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林：我过去的事没有告诉丈夫

　　尹玉林

　　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她姐姐尹春林一起被驻河东炮台的日军抓走，姐妹俩在日军炮台上遭受摧残达两年多时间。

　　在村里，我告诉村里人我要寻找的那些老人的名字时，所有人往往都说村里没有这个人，最后常常是我不得已要告诉他们：这位老人曾被日本人抓到过炮台上，这时大家便都会不约而同地“哦”一声，然后就会用手一指说：唠，那就是进过日本窑子的人的家。人们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在“进过日本窑子”的老人中，有些人一直隐姓埋名，也有一些是人们不再叫她们本来的名字，因为她们有了一个更让人容易记住的“进过日本窑子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锈涩的刀，时时为她们割扯开那道伤口。因为进过日本窑子，这一经历改变了她们的一生，因为进过日本窑子，她们就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甚至有老人不敢出门，至今不敢与人说话。

　　在这几十年里，尹玉林一直小心翼翼的在村里生活着，就在几年前，村里人甚至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进过日本窑子”的这一经历。那时她深深的埋藏着自己的这段秘密，不和人说话，不敢太多的出门。现在，尹玉林说这个秘密让自己痛苦了一生，她不想再继续埋藏它，“进过日本窑子”那不是自己罪过，制造这一罪过的人才更应该去痛苦一生。

　　1941年春的一天，驻在河东炮台上的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来得及跑，就都被他们抓住了。我们一家人紧紧的挨在一起，日本鬼子用刺刀把我还有我姐姐和家人分开，然后拉到一边，当着家里人的面，他们就把我和姐姐强奸了。

　　日本人用刺刀逼着我和姐姐到了他们驻扎的炮台。到炮台后，我们姐妹俩个就又被更多的日本鬼子强奸了一遍。

　　接下来，每天都是如此。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还有其它村被抓来的姑娘。有一个才13岁的邻村小姑娘也被抓在这里，小姑娘的身子很瘦小，每天晚上小姑娘都害怕得要命。我们里面有结过婚的妇女，一到晚上就把这个小姑娘抱在怀里，躲到大炕的角落里边藏起来，让其他妇女躺到炕的边沿上。但是每天晚上日本鬼子还是照样要把那个小姑娘拉出来，一个接一个的糟蹋她。有时候白天日本鬼子也会把她拉到院子里，逼她给他们跳舞，她不会跳舞，就又逼她做各种难看的动作来取乐，小姑娘年纪小，又羞又怕，什么都不敢，日本鬼子就把她推到人群中推过来抱过去的。不到一个月，这个小姑娘就被折磨得全身浮肿，不能站起来了，连上厕所都只能爬着去，后来就连爬都不能爬了……

　　我和姐姐也很快就被折磨得受不了了，我们想回家，不想被日本人弄死在这里，我们姐妹俩跑了好多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每次抓回来都要被毒打，连我们的父母都要受到牵连，被毒打。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任他们欺负。

　　在炮台上两年多时间，我们姐妹俩都患上了妇科病，很严重，下身疼痛，不能走路。后来日本鬼子看我们实在是不中用了，就让家人把我们抬回家了。

　　姐姐林玉香，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能生孩子，后来丈夫就不要她了。她的命比我苦，改嫁了两次。

　　我后来和杨二全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杨二全在十几年前去世了，我过去的这段事情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他，也没法告诉他。

　　陈亚扁：糟蹋我的日本兵没有断过(1)

　　陈亚扁

　　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椰林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在离开公路后不久，车终于停了下来。通往村里的路变成

　　了一条只能容一人穿行的小道。同行的人告诉我，由于偏僻，几十年来鸟牙峒变化很小，60多年前日本人进村走的也是这条小道，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

　　小道两边密密的椰林间，隐约看见搭建在其间的房屋，人们透过密密的树隙悄悄地打量着进村的人。

　　鸟牙峒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1940年9月，日军侵占了鸟牙峒，在鸟牙峒建立据点后，日军即在鸟牙峒军营中设立了“慰安所”，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鸟牙峒，就有20多名少女被强迫抓去充当了 “慰安妇”。“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岁，最大的不超过十九岁。

　　在村子的中心，我们来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屋前有块不大的平整场地。带我进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块平整的场地上喊：“阿婆啊！”这时从小屋侧面的一间用椰树叶搭成的茅舍里，探出一位老人的头来。我知道这就是陈亚扁阿婆了。

　　老人把我们领进堂屋，屋里有些暗，潮湿。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光洁的席。老人请我坐到床沿上，然后就赶忙转身进了房间里，不一会出来时，她一边用手扣着纽扣，一边用手抹着头发。老人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

　　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老人便点头，朝着说话的人，也朝着我，然后就看着我，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没有问她。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这时她 17岁的孙女来看她。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她慢慢装好烟丝，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点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问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问，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

　　1942年，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因为出世的时候，浑身红润，脑儿扁平，长得非常可爱，父亲就把我取名为 “亚扁”，“亚扁”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他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很受乡亲尊敬；母亲善良贤淑，善于持家。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和还没出嫁的姐姐，她俩在舂米，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突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我们姑嫂三人被端着枪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在我们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轮奸……

　　我拼命挣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可他们不管我死活，边强奸边兴奋地狂叫。我的身体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休。

　　从那以后，那两个日本兵就经常来欺负我。有时把我抓到军营中，有时就在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从就会被毒打。

