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家史

丁春栋 劳工丁文其之子



我父丁文其,原名丁遂帮,生于1921年6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1938年秋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抓壮丁抓走,补充到国民党韩复渠部队当兵。在山东济南对日作战中,左肩受伤后被日军俘虏。与父亲同时被俘的士兵,后来几经周折,被押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做苦力。我父亲说,在日本做苦役,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受尽人间苦。野兽似的日本监工,一不顺心就对劳工严刑拷打,肆意虐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劳工们奋起爆发了“花冈起义”。因敌强我弱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父亲在花冈做劳工期间,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腰疼直不起、耳聋听不清,干不了体力活。

我父亲走后那几年,母亲在家受尽了家族的歧视折磨。我哥哥连病带饿,没钱医治,早早死去。我母亲也因失去丈夫和儿子,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4年8月就离开了人间。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我父亲才得以回家与家人团聚,才有了我们姐妹4人一家六口。

因父亲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家里的一切重活累活全靠母亲一人苦撑,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母亲因此积劳成疾,早早离世。因此我十分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他们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种种灾难罄竹难书。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家仇国恨,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讨回一个公道,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面对现实、谢罪赔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友好,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知道取得对日索赔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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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暴动”幸存者李德彬简述
李海朝 劳工李徳彬之侄



李德彬,平谷区马坊镇果各庄人。青年时为本县八路军区小队战士,参与抗日。1944年因战斗失利被俘,同年六月被日本侵略当局送往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鹿岛公司充当劳工。近千名中国劳工在海途押运中,有病、饿而死者,日方随即抛尸大海!

此后剩余被掳华工,便被抛进人间地狱——由鹿岛公司<组>控制的“花冈劳工营”!当时吃住劳作环境极为恶劣,李德彬身体虚弱,生满疥疮。夏日蚊虫叮咬,冬季寒无可御!平日食不果腹,劳作时间长达十五六小时之上!生病无医无药,惨遭奴役鞭打,随意残杀!!……

在非人般的残虐情况之下,中国华工宁死不做牛马,团结一心,集体反抗!这就是中国华工在日铭记史册著名的“花冈暴动”!在日方的残酷镇压围捕下,此次反抗约四百多华工丧生!对于幸存者,日方更加变本加厉,暴戾惩戒。他们被反绑双手、低头跪地、膝下砾石扎骨!伏天酷暑,三日三夜,日晒雨淋,不准吃喝!鞭挞凌辱,所聚广场又见遍地死尸横卧,惨不忍睹!!日方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在日幸存华工才得以回国。途中未达国土,又有不少劳工魂丢大海!!!李德彬死里逃生,终于回到故土。因长时间受虐,负重劳作,疾病缠身,家人为其治病,典卖田土,后逐渐恢复。被掳日前,邻村所订婚事,因本人长期不知下落,生死不明,女方无奈另嫁他人!李德彬孤身至老,由长侄送终!

生离死别者、家破人亡者、魂丧异国者、生归家园者,李乃其一!!!国仇家恨、永世不忘,后代永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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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
汪孔秀 劳工汪宗元之子



我叫汪孔秀,是劳工汪道林(原名汪宗元,被捕后化名)的儿子。1943年我父亲参加了我军鲁西第七军分区情报股,任交通员,负责转送情报工作,因被叛徒出卖,于1944年8月被驻济宁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竹筷子夹手指、用皮鞭打,被打的血肉模糊,体无完肤。我父亲坚贞不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严守秘密,从未暴露组织和个人,保护了革命组织未受到破坏。

1944年10月底,日寇把监狱中的青壮年押送至兖州,坐火车到济南,又转去了青岛,停了半个多月后又被押上了轮船,在海上漂泊了数天后在日本下船,经由广岛、长崎押往秋田县花冈中山寮。在那里充当苦力,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吃不饱,每顿饭只给一个橡子面做的窝头。出的是牛马一样的力,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食物。稍不如日本监工的意,还会受到毒打,遍体鳞伤,又得不到任何医疗,所以有的劳工就病饿死亡。为了生存,为了中国人的尊严,在以耿谆为首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花冈暴动,受到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至1945年8月,光在花冈的劳工就伤亡近半,日本投降后,在日本的劳工便被盟军送回国。

我父亲被捕后,我家遭受到日军多次搜查,为了躲避迫害,我奶奶带着儿女(我爷爷40多岁早逝)流落他乡,讨饭为生受尽了苦难。我二叔逃亡到关东(山海关以外),病死他乡。我三叔、四叔十几岁便参加解放军,一家人流离失所,天各一方。

解放后,经历了历次运动,我父亲这段历史成了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严重历史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父亲成了历史不清的罪人。当时除了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几个坏人的称呼外,村里给我父亲戴上了“叛徒”的帽子,理由是你不叛变怎么会活着回来。每次政治运动一来,我父亲便成了斗争的对象,开会批斗,低头弯腰体罚等等,除此之外,还要被监督劳动,接受改造。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作为“黑五类”分子的子女也被打入另册,受到村民的另眼相看,那时候时兴推荐上大学,我虽然高中毕业,因父亲的历史不清问题,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也不能参军,不能入共青团,更入不了共产党。在村里遭人白眼,在村里劳动,也是干最脏最累的活。那个政治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没有政治地位便失去一切,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身体上受摧残、精神上受折磨。我们受到的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是受父亲劳工问题的影响,使我们受到了不应有的磨难。

历史是公正的,日本政府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造成的苦难永远不可忘记。日本在二战问题上应该向德国学习,对过去侵略战征进行反省,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如果不清算过去的罪恶历史,就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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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述 书
王士仁 劳工王道之之孙




我叫王士仁,是花冈劳工王道之的孙子。爷爷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一九四五年春天,伪保长带着日军突然闯进我家,把爷爷从家中强行抓走。当时爷爷五十多岁,奶奶已经去逝。爷爷当时有俩个儿子俩个女儿,大儿子那年二十三岁了,已经结婚两年多了,并有了爷爷的第一个孙子,俩个女儿十几岁,最小的小儿子只有十岁。爷爷一家七口人,大儿子不在家(如果在家,也会被抓往日本当劳工),所以爷爷虽然五十多岁了却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看到爷爷被抓,全家哭乱一团,拉着爷爷不让走,但反抗是无用的,就这样爷爷在家中被他们强行抓走了。

从此全家本来就很苦难的生活,在爷爷被强抓后更加艰难。没办法爷爷的俩个女儿只好小小年纪就提前嫁人了,最小的儿子为了活命只好送人。爷爷的被抓,使我们好好的家庭七零八散。爷爷抓走以后一点音信也没有,家人等啊盼啊,但是等来的却是爷爷的骨灰,我们全家人陷入了极大悲痛之中。那时才知道爷爷是被强抓到日本花冈当了劳工。听爷爷的难友们说,在那里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吃的是橡子面,并且根本吃不饱,爷爷年龄偏大,还整日想念自己的家人,很快就被折磨致死了。

在我记忆里,我的父亲、叔叔、姑姑们一提到爷爷被强抓去日本做劳工的事情,就失声痛哭。现在爷爷子女都已去世,但是爷爷的孙子很多,每当我们说起爷爷被强抓去日本做劳工,死在日本的事情,大家都很生气很激动。这是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期欠下我们全家的血泪债,日本政府必须向我们谢罪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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