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6起刊出马立诚撰写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作者提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视为当前切要”。其“新思维”的要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国内“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一是自大，而是排外，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某些人借假爱国之名，行盲目排外之实。二、“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制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面监督与挚肘。某些人想象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他访日期间亲眼目睹日本的“繁华”，人民“沉浸在舒适的现代生活中，他们怎能期盼战火？”“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三、我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哀悼（两人均未去沈阳??笔者注），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笔者已注意到《新思维》一文以上的一些主要观点，在国内网站上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并有学者撰文给予点评，也看到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对《新思维》作者的“专访”报道。现今九马立诚先生反复批判的所谓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谈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新思维》一文，通篇前后已大量的篇幅批评国内“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的“负面因素”，引述一个又一个事例来加以论证。如前两年著名演员赵微身穿类似日本军旗图案时装，“遭到全国声讨”，“全国性的大批判，大诅咒”；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也遭到南北新闻媒体“大肆炒作，制造风波”，被斥责为“卖国贼”、“汉奸”。同时，并不厌其详的引述国内某网站署名高兴兴的文章中所说：“日本已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首先要打击中国”，“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普遍渴求军事强国，“中国现在就应该做好打击帝国民众的准备”等等。（以上所引高兴兴文章内容，军转路子《新思维》一文）作者对此痛加批驳，据此得出结论说“类此现象，都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列举的诸现象有其过激与非理性之处，但对这类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为做深入地分析，仅就表象，即轻率的归罪于“民族主义的崛起”，难免失于片面。如过分苛责国人在对外关系中过激言行的同时，都有一忽略了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复辟实力日益猖獗的政治现状。文中虽提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反华言论，但认为“石原慎太郎狂想并不是日本的主流”，故对日友谊的活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从《新思维》一文可以看出，作者不仅熟悉日本，而且在该国之世界有很多朋友，硬是了解日本右翼势力的过去与现在。只是无意深入涉及这个侧面。但笔者却认为：国人在对日关系的某些过激言行，与近十几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不断的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国人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岂能漠然置之。“始作俑者”是源自日本方面。《新思维》的作者拾此而不顾，反而深恶痛绝的斥责过日的某些过激的言行为“爱国贼”是义和团“再度还魂”，实乃本末倒置，令人费解。
战后日本国内对秦烈战争罪责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政治理论的斗争：一种是对战争进行反思，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另一种是激励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侵华罪行，拒绝反省谢罪。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后一种右倾翻案思潮，却是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已逐步成为当今日本社会可以左右舆论的主流意识。其特点是：由前期民族主义既有小团体的宣传鼓噪，进而发展为有右翼政客参加，进季节的财源提供活动资金，文化知识界有人参与宣传鼓吹，新闻媒体渲染炒作，制造舆论；加上可以左右日本政坛一些右翼政党和团体（如实力极大的日本遗族会）的支持；甚至包括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及众多国会议员参与其中，公开表态亮相，已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如口出狂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日本队为发动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其人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和能量，却远远超过众多民族主义小团体界街头闹剧式的鼓噪，这是不可低估和忽视的。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已不满足于仅仅在“教科书”上做翻案文章了，而是利用新闻媒体、文化书刊，大肆宣扬“皇国”日本往日的“光荣历史”，并成立专门组织，推动这一政治企图的落实。1993年8月自民岗国会议员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95年8月该委员会即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否听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等，全盘予以否定。于此相呼应的诗995年7月，又有藤冈信胜支流的教授、学者，出面组织“自由式观研究会”，声称：日本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以“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围栏泵的“骇人听闻的黑暗使馆、反日史观”，藤冈标榜“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的重新认识历史”。㈠
实际上所谓的“重新认识历史”，就是为日本罪责翻案。1996年12月遂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成立，开展“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一些新闻报刊，以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不惜版面的展开讨论，由于在政治上有右翼势力的推动支持，一时形成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种舆论导向，无疑对不知或不十分了解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战后新生代，具有相当的影响。另外，最突出的反映是在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村山富士内阁拟使议会通过：旨在对日本所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的“不战决议”，结果遭到自民党系议员的极力反对。为了表达他们的这一立场，在自民党成立“议员联盟”是制定的“活动方针”中，就明确提出：“我们正当终战五十年之际，对在先前大战中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二百余万战殁 者及因战祸牺牲的人们的英灵，诚挚的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对战后我国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展望将来，以期新的前进。尤其是要改正战后由于占领政策和左翼势力的横行所造成的对我国历史的判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给予公正的历史，洁明历史的真相，以期恢复日蹦极日本人的荣誉和骄傲。二国会的反省、谢罪和不战决议，是有益的肯定战后的歪曲了的历史，对这一将给我国的前途伏下祸根的决议，我梦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建于本议员联盟的宗旨，期待切实的国民呼声，联合广大的国民，以期建成预定的目标，开拓出和广大的亚洲各民族共荣公生之路”。 ㈡