　　后来，日本兵就干脆把我关在了军营里。和我一同被关进军营的还有同村十七岁的漂亮姑娘陈亚妹，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房里，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不准走出军营一步。我们成了固定的“慰安妇”。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日本兵强奸，一个人至少陪两个，多的时候三、五个不等。

　　在军营里，我还见到其他20多名姊妹被抓进来，白天，她们给日本兵干杂活：洗衣、煮饭、种菜、拾柴……晚上，她们被逼着为日本兵唱歌跳舞，给日本兵挑水洗澡擦身，还要陪他们睡觉，日本兵随意糟蹋她们。我和陈亚妹，日本兵不要我俩干重活，白天我俩给日本兵做饭用的大米挑挑砂子，在院中收拾收拾房子，夜里就被他们糟蹋，有时白天也逃不掉的。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崖县藤桥慰安所。

　　在藤桥慰安所，日本人把我关在一个盒子式的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每天晚上，都得忍受日本兵的糟蹋，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人来人往整夜不断，乳房被日本兵乱抓乱捏得钻心的疼。日本兵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各种方法和动作对我们进行折磨，常常让人死去活来……

　　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有断过。

　　白天夜晚，我也都能听到其他姊妹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哭喊声，同时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我整天哭，要求他们放我回家。

　　后来，我的父亲通过在日伪砧板营当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的担保，我才能够从藤桥慰安所被押回离家近些的砧板营日军军营。

　　我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砧板营日军军营，就可以经常与家人团聚，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让我见家人的面，他们把我关在砧板营军营的一间房子里，春去冬来，衣裙破了需要添换，都只许通过看守人员递进来。日军砧板营军营离乌牙峒仅一里远，村里鸡啼狗叫牛哞声都能听到。

　　从不满15岁到18岁，我在日军慰安所里长达三年多，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能够逃出来与家人团聚。

　　回到村里后，人们就都叫我 “日本老婆”、“日本妓”，人们歧视我，看不起我，仇恨我，我只好逃到吊罗山里躲起来，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从山里请回来，分给我土地，给了我自由。

　　1957年12月，我30岁的时候嫁给了卓亚黑，卓亚黑是一个原国民党士兵，人又很丑，一直娶不到媳妇，所以就要了我，结婚一年后，卓亚黑就死了。3年后，解放军退役老兵卓开春与我结了婚。我和两位丈夫，前后怀过9个孩子，但是由于身体曾经受到日本兵长期的糟蹋，一直有病，前8个孩子有的死于腹中，或早产、流产。为了能够有一个孩子，我和丈夫到处寻医问药，经过多年治疗，1964才年生下了女儿卓梅英。

　　我的第二个丈夫在1996年病故。

　　由于有过那段经历，使我常常感到愧对女儿。女儿家的生活不富裕，为了不给女儿添负担，我一直一个人过。

　　黄有良：那夜我哭了一个通宵(1)

　　黄有良

　　生于1927年，海南陵水县人。从1941年起，便屡遭日本侵略军的性强暴，1942年被日军抓至藤桥慰安所，有长达四年之久的慰安妇生活。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从此，这里的人们

　　结束了世外桃园般的宁静生活。

　　日军为了消灭活动于田仔乡一带的中共琼崖游击队，准备开通一条从三亚藤桥至田仔的公路，称为“陆田大道”，为了修这条“陆田大道”，日军四处抓劳工，他们包围住村庄，不让任何人跑掉，然后挨家挨户搜查抓人，附近村庄里的男人几乎全被抓去当了劳工，而许多年轻的妇女则也被抓走，她们被逼迫着去干一种更灾难更屈辱的活??充当“慰安妇”。

　　“陆田大道”修好后，日军的魔爪就伸进了大道两旁的村寨。不久，在田仔乡架马村附近约40米的地方，日军设立了据点，美丽的架马村从那时起开始变成了一座地狱。

　　黄有良的苦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

　　那年我刚15岁。记得是农历十月初五的那天早上，我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忽然听到一声叫“站住！”我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着一队日本兵，我吓得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后边10多个日本兵喊叫着追过来。最后我实在跑不动了，就被他们抓住了。一个日本人叽哩瓜啦地对我说着什么，我脑袋发胀，什么也听不懂。一个日本兵就把我抱住，在我脸上乱亲；还有日本兵就饿狼似地在我浑身上下乱摸乱捏，还剥开了我的衣服和裙子……我抓住捏我乳房的那只手，狠狠地咬了一口，被我咬的这个日本兵就拔出军刀，朝着我的头要往下劈……

　　这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朝着那个日本兵大叫了一声，那个日本兵就放下了刀退到了一旁。我已经被刚才发生的一切吓呆了，这个军官看了看我光着的身子，又向那些日军士兵叽哩咕噜地说了一番，然后他手一挥，日本兵便都走开了。那些日本兵走开后，这个军官就走过来搂我，还亲我。我挣脱后，又拼命逃跑，这次他们没有追过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以为没事了，便回到田里穿好衣服，把稻谷挑回家。谁知道这个军官竟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来到了我家里。这时他就一把将我拦住，把我抱进卧房，然后按在床上，撕开裙子，强奸了我。

　　下午，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伤心地哭了一场。我的母亲双目失明，我们一家3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维持全家生活，家境十分贫寒。那天晚上，因为害怕日本兵再来，我就躲到邻居家住。那一夜我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那个军官又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我家。他走进卧房找不到我，就让我父母手脚着地趴着，对我的父母拳打脚踢，父母被打得昏倒在地上，躲在别人家里的我，听说父母被日本兵打昏过去了，就只好回家。

