使用了“性奴”的字眼，他解释，民间老百姓所目睹的历史，说明这些被抓随军的妇女，所遭受的迫害比慰安妇更甚，她们实际上就是被日军强迫做了“性奴”。
记者在《一场奴隶社会性质特征的侵略战争》一书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一位桂林的16岁少女被抓进日军据点后，被捆住胳膊和腿，日军官兵既轮奸、又毒打，打断她的一条腿，被日夜轮奸了整整三个月，后来因奸后昏死达九天。日军见她已活不成，就扔到炮台后面的沟里。可是日军却还要她父亲交500块大洋的领尸费才许把尸体领走，其父总算设法交了大洋领回了尸体，并发现她还有气，经父母精心照顾料理，终于活了下来，但腿已断，身体已垮，落下了各种难以根治的妇科病。”
“这些不在慰安所而在日军据点碉堡驻地的慰安妇，大部分都被奸得不能奸了，就予以残杀奸杀。”
记者手记：
采访到这里，记者想起电话采访苏智良教授听他说的一句话，“真是撕心裂肺、血泪交加。太沉重了，尽管出了好几本有关慰安所、慰安妇的书，但我没有成就感。”
我们做这次采访，自始至终感觉太沉重。
苏智良说，他第一次知道上海有慰安所，是一个日本教授告诉他的，他当时就很受刺激，也很自责，“我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不知道这段历史”。从此，他在自责中关注起慰安妇，13年，他走遍全国寻找活着的慰安妇，但至今，仅找到46名。
中国妇女有着特殊的贞操观念，这造成了长期以来收集和考证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史实的困难，以至于地方志上，关于这部分历史的记载几乎没有。
但是，抗战时期，桂林遭受了日军深重地蹂躏，超过一万名被俘中国军人下落不明，大量地方妇女和青壮劳力被日军强行带走，同样很多人最后也下落不明。
新华社发布的这条关于日本政府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消息，能提醒我们什么？
桂林，还有活着的慰安妇吗？
这段历史，或许会揭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它绝对不该湮灭。
日本为什么独独承认桂林这段慰安妇历史？
专家认为，1946-1948年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慰安妇”资料让日本政府无可辩驳，只能正视。
此前，日本政府在2007年3月16日一份答辩书中还称，从日本政府掌握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参与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才一个月过后，却对“日军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事实没有异议，所为何故？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指出，日本政府从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并发表谈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河野谈话”。
“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慰安妇问题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对于慰安妇经历的痛苦与伤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
苏教授认为，此次日本政府这种态度证明，1946-1948年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慰安妇”资料，能确凿证明日军在桂林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日本政府对此无可辩驳，只能正视现实、承认所犯历史罪行。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二战中，包括朝鲜、东南亚等十多国，以及中国各个沦陷区，特别是上海、南京、华北地区……所有日军占领过的地方，都充满了慰安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泪控诉。而桂林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只是所有因战争而受害的妇女中的一小部分，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的受害经历，反而率先被日本政府承认呢？
要知道，对待“慰安妇”问题，二战后的日本政府一直是三缄其口，鲜有公开道歉或承认罪过的，直到“河野谈话”。
但是，“河野谈话”没有具体指出“慰安妇”所在具体地点、事实及时间，对“慰安妇”一些细节问题，日本政府也没有明确表态，亚洲很多受害国家和地区对此非常不满，多次督促日本正视历史现实。
这次，日本政府承认日军在桂林强征妇女做慰安妇的事实，应该说，还是1946-1948年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慰安妇”资料起的作用。这些资料，从何而来？包括苏智良教授在内的国内很多史学专家都认为，主要证据来自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行政院提供的资料。日前，两名日本学者在召开大型记者会时，就公布了7份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调查书，其中就有一份关于慰安妇的调查书；此外，诸如《日本老兵回忆录》、《战争责任研究》等书中所提及的内容，从另一个侧面，还原了慰安妇历史的原貌，证实了桂林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这个史实的存在……这些资料，当时都在远东法庭的证据搜集范围内。
苏智良教授一直认为，广西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较完备的省份，当时广西境内有5、60所慰安所，广西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广西搜集了很多比较完善的慰安所图象资料，后递交给远东国际法庭，这可能就是日本政府无法回避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这些证据，因为种种原因，在广西本地没有保留下来。
