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朱巧妹老人的身上，而老人却再也感受不到了；笼罩在老人亲友心上的也不是初春和暖的阳光而是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在阵阵鞭炮声中，老人的两个孙女婿和两个邻居用担架抬着老人的遗体，缓缓地从小房间里出来，儿子周鑫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有些呆滞。老人的遗体被送往“新河”火葬场，而后安葬于青山绿水之间。“老人一生很辛苦,我们会按照习俗让她入土为安”，老人的小儿子周鑫告诉记者。

　　昨日，11时30分，一辆破旧的大卡车停在了老人生前居住的巷子口，那是送老人最后一程的灵车。车子没有做什么特殊的装饰。老人的亲属说,老人生前不喜欢被人特别对待，所以老人的身后事都是按村里习俗办的。

　　朱巧妹老人走了，结束了她艰苦的一生，结束了一段历史，也为上海中国籍原慰安妇群体画下了一个句号。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所苏智良教授介绍，朱巧妹老人是崇明最后一位原慰安妇，也是上海最后一名中国籍原慰安妇。她的离开不仅是一个能见证历史的人的离开，更标志着崇明原慰安妇群体的消失。她的离去让崇明慰安妇受害问题的考证成为历史,换句话说，从今以后我们再不能对崇明慰安妇受害细节进行深入的调查考证。虽然朱巧妹老人生前基本将受害情况全部叙述出来并做成笔录，但是我们不否认她还有没有完全记起来的部分。然而随着老人的离开，一切都变成不可能了。

　　2001年2月14日，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专程前往崇明庙镇镇,为朱巧妹、陆秀珍、郭亚英这三位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老人进行了法律事实公证。时隔四年，三位老人相继离去。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上海共有5位原慰安妇，2名朝鲜籍3名中国籍，中国籍老人都居住在崇明。如今3位老人都走了，只剩下2位朝鲜籍原慰安妇，这对今后研究工作的进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崇明慰安妇群体的消失，一直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工作的苏智良教授表示非常的遗憾。“由于自然规律，老人一一离去,崇明慰安妇群体的消失不是一个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慰安妇群体消失，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苏教授遗憾地说，“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关于慰安妇对日本的诉讼仍没有任何进展。”据苏教授介绍，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以性暴力为理由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的有8起，这些案件中有些没有判决，而判决了的都是原告败诉。这意味着慰安妇的诉讼问题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作为原告的老人们相继离去，实在让人遗憾。老人们相继离去了，唯一能见证这段历史的只有依然伫立在虹口、江湾、杨浦、宝山等区的原慰安所旧址。然而这些旧址却面临着难以保存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