　　见我回来了，那个叫“九壮”的军官就又强行把我拉到房里，将我脱得赤条条的，玩弄，最后把我按在床上，强奸。

　　“九壮”他们以后夜夜来我家。为了不让父母再被毒打，我只好任凭他们对自己糟蹋。

　　1942年4月的一天，“九壮”带了几名日本兵开着军车来到我家，把我押上车，送到藤桥，关进了警戒森严的军营当“慰安妇”。

　　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妇女都被关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比我们先抓来的妇女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床，有被，有席子，有蚊账，房间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勤务兵安排我们做杂工，如扫地、洗衣服等，夜间逼迫我们陪日本兵睡觉，经常受到几名日军轮流糟蹋，还强迫你做各种动作，直到他们满足为止，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我的一位同伴，名叫陈有红，几名日本兵要轮奸她，她死也不从，便遭了毒打，最后也还是被强暴了，日本兵把她糟蹋得子宫破裂，血哗哗流，止不住，两天后她便死了。还有一位姑娘，抓来的当夜就被几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了，就咬断了舌头，后来自杀身亡了。

　　在慰安所里，我们不停地被轮奸，日子很难熬。当时暗中想过许多办法，想逃走，但日军看得很严，逃不出去。有一位姐妹趁天黑出门方便时逃走了，结果又被抓了回来，日本兵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把她禁闭了起来。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有逃走的念头了。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村里的黄文昌冒死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找我，见到乡亲，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开始由于旁边站着日本兵，我们谁都不敢说话。

　　等日本兵走了，黄文昌才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死了，快回家吧！”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大哭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日军军官不理睬，我和黄文昌就跪在地上向他们苦苦哀求，最后他们才终于同意我回家。

　　傍晚，黄文昌带着我从藤桥抄小路走，深夜一点才回到家。一进家门，见到父亲没有死，还在，我和父亲抱头痛哭。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想出的计策。

　　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的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然后，我们一家就连夜逃往他乡了。

　　据说，我们逃走后不久，日本兵到村里来抓给我，村里人就对他们说我因为父亲死了太伤心自杀了。日本兵查看了那座假坟后，也信以为真，便回藤桥去了。

　　1945年，日军投降了，我回到了家乡。

　　陈金玉：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

　　陈金玉

　　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性奴隶。1945年6月逃出日军营地，一直藏身于荒野中，直到日军投降。

　　从保亭县城到加茂镇的北懒下村，其实并不很远，但却需要走很长的时间。

　　在村里找到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的小屋时，她刚刚从地里回来，坐在自己的小屋门前。陈金玉老人那两间低矮小屋的门前放着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是在老伴去世的那一年和老伴的棺材一起打好的。陈金玉的老伴是在10年前去世的，她说老伴是自己这凄苦人生中最护着她的人。日本投降以后，刚刚从日军的魔窟中走出不久的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当长工的农民，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携持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并养育大了五位儿女。

　　10多年了，陈金玉的棺材就一直放在自己那两间小屋的门前，老人望着棺材说：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么多屈辱和至今自己仍在承受着的冤屈，有时就真想早些躺进去。

　　陈金玉老人穿着自己编织的筒裙，赤着脚，脚面上刚才在地里时被藤条拉开了一条口子，见口子上的血止不住，老人就跛着腿到屋后的草丛里采了一片叶，然后把叶沾上唾液贴在脚面的血口上。

　　老人就坐在她自己的棺材旁，这使她的讲述注定有了许多凄楚的味道。

　　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棺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有点腐烂的原木，陈金玉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它，“它在这等了我十年了，可我心里的屈气还没出，我进去也不能暝目。”老人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那段屈辱生活的回忆。

　　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建据点的时候，我才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时，我被派去种水稻，种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这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七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我一进房间，门就被乓的一声关上了，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结果便挨了一个嘴巴子。日军比划着要我脱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扑上来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强奸，我疼得叫起来，日本人就不许我叫，还打我嘴巴。

　　被强奸后，我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刚刚逃到家，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把我从家里抓了回来。抓回来后，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军刀的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是一撑不住就会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这时，日本人还用棒子在你的腰上打。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向他们求饶。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放过。实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

　　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潜水过河南，爬上对岸就跑，结果又被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发现了。这次被抓回来后，先是一顿毒打，之后被拉到操场上，要我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钻心地疼，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泥水里，不能动弹了。当时多亏了姐妹们通过翻译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后，日本人看得更严了。

　　1945年6月，有一天日本人显得很慌乱，他们持着枪进进出出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便趁天黑游过加茂河，逃回了家。我刚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想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长家，保长就对我说快往山上跑，到山里躲起来。我逃的时候，远远的都能听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对保长大声叫。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了多月。有一天，家里人找到我说“哑客”（当年当地人对日本人的称呼，意思是不能和他说话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后，我就嫁给了自己的男人。因为当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发的“预防丸”，所以我还能生下孩子。

　　林亚金：他们来弄得满身是血(1)

　　林亚金

　　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人。43年10月被日军抓去，在多个日军据点间辗转充当性工具，因被蹂躏至病得以回家。后又多次遭日军集体轮奸。

　　我曾经三次犹豫过放弃对林亚金的寻访。

　　林亚金所在的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车，也不通路，在最大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子。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的路径，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去，也不好找。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于是我决定去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出租车的人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第一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还是要去什号村。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我终于租到了车。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有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这时，我第二次想放弃去什号村。