“活动方针”把日本过去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解放”的战争。明白无误的宣称：要重新“洁明历史的真相”，要犯这个历史罪案。这些政客的思想和言论，显然是代表相当一部分群体的观点（资产阶级政客总是迎合选民的意向，发表政治演说的），并非是鼓励和偶然的信口雌黄。一个执政党的议员团体，公开的发表宣言，否认战争罪责，这无疑是对战前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和中国人民恶意挑衅。
日本学者津田道夫著《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精神构造》一书，以新的视角，届时由于战前日本国民主流意识军国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国民都卷入日本向外扩张发动的所谓“圣战”，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纳入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的每个人，包括小学生也不例外，都被国家动员起来。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是那场战争，使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提出日本国民有责任进行战争反思。该书作者结合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现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再次提出“日本市民实惠的主体右倾化”这一问题，给人以启示。笔者认为，该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日本实际情况的。
战后日本在美国别有用心的包庇下，保留了天皇体制，以效忠天皇既效忠国家的“皇国史观”，为理念的军国主义思想，未有得到彻底清算。被判刑的日本各级战犯，陆续被美国释放，使他梦重新回到财界、政界，身居要职。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逍遥法外，人还在、心不死，仍坚持他们原有的观点和立场。二站前长期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国民，他们有的人是日本队为发动侵略战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驯服工具，旧意识仍在左右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很容易接受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为复活军国主义所散布的谬论，再次成为其支持者，有意无意的影响着战后新生代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原日本军官兵，如东史郎那样对自己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进行反省认罪者，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又有甚者，坚持原军国主义立场，昧着良心编造谎言，，于右翼势力吭气一气，从事反华宣传。在当今日本社会，原日本官兵敢于公开出面反省战争罪责，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是，即会收到来自社会各方面有形无形的压力，武协恐吓电话、信函，纷至而来，遭到责难和辱骂，㈡ 甚至送你上法庭。，如近年来轰动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东史郎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以上所述，皆为当前日本政治现状最为明显并为国人所关注之处。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公开挑衅，中国人民只有时时予以揭露与批判，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使日本右翼势力有所清醒，知中国民心之不可悔。长期以来，中日关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斗争中维系与发展的，这也是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们所熟悉的现实。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只要善于疏导，其正面因素是主要的、积极向上的，利于民也利于国。《新思维》的作者以此而引发的所谓“中日民间只忧”的种种论断，未免言过其实了。
二、
《新思维》的作者，在阐述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负面因素时，曾多次引用他自国内某网站所看到的高兴兴的文章内容，以作为其分析论证的依据。为此笔者也像概括介绍一下，自去年以来，在国内网站广为传布的一份日本人写的“帖子”㈢ 记起类似上个世纪30年代，广为人之、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指导思想的《田中奏折》。奇文共欣赏，现摘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此文一开始即开宗明义的宣称：“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的匮乏性，决定了我国的发展的终极形式是：“发动战争“，潜伏的危机是我们意识到：珍惜在世界上，这个资源有限、充满残酷争夺的现代森林里，只有保持旺盛的斗志与适当的野性，才能换取民族生存的根本。这是地球的生存法则，这就是勤剪枝回答和民族所面临的现实”。“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与精神区政府亚洲，征服世界，去洗刷几十年前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这是天皇赋予日本民族的使命。这是为维护大和民族高贵的尊压案而开展的圣战！
在几十年前尝试征服世界的圣战中，我们得出两条教训：一、在未完成征服亚洲，巩固地位之前，不应招惹美国。在新的世界里美国应是我们实现征服亚洲的好伙伴与帮手，虽然在征服世界的圣战中，他会是我们的敌人。二、灭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时，.......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和差异，分裂这个国家，然后一个一个的消灭。......日本与政府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与政府中国，必先分裂、削弱中国。
为此帖文中提出了一个“《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之战略不走，其一是“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的设想和策略， 妄想利用“台湾冲突和叠日朝鲜战争”摧毁中国的海军舰队，控制台湾，削弱中国政府的威信，“中国来一标尺稳定的基础，将会被打破”，乘机“挑拨中国歌曲与各民促分裂势力，开展独立富国运动，这样中国会不战自弱，而我们就可以载满蒙重建大日本皇军关东军本部，为灭亡汉人统治下的剩余中国做准备”。并为此提出实现上述计划的具体时间安排，最后在“2012年??2015年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全面战争，灭亡中国，构筑须知基础”。
其二是“巩固亚洲地位，称雄世界。日本灭亡中国后，理应成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领袖，用大和民族精神去震摄略等民族，要消灭它们的语言，习俗及奢靡的生活方式，即略等民族的劣根性，要消灭这些民族性的存在，消灭它们的一切，转而学习我们的一切，要在他们原先的土地上，用我们的方式培育出知那日本人，台湾日本人与朝鲜日本人，要使整个亚洲不但同一成一个国家，而且还要同一成一个民族，那就是大和民族”。（以下略）