苏智良教授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东京审判时，远东国际法庭未把慰安妇问题作为一种战争罪行来考虑，而是将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强奸、轮奸作为一种对妇女的暴行来进行审判的。在这个前提下，当广西方面（包括桂林）提交法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证据相对较多时，法庭就把桂林当做了慰安妇问题的重点来进行审判了。
苏智良教授认为，安倍晋三始终强调，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同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在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的关键时刻，安倍晋三以承认在中国强征“慰安妇”事实为实际行动，表示诚意，对缓解两国关系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日本承认这段历史，不是因为桂林受伤害最严重，在全国都有很惨烈的“慰安妇”随军事实，桂林只是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迈出的第一步，它更大的意义在其对日本人民的教育??承认过去，记住历史，这是理所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链接：日军如何强征中国慰安妇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奴役下，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性奴，日军慰安所遍及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诱骗。日军占领桂林时，就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然后强迫她们充当军队性奴隶。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的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
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在战场上被俘的女俘虏部分在审讯后即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便被日军弄到华北、华中属于偏僻的、荒凉的地区和前线去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她们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
第五，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也不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据《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苏智良著 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日军在桂林驻军地形图。
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天津、海南……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大都留下了一部部中国慰安妇的血泪史，桂林妇女只是中国受害妇女中很小的一个群体。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为何“桂林证据”成为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的日军在中国强征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唯一证据？
为什么南京、上海这些日军施行慰安妇暴行的"重灾区"，没有有力证据出现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时隔60多年，当东京审判中关于慰安妇的“桂林证据”再次被公布，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我们密切关注此事”、“希望你们在桂林开展调查掌握一些材料，与我们沟通”……在采访中，国内一些专家热切地向记者表示。
桂林慰安妇资料寥寥难倒专家
记者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任李学通，他说，关于东京审判判词的中文译本曾有出版，其中提到了桂林慰安妇，但用语寥寥（即目前所公布的内容），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很少。
李学通的同事刘萍1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由于能够找寻到的文献资料非常少，我们后来并没有深入进行"。她说，对于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有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判词，她早就知道，但包括她在内，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并不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什么会选用桂林慰安妇这段历史作为证据，没有人进行深度调查，“至今仍然是个谜”。
李学通说：“不要说你们桂林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不知道。”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曾花13年走访调查了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状况，并曾数十次前往日本调查取证。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他通过《日本老兵回忆录》查到，日军曾在桂林一个叫“镀金（音）”的地方设立过慰安所。上世纪90年代，他在日本看到一本名为《战争责任研究》的杂志，其中有一期做了慰安妇专辑，其中提到，在桂林，日军第52旅团的通讯队驻地附近，设立了慰安所，日军在桂林以招工为由将妇女骗来充当慰安妇……