　　在一阵犹豫之后，我还是要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那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说：回吧。这时，我第三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我无法不去什号村。看我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是拼命阻止，见我决心已定，他就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深。在岸上摩托车驾驶员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的指导下，我终于渡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找到了林亚金老人。

　　下面是林亚金老人的讲述。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姑娘一起，正在稻田里收割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我们害怕被子弹打中，就趴在稻田里，探着头朝邻村方向看，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背后有一队日本兵在悄悄围过来。

　　当天，我们4个姑娘被日本兵押着，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

　　到什漏村后，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村里的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逃走了，留下的都是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实在不知道，看着日本兵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他们问完话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几句问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听翻译说这三个日本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3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日本人都不是人，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见我痛得直喊，就煽我的嘴巴，不让我喊，就这样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轮奸时，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糟蹋，弄得人死去活来的。我想逃跑，但跑不了。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有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被送到了南林日军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家里不过两三里路，远远的都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离家这么近也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的死活，就这样在这里每天被三五个日本兵轮流糟蹋。那时常常想到过死，又一想父母可怜，无人照顾。

　　在南林日军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日军据点，和来时一样，有 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日军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破例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壮起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非人遭遇。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叫我认他干爹，趁便给我帮忙。他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病危，需要回家探望，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日军见我焦黄的样子，已失去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不久父亲去世，

　　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让我到什丁姐夫家吃草药治疗。两个多月后，身体逐渐好转，那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

　　因母亲体弱多病，家中贫困无法生活，我就到罗朋（崖县境内）村去，给一家人打工。这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有半个月吧，有一天，这个村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他们发现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

　　，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行前那个翻译被日军支走，3个日军押着我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只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粗暴地乱捏我的胸部，痛得我直叫。日本士兵全不顾我痛苦反抗，就将我按在地上，扯破衣服把我轮奸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大哭一场。我将白天的遭遇告诉主人，她也很担心，劝告我早点离开此地，不然，那些禽兽还会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只好回家了。

　　不久，弟弟庆安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我去探望。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快走近哨所的时候遇到了3个日军士兵，这时正好周围又没行人，他们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要遭殃了。眼看无人求助，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把我拖到路边的山坳轮奸。本来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再也承受不了他们这般糟蹋，于是我大声哭喊，拚命挣扎，希望有人来救。恰好一位农民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扛着锄头就赶过来。此时日军发泄完毕，弃下我溜进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不绝地骂着畜牲，一边扶起我，叫我跟他回村里。我双腿麻木，已是走不动了。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却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日军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受尽折磨，直到日军投降后她们才回南林老家。当时因我生病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我嫁到罗葵什号村。

　　“文革”那些年，因我曾当过“日本娼”，被批斗，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召开的会。

　　杨阿布：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

　　杨阿布

　　生于1920年，海南保亭县保城人。1940年春起屡遭日军强奸并怀孕， 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婴，不久夭折。1942年被迫当劳工其间，遭日军扣留，成为日军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只至1945年秋，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回家。

　　家人都去干活了，杨阿布的小屋里便只剩下她和我两个人。这时老人紧紧地盯着我，就像我不在时她便紧紧盯着门外的椰树林时那样。我坐在离她有四米远的另一张床上，这是她丈夫睡觉的地方。

　　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认真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地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前面，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抓着，嘴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老人的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所以她的嘴里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非常紧张地走近老人。老人看着我，更加使劲地挥舞着双手，向前抓着，嘴里也发出更大的嚷嚷声。她似乎是在向我描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老人不止一次地对着我重复这样的动作和声音。在这间黑暗而又充满着一股霉味的窄小房间里，我有点毛骨悚然。

　　老人的儿子回来后，我便立刻有些夸张地向他报告这件事情。老人的儿子听了我的报告，并没有什么反映，他说妈妈那是在向你讲述她的梦，她告诉你在梦里有许多日本兵来抓她，她对家里的所有人都讲过这个梦。

　　老人的儿子还告诉我，因为害怕这梦，老人就不敢睡觉，后来她就要求儿子给她一把刀。儿子没有办法，就真的给了她一把刀。每天睡觉之前，老人都要使劲地磨这把刀，只有手里握着锋利的刀，她才能睡觉。

　　我和老人说话，要经过老人的儿子来翻译，这很麻烦，甚至绝对残忍。老人由于耳聋，说话的声音很大，而我的每个问题，老人的儿子都要用喊叫的形式才能转达给老人，这使得他们母子俩看上去像是在吵架。

　　下面是老人的讲述。

　　日军飞机轰炸保亭县城后的第二年春天，大批的日军占领了保亭县。有不少村民外出逃难，到南圣等地去了。我的家人和没法逃跑的村民留下当了顺民。

　　日军侵占县城后，马上在各地建立据点，驻扎部队。一个月后的一天，日军巡逻队5名骑兵来到村里，当时我正在家里和同村的一个姐妹在织筒裙。日军进村后，骑马乱闯，两个日军突然闯进我家，看见只有我们两人，一个日军抓住我的伙伴，拉出去了，另一个翻译的日军，将我紧紧抱住，捏我的胸部。我又痛又非常害怕，拚命挣脱往外跑。他追出村边，捡石头扔中我的腰，我痛得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拖到村边的山里，把我强奸了。

　　由于缺粮，几天后我去毛弄村姑妈家讨玉米。谁知回家时，在田边，又遇上巡逻归来的那5名日军骑兵，那个翻译也在里面。他认出我，下马拦住去路不让我走。硬把我抱到田边背角处，再次强奸了我。

