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院校规模、师资力量、训练正规化水平、武器装备等人才培养条件上，都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更加优越，但为什么国民党培养出的人才就是不如共产党培养出的人才那么忠诚可靠？问题出在“道”的层面，存在于带根本性的观念上。而观念正是政党性质上的本质区别。

“党育人才”与 “个人育才”

在人才培养上，国民党带有浓厚的封建人身依附特色，培养亲信、提携心腹。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时，常常以谈话的方式拉拢与学生的关系，发展自己的政治亲信。不少学员经蒋亲自谈话后许多人在毕业后仍与蒋保持着“师生关系”，称蒋为“校长”，强烈的表现出“门生故吏”。因此，国民党培养出来的军官是“认人不认党”。国民党的部队表面上是“逐级指挥”方式，但很多司令官指挥不动“黄埔系”中央军的情况多得很。比如，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的罗卓英就指挥不动“黄埔学生”的杜聿明，在远征军回国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罗卓英电令杜“退入英帕尔待命”，但杜仍坚持执行“校长”率部回国的授意。这不仅造成远征军高层指挥的混乱，而且导致部队在穿越野人山，3万余人葬身原始森林。

共产党遵循的是党管干部、党育人才。抗战时期，共产党的不少中央领导人给学员们“讲大课”。抗大的庭院、清凉山下陕北公学门前的广场、桥儿沟鲁艺的院子里，都是毛泽东演讲的场所。抗大学员、部队官兵、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常常被他讲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吸引，信念坚定了。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人才，感念党的培养，听党的话、跟党走，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指挥上，都比国民党军更加团结一致、服从领导。

“群众路线”与“精英路线”

蒋介石信奉唯心主义哲学，他和陈立夫等人炮制出一套“唯生论”，认为弱肉强食是历史的本质，把人类历史歪曲为“强容弱时期”、“强凌弱时期”、“强奴弱时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国民党误入一条“精英主义”的人才培养路线，把赢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单纯地放在对中高级将领的培养上。蒋深受我国古代“愚兵”文化糟粕的影响，不是把普通士兵当成人才来培养，而是当成军官指挥下的作战工具，致使国民党军士兵在精神面貌、作战意志、纪律意识、勇敢精神等方面，都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有很大差距。

朱德同志就曾深刻批评过国民党的唯心主义带兵方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办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

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和观点，认为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培养人才，从来不把希望仅仅寄托于培养出少数精英，而是把所有官兵当成人才培养。干部与士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军事上、技术上、训练上也是平等的，能者为师。官教官，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就形成了共产党军队独具特色的群众性练兵育才文化。

“政治头脑”与军事头脑”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与政治工作制度，比较注意开展政治训练，官兵的政治素质较好。后来，国民党军取消了党代表与政治工作制度，官兵政治素质大幅下滑。1939年11月，国民党第33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坦承，国民党“士兵所应该具备的政治素养是谈不上的，政治训练也不存在”，并且认为“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外，中国的所有军队都有这个弱点”。国民党军官兵，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可以去抢夺民众的财物。比如，1942年夏到1943年春，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士兵在河南发生大旱灾的情况下肆意抢夺老百姓的粮食和财物，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四灾”之一。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时也说：“自从党代表制度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人才培养上不仅重视军事素质而且更加注重政治素养。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就强调要“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因此，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战士，政治素养普遍很高，他们明白自己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道理，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善于从正义战争的根本属性上思考战争，从民心向背的政治高度筹划作战，从人民战争的伟力之中获取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