但是他说，学术界对广西慰安妇并未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2005年，苏智良来桂林参加一个活动，特意在街上询问了几个老人，这些老人回忆说当时桂林的确有慰安所，但详细的情况他们并不知道。
苏智良说，他所看到的南宁慰安妇的文献资料比桂林多，但不知为什么，只有桂林慰安妇的证据出现在了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
曾任桂林市文物队队长的赵平，也曾对桂林慰安妇问题搜集了一些线索。在他的印象里，他只在一份文字资料中看到过桂林慰安妇的记载，是关于“娱乐所”的。
谁向远东法庭提供了桂林慰安妇资料
那么，是谁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了桂林慰安妇的资料？这些证据资料又是由谁收集的？
事实上，东京审判中方的材料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供。
赵平向记者提供了一段重要的历史。他说，他和曾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19年的黄旭初的二儿子黄武良有交往，他曾听黄武良说，桂林光复后，大约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黄旭初令广西文献委员会整理桂林被日军侵占时所遭受的损失，包括伤亡人员、失踪人员等等，并整理成文献资料。但这些资料里是否提及慰安妇问题，赵平不敢肯定。
另据赵平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派人到桂林调查日军占领桂林时所犯罪行，“主要是调查毒气问题。”他说，几年前，临桂两江附近的农民还捡到过日军使用的毒气瓶。
记者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这样的表述??中国军事委员会行政院1946年进行的调查书，叙述了日军在桂林以招“女工”为名，将桂林妇女带到丽泽门外强迫她们供日本士兵淫乐。 这份调查书是否就是黄旭初要求广西文献委员会做的调查，或者是选用了其中的一些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桂林开展调查时，除了毒气问题，是否涉及到慰安妇问题？如果对此有走访调查，那么其资料是否又融入到中国军事委员会行政院1946年的这份调查中？
桂林慰安妇证据为何起到关键作用
李学通和刘萍认为，国民党政府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慰安妇的证据，应该不仅仅是桂林方面的，可能还有其他城市提供的。李学通表示：“也许比较而言，桂林的证据最完整，才被作为审判证据采纳。”刘萍都提出，不排除有桂林受害妇女出面作证的可能。
苏智良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东京审判并未把慰安妇问题作为主要的战争罪行来考虑，而是将他们对中国妇女的强奸、轮奸作为“对中国妇女的暴行”进行审判。因此，这个部分在庭审中没有作为重点，事前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加上日本对慰安妇问题刻意隐瞒，取证困难，所以，当桂林方面的证据相对较多，法庭就采纳了这些证据作为审判依据。
还有一种观点提出，日军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或许是出于一种“避重就轻”的心态。毕竟桂林受害妇女远不及南京、上海等地多。而且，日军占领桂林的时间距东京审判时间又很近，当时资料的保存可能完整一些。
庭审微缩胶卷也许是唯一线索
种种分析、种种猜测，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提供了一定参考。然而，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还需要更多一手的、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和资料。
专家指出，关于桂林慰安妇，也许在台湾方面的资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但不知道这些资料是否保存。而对于东京审判庭审的详细资料则由美国方面掌握。李学通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到美国寄来的一份"征订单"，称他们对东京审判的证据、证词、庭审记录、判词等整套资料进行了翻拍，制成了微缩胶卷，该胶卷可以出售给中方研究人员。李学通表示，由于美方出价太高（人民币数十万元），他们没有购买。
"也许这个微缩胶卷是我们目前了解真相的唯一线索。"李学通说。他猜测，国内应该有权威研究单位购买并收藏，而桂林慰安妇的调查真相，应该就深藏在这报价高达数十万元的微缩胶卷中。
日本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震惊史学界
桂林史学家呼吁抢救有关珍贵史料 希望慰安妇幸存者或亲属勇敢站出来
本报讯 日本政府在本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判决，震动世界，同时也让史学界格外震惊??因为，他们发现，桂林没有关于日本侵略者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详细记载。桂林史学家因此呼吁，要抢救桂林有关珍贵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任李学通接到记者电话时立刻表示，他们也正在关注此事，但目前没有找到更多有关桂林慰安妇的史料，他们希望桂林这边的研究进展能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桂林市志办的副编审、地方志科科长徐李宁告诉记者，她从事桂林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工作很久了，从来没有听说或看见过关于日本侵略者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传闻和比较详细的记载，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征桂林的妇女充当慰安妇，一定有过硬的事实证据。