　　后来，我到村前地里挖番茨。快到中午，突然又来了6个日军骑兵，有一个从背后走向我，他把我拉到村前小河边的树丛中，光天白日他们一起把我强奸了。

　　因为我会唱歌，村中女孩出嫁都喜欢请我去。有一次，村里一个姑娘要出嫁，她是我平时的好友，请我去了。婚礼结束，我回家路过县维持会，遇上几个日军，他们把我拉到维持会一间小房中，轮奸。维持会长知道此事也不敢出声。

　　由于多次被糟蹋，那时我总觉得身体不好受，浑身酸软。

　　不久我怀孕了，为了逃避日军，我怀着大肚子东跑西躲，有时躲进山寮里，有时到远亲家藏一段时间。1941年10月，我把小孩生了出来，是个男孩，但不久就死了。

　　后来我家搬到什东村居住。什东村甲长是族里大哥，叫杨老浪，胆小怕事。日军说我长得美，几次下村找不到，就命令甲长把我亲自送到扎奈，日军威胁说如果不把我送去，就要杀村里人。甲长害怕极了，只好把我找回来带去扎奈交给日军。

　　在扎奈劳工队，日常劳动是插秧、耕地、锄草和收割。

　　在扎奈的日军不让我回家。白天或晚上，他们三五成群来检查工作，只要他们看中的姑娘，就被糟蹋，轮奸。有个姑娘被拉去几次，不久就想法逃跑了。我不能跑，我怕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就只好忍受下去，被糟蹋的次数也最多，有时一天二次，多则四五次。

　　在扎奈期间，起初是几个常见到的日军找我。时间长了，日军的脸孔常常变换，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都是动作粗野，拚命发泄，完了就走。我从未拿到任何钱和物，但“预防丸”是少不了要我吃的，日本人每次都看我吃完才走开。像我一样遭罪的还有几位姐妹。

　　我们不能回家，有时家人请保甲长求情，日军才允许回家探望父母，不过时间很短。

　　1945年秋，日军投降，我才回到家乡，后来嫁到什曼村。

　　由于被日本兵糟蹋，我身体坏了，腹部和下身时常疼痛，几十年吃药不少，总也不好，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蒲阿白：我被抓走，家人不知道

　　蒲阿白

　　生于1915年，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日即遭多名日军强奸，并被关押。一年后被转移至司令部，直到日军投降。在被关押期间怀孕，生下一女孩，女孩15岁时受伤致病，后在井旁打水时病发，落井死亡。

　　找到蒲阿白时，是在凤凰镇的一个菜市场上。

　　蒲阿白坐在一个已经收滩了的肉滩旁，面前摆着一匾子槟榔。菜市场里很安静，也很闷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道。中午1点了，菜市场上已经很少有卖菜的人，而买菜的人根本就没有。

　　老人始终沉默着，嘴里嚼着槟榔。

　　带着我来的是老人的村里人，他小心翼翼地问她：阿婆，年轻的时候你被日本人抓去过是吗？

　　老人沉默着嚼着槟榔，没有回答。鲜红的槟榔汁从她的嘴角溢出来，她用手去擦了一下。

　　我们和老人一起沉默着坐在无人的菜市场里。过了很久，村里人又一次轻轻地说：阿婆，村里人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你忍着天大的憋屈，难道你真的就想这样忍一辈子吗？阿婆，说出来吧。

　　鲜红的槟榔汁再次从蒲阿白的嘴角流了出来，老人抬起手来，但她没有去擦嘴角，而是拭了一下眼睛。

　　老人沉默着收拾起了槟榔滩。弓着背，拄着杖，领我们去一处地方。

　　老人来到了一处离海滩不远的沙地上，沙地上长满了荒草，在荒草与荒草之间，是一个个隆起的小沙丘，昏黄的夕阳照在这一个个小沙丘上，显出丝丝凄凉。这里是墓地，老人那个早逝的孩子就埋葬在这里。

　　老人蹲在地上，用手在每一个小沙丘前的石头上摸着，她已经辩不清自己的孩子到底躺在那一个小沙丘里，她只记得孩子的墓前有她放着的一块石头，可现在每一个墓前都有一块几乎相同的石头。老人用手摸着石头，就像抚摸自己孩子的脸，她能辩别得出这其中哪个是自己的孩子来。

　　就这样，老人在她孩子的墓地里，第一次向别人讲出了自己的那段往事。

　　我当时正在村里的池塘边洗衣服，日本兵就过来了。他们就不让我洗衣服，把我洗的衣服扔到水塘里。要我跟他们走。

　　日本人边推带打就把我带走了，家里都还不知道。

　　当时同村有一位姐妹和我一样被抓去了，她叫江娜日（音）。

　　抓去的是一个有许多人干工的地方，先进了日本人住的房子里。

　　当天就被日本兵强奸了，强奸的时候有三四个日本兵一起。完了就被关了起来。

　　被关的那些天，还是天天被强奸。当时就很害怕。

　　直到许多天以后，不关了，被放出来了，但不能回家，只能在日本兵的兵营里为日本兵做“服务”，白天为他们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供他们强奸。

　　就这样子干了一年左右。

　　后来我被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子，只记得是在山里，是个打石头开山洞的地方，那里有司令部，还有情报部。住的房子是用杉树搞起来的，然后用油漆刷成绿色。

　　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晚上都有日本人来。

　　就是在这里期间，我怀孕了，日本人投降后四个月，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子。她真不该来这个世界的。

