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慰安妇唯一的“活证人”雷桂英

　　谷岳飞 于惠通 楼定和 摄

南京民间史学专家王炳毅

南师大教授经盛鸿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

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团长王选

新近被确认的侵华日军慰安所之一的上海四川北路美楣里

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6000多平方米的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

　　“眼看着姐妹们死的死、老的老，再不站出来证人就没了”，昨日下午，79岁的雷桂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曾经受难现在还活着的‘慰安妇’姐妹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指证日军的暴行。”雷桂英奶奶是当年南京“慰安妇”中目前唯一站出来指证日军暴行的“活证人”。据南京相关专家调查，1937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南京较长期设立的慰安所有40多家，至少有1000多名南京女同胞被逼充当了“慰安妇”。但因为屈辱的经历不堪回首，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京的慰安妇中，至今仍鲜有人公开提及那段噩梦般的过去。

　　口述：

　　“活证人”的悲伤控诉

　　雷桂英现住在南京汤山，昨天她拖着颤颤巍巍的身子，参加了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馆第二次学术沙龙，当天讨论的主题正是“侵华日军南京的慰安妇调查和研究”。老人现场控诉日军暴行，悲伤的表情令人动容，陪同其参会的养子唐家国告诉记者：“老人积攒了一辈子的屈辱”。

　　据组织此次沙龙的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馆馆长吴先斌介绍，这是雷桂英公布自己隐瞒了60多年的“慰安妇”身份之后，首度和如此多的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见面。“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是说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缺少证据吗，请看看中国还幸存着的慰安妇和专家们是怎么说的”，吴先斌颇为激动地说。

　　老人从9岁时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恐慌讲起，详细讲述了12岁被骗进入南京的慰安所、惨遭日军一年多蹂躏的前前后后，叙述中途老人几度哽咽，揭露出的日军暴行令人发指。

　　“您吃了很多苦啊”，昨天也来宁赴会的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被其感动。她说，雷桂英老人的勇气令人钦佩，她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南京受害者中目前唯一站出来指证的“活证据”。

　　调查：

　　南京慰安妇曾在千人以上

　　南京民间史学专家王炳毅多年来一直在南京自费进行慰安妇调查，目前一共接触了60多个慰安妇，但费尽口舌只有20多人肯接受其采访，无一例外附加的条件是不能公开发表。“我也理解她们，那段经历实在不堪回首啊”。

　　南京师大从事慰安妇研究的经盛鸿教授昨天介绍，南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形成地，也是国内可查的慰安妇遗址较多的城市。初步统计，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间，日军在南京设立了不下于40家慰安所，保守计算，受其所害的南京女同胞至少在千人以上。

　　“1938年，日军在南京蓝旗街设立第一家慰安所，同批的还有位于现五台山附近的‘利民慰安所’。”王炳毅通过自己多年的走访，对南京当时的慰安所分布基本摸清。据其介绍，慰安妇的来源主要以强掳为主，对象是那些未来得及逃走的大中学生、难民营跑出的女子等等，受害者大概有200多人；1938年以后，日本海军又在南京下关沿江一带设立了“浪速楼”等多家慰安所，主要为日本海军服务，南京浦口、苏北农村女孩以及一些船民的女儿等，被日本人以“找勤杂工”等名义骗至慰安所，检查下身体没有传染病之后，便被送入所中“软禁”。“1938年前后这两个阶段，南京妇女们受到的伤害是最深的，其中不少不堪欺辱蹂躏被日军当场杀害”，王炳毅告诉记者，1943年以后，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些慰安所甚至开始招募慰安妇，许诺以金钱、食宿等等，将不少家穷、饥饿的女孩子骗至慰安所。

　　呼吁：

　　“姐妹们”勇敢站出来

　　“屋子里就一张草席，几个日本人将其按住轮奸，柔弱的贺小姐稍有反抗，几人便将其活活捅死！”这是一个慰安妇向王炳毅讲述的当年她目击的一幕，这位贺小姐一开始是躲在难民营里的，听见在家中的母亲生病了，回家探望时被抓住，“和她们相比，我们幸运得多了”，这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朱姓慰安妇含泪告诉王炳毅。

　　因为当年的屈辱太深，南京的慰安妇中，除了去年鼓起勇气站出作证的雷桂英外，至今没有一个肯公开指证日军当年的暴行。有专家表示，这其中也有现在对慰安妇关注的程度不够有关，“人们更多地关注南京大屠杀，和其相比，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没有吸引到同等的注意力。”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军暴行中很重要的一条，苦难的姐妹们的经历更是一部血泪史。”另有专家呼吁，如今健在的慰安妇应该站出来，勇敢地指证日军的暴行，“让日本那些否认慰安妇的人士好好反省反省。”

关注：　　 　　王选表示，我们不能只专注慰安妇的一个个个案，更应该关注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它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是法西斯制度的一部分，它和每个女性受欺辱的程度无关、和慰安妇是否被逼无关。她认为，日本国内关于慰安妇的看法出现反复，是一种可怕的倾向，就是认为所谓的慰安妇都是自愿的，没有日军强征的证据。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9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关于当年日本政府多大程度介入“慰安妇”问题的争论“没有意义”，因为“毫无疑问，（日本）军方组织管理过‘慰安所’，从这点看，政府应该负有责任”。 　　王选女士前几天还在日本，她旁听了3月16日备受关注的“西松组中国劳工诉讼案”（本报曾有报道）。王选向研究专家介绍了庭审的情况，“案子将于4月27日宣判，巧合了，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7年的4月27日！”面对这位与日本右翼坚强斗争的中国女子，不知道日本最高法院会给王选赴日20周年一个怎样的“纪念”。 　　本版撰稿 谷岳飞 　　链接>>> 　　雷桂英：“最小的”慰安妇 　　雷桂英，南京人，出生于1928年，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在祭坟时被人“抢”走做老婆。从此她孤苦伶仃，一直在江宁上峰村、汤山镇一带流浪。9岁时，年幼的她目睹日军破城；12岁时，她被骗入位于汤山的高台坡慰安所，成为一名“最小的”慰安妇（被抓入者，年龄都在十八九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