4月22日，她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苏智良联系过，询问其是否掌握桂林妇女被强征到日军充当慰安妇的史实，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苏智良教授是全国研究慰安妇历史最具权威的专家，他花了8年时间走访调查了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情况，2005年也来桂林寻访过有关慰安妇的史实。他曾撰写了《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2本书，深刻揭露了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据苏智良教授估计，被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其中75%被日军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岁至85岁之间，目前他掌握的全国幸存的慰安妇仅40人左右。
广西师大历史系教授唐凌对记者说，由于中国人特殊的贞操观念，造成收集和考证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史实非常困难。他曾经带领学生深入研究桂林抗战时期的历史，看过各县的县志上记载着日军残暴妇女的事件，至于强征慰安妇的事情基本没有记载。抗战时期，桂林是遭受日军蹂躏深重的城市，日军驻扎桂林长达9个多月，俘虏的15000多中国军人均下落不明，大量的妇女和青年劳力被强行征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能够用桂林的史实，判决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说明证据必定十分详实，让日军对这项指控罪恶无法抵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按军队人数1比29或1比37比例，在亚洲各国大量强征妇女为日军配备性奴隶，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都否认这段罪恶史，是桂林被强征的慰安妇的苦难经历和留下的证据，让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罪恶。
因此，桂林史学家呼吁，桂林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幸存者或其亲属，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用事实和证据将日本侵略者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寻找桂林慰安妇的“蛛丝马迹”
据国民党当局在1946年进行的调查书，对日军在桂林的暴行有这样记载：“从四面八方召集的女工，都被恐吓带到丽泽门外当妓女，去满足如禽兽般的军队，供他们淫乐。”
这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关于日军在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做慰安妇的最具体的描述。
日军在桂林设了个“娱乐所”
桂林从1944年11月10日沦陷到1945年7月27日光复，日军占领桂林的时间长达9个多月。
日军占领前，在“南北长不过七里三，东西宽不足五里半”的桂林城内，居然容纳了30多万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地来的逃难者或政府南迁的相关机关与民间团体工作人员。日军攻陷桂林后，桂林成为了一个大兵营，长期在城里生活的居民和外来人员几乎都跑光，城里的中国百姓大概仅上千人。
目前，从可以查阅到的极少史料以及民间的流传，仍可见到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和设置慰安所的蛛丝马迹。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后，至少俘虏了8000人以上的国民党军，其中尉官以下军阶的官兵被暂时囚禁在广西监狱（现在的桂林机床厂）。国民党时期出版的桂林年鉴上有一个被俘士兵的回忆：日军逼迫他们检举哪个长官是搞情报的，并承诺对检举有功者奖励去“娱乐所”娱乐。
桂林文物工作队原队长赵平认为，被俘士兵所说的“娱乐所”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个“娱乐所”就在桂林城内。
纺织厂招“女工”应该是强征慰安妇
日军占领桂林后，发出安民告示，企图说服逃走的城中居民回家，同时还派出部队到附近农村，将寄居在庙宇中的上千难民强行赶回桂林，并让他们集中居住在栖霞寺周围的难民区。
这时期，日军通过汉奸组织“复兴处”，借开办实业兴国的借口，在城内外张贴招收纺织女工公告。一些不明真相的女青年前去报名，结果有去无回。据传说，被招去的“女工”先是被桂林的日军强暴，随后送去海南的日本军队中做慰安妇。
汉奸常到难民区为皇军强征“花姑娘”
日军占领桂林期间，市区被划分成3部分，即军事区、良民区和难民区。
赵平从市民的访问中听说，日本军官经常不满足在“娱乐所”发泄兽性，叫汉奸到难民区为她们强征年青漂亮的姑娘充当他们的性奴。
一个在难民区生活过的市民说，他经常看见手臂上佩带臂章的汉奸，押着挑选出的“花姑娘”从中正桥（漓江上原来的浮桥）上通过岗哨，将“花姑娘”送给日本军官。许多被强暴过的妇女，因无颜面对亲人和乡亲，往往选择了寻短的路子。
留守教师回忆：当年曾指点村民营救被掳妇女
赵平告诉记者，解放初期，他的父亲赵震铎曾向他讲述过一段亲身经历的事情--日军占领桂林期间，他的父亲留守桂林翰明中学，曾指点桂林城外的村民，将10多名被日军强行掳走、囚禁在岩洞里的穿山附近的农村妇女，安全营救回家。赵平说他把这件事写在了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章中。
据赵震铎回忆，1944年11月，日军占领穿山一线的阵地后，马上到附近村庄强行抢走了10多名妇女，将她们囚禁在穿山的岩洞，日军士兵每天对她们进行残忍的轮奸。村里的群众对日军的暴行非常愤恨，想与日军拼命，但又害怕伤不到日军，反而引来日军屠村的灾难，于是派人到翰明中学向留守教师赵震铎请教营救被抢妇女的计谋。赵震铎根据村民介绍的情况，对村民说："你们赤手空拳怎么斗得过全面武装的日本鬼呢？你们要营救被抢的妇女，要掌握好分寸，不能来硬的。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哪家有妇女被掳走，哪家就出人，夜晚上山，趁这时守洞口的日本兵就一两个人时，把关在洞里的妇女抢回去。切记，不能与日本鬼发生冲突，不然全村就会遭殃。"