　　我带着孩子生活了两年。两年后，和同一个村里的人陈文辉结了婚。

　　女儿长到15岁时，有一次被同龄的一个孩子打了，那个孩子说她是鬼子的种，就打了，得了后遗症，走路都是拐拐的。有一次她去井边打水，病就发作了，掉到井里死掉了。她就埋在这里了。

　　林爱兰：把我吊到屋顶上用棍打

　　林爱兰

　　生于1925年，海南省临高县南宝县人。18岁时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女，因不堪日军蹂躏，曾逃回家中，后被抓回，母亲被日军杀死。日军投降后，回到村里，后改名流落他乡。

　　在村里，人们都叫林爱兰阿黄，没有人知道她还有个名字叫林爱兰。

　　和林爱兰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女儿林宝香。林宝香今年只有16岁，刚刚在南宝乡初级中学毕业。林宝香没有上高中，她说家里没有钱，另外妈妈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也要人照顾。考高中的时候林宝香没有去临高县城考试，她怕考上了不去上，伤心会厉害一些，所以干脆就没去。

　　林宝香不是林爱兰的亲女儿，林宝香是16年前林爱兰在乡医院里拣来的。林爱兰自己不能生孩子。

　　16岁的林宝香是个漂亮而又懂事的孩子，她说自己小时候很奇怪母亲怎么就会这么老，常常问母亲这是为什么？后来懂事了，就不问了。

　　因为早年身体受过伤害，现在林爱兰已经不能走动了，在房间里全靠一把椅子挪来挪去，还有靠林宝香抱过来抱过去。林宝香的个子很小，挪动林爱兰的时候，很吃力。

　　林爱兰和林宝香母女俩的生活现在靠政府每月补助的108元钱生活，要省吃俭用才够用。

　　林爱兰几乎从来都不向人说起自己的过去，她60多年前的那段经历女儿林宝香也并不太清楚，林宝香只是隐约能感觉到妈妈的这一生似乎很坎坷。

　　这是林爱兰第一次当着女儿林宝香说出自己的过去。

　　1943年2月的一天，我到邻村走亲戚。回来的时候，遇上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就把我抓去了。那一年，我18岁。那天村里和我一起被抓去的有4个人。

　　日本兵把我带到兵营里，兵营里这时已经有许多姑娘被抓来了，都是附近乡村里的。日本兵把我们分开成两组，我和其他几个姐妹先被带到了一个住处，另一组的姐妹就不知道被他们带到了那里。晚上我们就睡在地铺上，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天半夜，就进来一群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按在地铺上，剥去衣服进行强奸。有的姑娘一连被好几个日本兵强奸。我就紧紧抓住裤带不放，一个日本兵就举起军刀要砍我的手，我只好放开了手，另一个日本兵就趁机剥下了我的裤子。后来，我还是反抗，就被另一个日本兵用什么东西刺穿了我的大腿，我疼得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被姐妹救醒，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着，就痛哭了一场。

　　被抓去几十天以后，有一天我和另外两姐妹找准了空，就逃了出来。可是哪里能逃得了啊，不到一天，又被他们从家里抓了回去，抓我的时候，母亲就被日本兵活活打死了……是我害了母亲。抓回去后，日本人就打我们，把我们吊到房顶上用棍打，往死里打啊。

　　这次被抓去后，我就被送到了加来。当时日本人正在加来修建机场。

　　那时，日本人抓了很多人去加来，被抓来的人他们在加来当牛做马，白天干的是牛活，晚上住在烂草棚里，四周围还围着铁丝网，出不去，也进不来，连大小便都只能在自己住的棚子边，就像个活地狱。

　　修加来机场时，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有病死的，有饿死的，也有累死的。

　　在加来，我们住在木板做成的房子里，天天都有许多日本兵来玩弄，经常痛得两眼发黑，呕吐，但又不敢挣扎，只能咬紧牙，忍。

　　这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是在日本人投降后才自由的。来到这个村里时，我改了名字。和我一起被抓的姐妹都已死了。

　　谭玉莲：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

　　谭玉莲

　　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林峒人，1942年日军侵占南林峒时，她和同村的其他几位姑娘一起被日军押送到据点，成为“战地后勤服务队员”，受到难以忍受的凌辱，直到日军投降。

　　日军投降，意味着谭玉莲屈辱的“慰安妇”生活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谭玉莲从此就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事实上那段恶魔般的日月，整整影响着谭玉莲的一生。

　　结束了凄惨的“慰安妇”生活几年之后，谭玉莲有了自己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充满太多的悲苦。婚后，谭玉莲先后怀过或生育过多个孩子，但都因为那段特殊的经历在她身上造成的伤害而未能使这些孩子成活。只到多年以后，谭玉莲才实现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愿望。

　　“文革”时，因为曾经当过 “日本娼”（当地人对她们这些曾被日本侵略军抓去过的女人的称呼），谭玉莲被批斗、罚跪、拔头发、掌脸，再一次饱尝屈辱。许多和她一样当年被逼迫成为“日本娼”的人，也大都在“文革”中又一次经受了非人的屈辱，而谭玉莲在下面讲到的那位当年和她一起被日军抓去，并且又一起熬过了长达几年的日军性奴生活的谭亚细，则在大会上被挂牌、游村、批斗后，屈辱死去。

　　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老人说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想为自己讨回清白。

　　见到谭玉莲时，老人正在儿子家看病，还是那段经历，使她的身体有了太多的创伤，谭玉莲不得不一把一把地吞药。平时老人都是自己生活，病得不行时，便来儿子家，她自己没有看病的钱。