以上引文，虽然长一些，但却是人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将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的威胁。撰写此文的作者，应属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团体中的极端分子，从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语气先辈老军国主义者的法西斯思想是一脉相承，其用于与当年的《田中奏折》，何其相似乃尔。
纵观当前日本政治现状及日益泛滥的“皇国史观”，在这样的气候与土垠上，孕育出一些东条英机式的“战争狂人”，并不会令人奇怪。例如现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新思潮》作者在介绍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史，提及此人，但认为并非代表“日本的主流”。该文对石原七人有如下一段评述：“石原在日本《文艺春秋》月号上的文章《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文章开头引英国威尔兹在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为自己打气。威尔兹在这本书中预言到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统一。石原说：‘英国作家无疑是把100年后的世界托付给了日本’。这未免过分狂妄。石原对日本现实情况十分不满，他认为日本有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或是被中国吞掉。”（以上转引自《新思维》一文）是原理来番话，仇视中国，咒“中华帝国必然灭亡”，是最早污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十元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市民社会主流意识日益右倾化的氛围中，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据日本新闻媒体报道，石原是日本国民给予愿望的政治“名星”，“期望石原担任首相呼声的高涨出人意料。。。。不少有识之士甚至说‘小泉没有任何魅力’在领导下届政权的首相候选人中，除了石原之外，听不到别人的名字，由此可见，石原人气正在直线上升”。㈣ 人们上记忆犹新，十元的一出任东京都知事这一要职，是在经过竞选胜出而上的，现在又进而为众多日本国民所期待的未来首相人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社会主流意识现实政治倾向。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德国土地上，又重新孕育出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控制下的纳粹德国，并于1939年再次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人们带来空前的大灾难。
至于《新思维》一文中提出：“日本基本上已建立起民主和法制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挚肘。某些人想象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与不复存在”；人民生活富裕，不会“企盼战火”。这一论点，在当今现实国际政治中，也是经不起检验的。以美国为例，可谓是世界上人民生活最富裕、民主和法制最健全的国家，但最近十几年里，却连续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今年3月20日又不顾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对伊战争。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决策，不仅获得国会的批准，并取得民意测验高达79%的支持率。（据4月10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
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均说明国家的当权者，往往是发动战争的决定因素，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可以不顾民众同意与否，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国家机器，以强制力或煽动起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国民予以接受和走上战场。民主与法制，面对国家当权者的战争政策，显得多磨的苍白和无力。日本政府的当权者，近年来在其内政外交的种种举措，诸如《日美安全防卫新指针》的制定，海外派兵发案、周边事态法案的通过，现在又制定“有事法制”三法案，正待国会表决生效。这些与美国结盟，主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方针”、“法案”，以及对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的“诉求”，难道不是以引起国人的关注和警惕吗？
中国政府于领导人，在对日关系上历来强调日本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要以史为鉴，并认为这是中日友好关系能够健康向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1995年12月15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河野洋平时说：“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持着一主流，同时对待错误观点之逆流要予以遏制”。㈤
2002年8月2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不破哲三时强调指出：“历史问题和戴顽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严肃对待，正确处理”。㈥ 今年4月初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华，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中日关系中的上述原则立场。这是中国政府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始终坚持的对日关系的指导原则，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也取得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共识。
笔者认为：中日友好不能一厢情愿，应受到双方共同的维护。回顾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日本政府某些领导人在对华关系上言行不一的记录，以及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给中日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的，往往是首先来自日本方面。对待这些“错误观点之逆流要予以遏制”，应是我们的理性选择，揭露与批判是为了坚持中日友好，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㈠（日）津田道夫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的精神构造》，日本社会评论社，1995年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印，程北奇，刘燕译，第151??152页。
㈡ 同前书，第143??144页。
㈢参见（日）野田正彰著《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调查》。岩波书店，1998年印，朱春立，刘燕译，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印。
㈣ 据《华人时刊》2003年第4期（江苏省侨办刊物）管建强《解读“对日关系”的新思维》一文引用此“帖子”内容时说：是在中国教育基础网上看到的。标题是“中国人必看”，原文题目《日本未来侵华计划》。笔者所看到的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复印件，只有征文，没有标题，正文前只有网站转载时说明：“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
㈤见2002年6月28日《参考消息》。
㈥199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㈦2002年8月2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