村民按赵震铎的指点，在岩洞口附近耐心守候，等到岩洞只剩下一个日本兵把守时，用计支开日本兵，将被囚禁了10多天的妇女全部营救回家。
一个被征挑夫的痛苦记忆
看了日本承认二战期间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新闻报道后，桂林文物考古工作队原队长赵平心情激动地对记者说，"没想到长期都不承认在被占领国家强征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日本侵略军，在法庭证据面前认罪了。虽说，我们能查阅的历史资料无法看到日军强征桂林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详细记载，但民间却流传着许多日军强行抓走妇女充当性奴隶的事件。"
赵平说，3年前他曾经访问过临桂一个70多岁、外号叫"包子"的独眼老人，听老人讲述了4、5个桂林少女被一个日军联队（一个加强团的编制）蹂躏的骇人听闻的事情。
"包子"对赵平说，1945年，他才16岁，被日军的一个联队抓去当挑夫，每天都扛着一麻袋的光洋走路。在灵川县潭下镇时，他发现有4、5个16岁左右的少女夹杂在行军队伍中，日军让她们穿上漂亮的日本妇女服装，每人取了个日本人的名字，可听她们说话的口音，却是灵川县的方言。开始，他很好奇，想知道这几个少女为什么混杂在日军中。
到了晚上，他听到4个少女悲惨的叫喊、哭泣声，才明白她们惨被日本兵蹂躏，他整个脑子都充满了对这种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的愤恨，一辈子都无法忘怀，他说"那几个'女把爷'太造孽了"。 在相处的20多天的时间里，"包子"发现，每到晚上，日军就把她们全身扒光，关到民房里，然后日军士兵一个一个排着队，轮流进去对她们施暴。他眼看着这几个原本天真可爱的少女，一天天憔悴、枯瘦，变得一言不发，失却了人形，她们歇息坐过的地方，都赫然留下了血迹。有一个少女不堪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强暴，曾经逃跑了，后来被其他部队的日军抓到，又送回了联队，继续遭受日本兵的蹂躏。
"包子"对赵平说，从灵川到全州的20多天里，他每晚都听到4个少女的悲惨哭叫。尽管"包子"在全州找机会逃出了日军的魔爪，但50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记她们的悲惨哭叫声。
赵平说，可惜的是，"包子"已经去世了。
等待揭秘
当历史的风吹过六十年，后人关于桂林慰安妇的讲述，已经模糊了历史的真相。
两天来，我们与南京博物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市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桂林图书馆、桂林市志办、桂林市档案局等有关单位及知情人士取得联系，收集资料，聆听讲述，但令我们遗憾的是，无论记载或者讲述都是支离破碎。
历史的真相无从触摸？一份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庭审微缩胶卷，激起了我们的希望。国内是否有人购买收藏了这一胶卷，胶卷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真相？而更令我们关注的是，桂林是否还有那段不堪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密切地关注着。
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循着线索轨道，一步步地走进真实的历史。
链接一
罪恶的日军慰安妇制度
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20多个省。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以便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21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60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日军的铁蹄踏上美丽的海南岛以后，日军部队就进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在强征劳工时，日军挑选美貌的汉族和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日军占领桂林时，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强迫她们充当军队的性奴隶。
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尽血泪的许多女性，被日军这头战争怪兽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供自己发泄兽欲。战后,一部分慰安妇成为幸存者,但是她们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抬不起头来,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
--摘自《血肉长城》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链接二
广西各处的慰安所
南宁日军"慰安所"
原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回忆，1940年2月，有15个慰安所业主带着150个"慰安妇"到南宁。驻屯第22军管理部长立即与第5师团长今村等商谈，征用西式旅馆、学校、寺院和民屋，开设慰安所。
钦州日军"慰安所"
1940年前后，日军在钦州（当时叫钦县）设有蓬莱慰安所，该慰安所由台湾人经营，隶属于日军盐田兵团林部队。
桂林日军慰安所
日军占领桂林后，即以设立工厂的名义招募女工，其实是被日军逼迫做"慰安妇"。
河池日军慰安所
李秉新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描述：1944年11月，日军攻入河池县城后，将一些妇女关押在林村，白天强迫她们洗衣、碾米，晚上则供其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