　　我记得，日军占领了南林峒后，就在这建了据点，还修了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修通后，日军又要修另一条连接三亚的公路。这条路从南林峒的庆训村开始，翻越山岭到一直到三亚。那时日军就在附近各村征集劳工，我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

　　当劳工的第一天，在工地上砍山开路时，我就被日军挑选了出来，还告诉我不准回家。同我一起被挑中的还有谭玉莲、李亚迈、谭亚细几位姑娘。当时日军安排我们住的茅屋就在离他们据点很近的一条河边。我们每天把生盐晒成粉装袋，或煮酒，然后送进据点供日军使用。

　　当劳工的第二天，4个日本兵叫我们4位姑娘跟他们去打斑鸠。我们也就只好跟着。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军，叫我钻进草丛中寻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就站在我背后，在一个石洞边他就突然把我抱住，双手使劲地抓我的身体。我吓坏了，一边拚命反抗，一边喊救命。日本兵见我这样就打我耳光，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眼花，就不敢叫了……被他强奸后，我下身非常疼，哭又不敢出声，就悄悄流眼泪。其他3位姐妹情况也跟我一样。

　　我们4人白天晒盐、煮酒，还要为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我们住的茅屋里没有床，就在木板地面上4人一起睡。晚上，日军要求我们随叫随到，如果不服从，就要受惩罚，将她锁在屋里，一关5天。被叫去的姑娘按指定到他们住的房子里，随便他们糟蹋，不许叫，不许喊，不许反抗，不然就挨打。常要我去的是个留仁丹胡子的日军，听翻译说他是队长。这个队长很凶，稍不顺意就要打人。有一次，有个日本兵说我不听话，我就被禁闭了5天，刚一放出来仁丹胡子就来找我，完了又说我哭喊反抗了，我就又被关了7天。这7天里每天由伙夫送饭，每次一口盅稀粥，没有筷子，也没有菜，仁丹胡子还是不停来强奸我。

　　1944年春，日军在大村扩建据点，我和谭亚细、李亚迈、谭玉莲被押送到了大村据点。在大村据点日军要我们砍山、锄草、扫地、洗衣服、搞日军住宅卫生，还要被他们强奸。

　　大村据点有日军30多个，南林峒据点约有100个，南林峒据点的山下还有个日军兵工厂，据说生产武器弹药，日军也曾押着我们4个姐妹去过。有一次，日本兵上山检查修路，要我们4个人给他们背水壶。走到山上的一处小山沟里的时候，日军就抱住我们先乱摸，后就强奸，我们都得顺从，不然就要遭毒打。

　　我们住在大村据点差不多将近一年，直到日军投降。

　　邓玉民：我哭，不敢说出实情

　　邓玉民

　　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苗族。1943年，在她16岁时遭日军强奸，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同年4月，驻扎在三亚的日军第六防

　　备队开始对三亚附近地域进行扫荡，同时向藤桥、陵水等沿海地区进犯。4月底，藤桥、陵水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据点。

　　日军侵占海南岛南部后，便在这些地区开采铁矿，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

　　1940年5月15日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第二天日军地面部队进攻保亭县城，并占领了县城。此后，日军先后在保亭境内建立了多处据点，同时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 “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50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只有几位，邓玉民即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是邓玉民讲述的自己60多年前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历。

　　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植烟草和水稻。

　　一天，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搬来的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吱吱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强奸了我。第一次被强奸，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强奸我。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还是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强奸，有时他还让别的日军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日军抓住，被他们打死。

　　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手忙脚乱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劳工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有人过问。这时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建国后才嫁人的。

　　蔡爱花：父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蔡爱花

　　生于1926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人。15岁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后逃出，一直藏身于深山中，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冬，侵略海南岛的日军占领了澄迈县。日军所到之处，除了实行“三光政策”外

　　，还疯狂强奸妇女，发现稍有姿色的妇女便将其抓到军部里充当慰安妇。当时日军在澄迈有几个中队，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每个“慰安所”有慰安妇30人左右，“慰安所”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无法逃跑，外人也无法进人。“慰安所”里的慰安妇都是从附近村庄里抓来的。

　　据一位当年家住慰安所旁边的老人回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成群的日本兵就带着罐头和酒，大摇大摆地走进慰安所，一边拉着慰安妇的手大吃大喝，一边肆意对其侮辱。因为慰安妇人数不多，往往一个慰安妇要接几个甚至十几个日本兵。当时，日本人往往会把本地籍的慰安妇调往外县“服务”，而在澄迈“服役”的慰安妇多数是外县的。因为她们与外人接触的机会特别少，所以外面人都不知道她们的籍贯和名字。1945年日军投降后，这些慰安妇才得以回家，现在她们中多数人已离开人世，即使少数还活着的，但往往已不知其下落。蔡爱花就是这些目前少数还活着的慰安妇中的一位。

　　那天我正在晒谷场上晒谷子，和我大哥。

　　是十月份。

　　日本兵在晒谷场上看到我时，就用手抓住我的头发，姑娘啊，姑娘啊地叫。他们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了起来，只有脚尖着地。

　　当时，我很害怕。

　　日本兵要我和我哥哥一起跟他们走，他们用刺刀指着我们。

　　就在附近的伯父也被日本兵抓了。

　　我们跟着日本兵走，哥哥和伯父每人挑着一担谷子。这时村里又有几个人被抓了。

　　就这样日本兵押着我们去了军部。当时日军在这一带共有4个军部，一个军部有200到300个日本兵，总部在福来。从我们家里到福来要走一个多小时。

　　到了军部后，哥哥和伯父就被放了回来，我被关了起来。

　　哥哥和伯父还没有走远，日本兵就开始对我进行强奸。哥哥和伯父听到我被强奸时的哭喊声，就发狠地说等日本兵少一点的时候，就找一些人来，把日本人的肉割下来吃。

　　那时我才15岁，三四个日本兵轮流对我进行强奸。

　　当时关我的地方是用木板钉成的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有其他和我一样被抓来的五六个姑娘，不许我们出来，有人送饭到房间。

　　第一次我被关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有两三个或四五个日本兵来强奸，不同意就被打，用手打脸，……现在讲起这些事，心里太难受……

　　一个星期之后，家里人挑着稻谷去把我赎了回来。日本人的马吃稻谷。

　　赎回来不久，日本兵就又到我们家来把我抓走了。

　　这次日本兵来强奸我的时候，我反抗了，他们就用刺刀指着我喉咙要杀了我。我害怕了，就不敢再反抗。

　　家里，父亲和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后来村长就让我哥哥再挑稻谷去日军军部，把我再次赎了回来。

　　因为日军一定还要来抓人的，所以我这次回来后就跑到了深山里，躲了起来，这一躲就一直躲到日本人投降。

　　王志凤：来了日本兵，我没处躲

　　王志凤

　　生于1928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人。16岁被日军队抓去军部，并被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受日军非人的性摧残。

　　王志凤家的老屋很暗，而屋外的阳光又异常的灿烂，明晃晃的，甚至有些刺眼。老屋里

　　的昏暗与屋外阳光因为缺少了过渡，而在门口形成了一道分明的界限。

　　进屋很长时间后眼睛才适应屋内的昏暗，才能看清屋里的人和摆设。在从门口地面上反射起来的光的照映下，在老屋黑色的背景中，王志凤满足头的白发如一根根银丝发着光，目光也特别的明亮。

　　老屋的墙上很斑驳，屋角结着蛛网。因为屋里充满了王志凤的咳嗽声，所以老屋在陈旧中就又显出浓浓的衰弱来。

　　王志凤老人的身材很瘦小，在老屋强大而又沉重的阴暗中，就觉得更加的单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丢下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去逝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三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我被日本人抓去的那一年，我16岁，是在美万村被抓的，我的外祖母家在美万村。那天，我从外祖母家回来，就在回来的路上被日本人抓了。当时，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的手上还拿着两套衣服，那衣服是外祖母家分给我们姐弟三人的。看到前面来了很多日本兵的时候，我已经没处躲了。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牵着我随他们回了大云军部。

　　由于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逝了，所以我被日本人抓去了也没有人去领。

　　当时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抓起来以后，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放心不下，可又没有办法，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我就怕他们会被饿死，我就整天哭。日本兵见我整天哭，就打我，后来当作日本人的面我就不敢哭，只在没有日本兵糟蹋自己的时候偷偷地哭。

　　和我一起关着的有30多人，都是被抓来的年轻姑娘。我们住的地方四周围用铁丝网围住，有专人看管，关在里面的人无法出来。

　　我们这些人中，有几名特别漂亮的姑娘，被军官看上了，她们就住到了别处，专供几个军官玩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弟弟没有被饿死，他们被外祖母接去抚养了。

　　当年我们家住的那个村子很小，人们都知道我被日本人抓去过，一直没有人娶我。后来，就请了人介绍，嫁到了这里。我的丈夫名字叫钟玉安，当时他的父母都老了，家里又穷，多少年了他也一直娶不起媳妇。

　　我和钟玉安生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

　　李美金：晚上，日本兵往进挤

　　李美金

　　生于1927年，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土垄村人。15岁时被日军抓走，在日军军部充当“慰安妇”。

　　找到李美金家的时候，李美金不在家，村里人说她一早就出去拣胶泥了。我准备到胶林

　　里去找她，人们告诉我李美金去拣胶泥的那片胶林离村里很远，另外胶林那么大，也很难找得到她。一直等到夕阳快下山的时候，李美金才挑着胶泥回到村里来。

　　土垄是个异常偏僻的小村庄。解放后，李美金在自己21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叫张梦勇的土垄村男人。李美金和张梦勇婚后生有6个孩子，三儿三女。现在李美金和丈夫张梦勇仍自己生活，生活费用主要是靠李美今拣胶泥所得。

　　日本人一进村就点火烧房子，这时村子里的人就都没命似的往村外面跑，往山里跑。

　　我跟着家里人也跑到山里去了，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山里边躲了一天。人在山上又饿又冷，还担心着自己家里的屋和东西。后来有人说日本人已经走了，人们就都一下子相信了，纷纷开始回村。

　　人们回到村里时才发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走，我看到几个日本兵正在我们家里杀我妈妈养的那头猪。这样回村的人就都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日本人把村子里的所有猪都杀了后，就让村里人把猪肉全部挑到军部去。日本人抓住我以后，就带着我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军部，和我一起被日本人抓到军部去的还有村里的另两位姑娘。

　　到了军部，我被关在一间房子里，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被子，也没有床，人就躺在地板上。当时被抓去的姑娘每个人都是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子里。

　　天黑了，日本兵就开始往房间里面挤……人很多，乱得很，当时我非常害怕。日本兵把我折磨得很厉害，个个连撕带咬的，像狗一样朝你扑过来……他们折磨我时我就觉得很疼，天亮了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上都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