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马立诚先生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以及他的《南方周末》报记者的长篇谈话，谈一点个人感受，体会。
我是前几天才看到这个材料的。我这几年较闭塞，又不会用电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它是战后这60年，从未见过的奇文。发人深思。
我觉得作者在文章的标题方面，就费了一番工夫，他用了“新思维”这三个字。一提到“新思维”，人们会立即想到戈尔巴乔夫，和他提出的“新思维”。戈氏的新思维，是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国际共运的新思维，是有关苏联历史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一提出，立即震撼了世界，震撼了西方，震撼了苏联的舆论。戈氏的新思维，反对旧的革命模式，反对旧的革命学说，这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闸门一打开，接着出现了叶利钦之流的一大群新人物。短短地八年之中，苏联解体了，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大的俄罗斯基本上寿终正寝；东欧各国的革命，立刻土崩瓦解完蛋了。
马先生的文章，只限于讲中日关系，中日历史，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他要启动中日两国人民，重新来思考中日历史，思考中日关系，这个用意恐怕是有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先生的“新思维”，是什么内容？我读完他的文章和谈话，作了这样一个概括，不知是否合适？我认为，他的“新思维”；就是大声疾呼：要坚决批判和肃清中国人思想中的所谓“民族主义”，要全面地看清楚当代中国和日本的状况，看清楚中日两国一定可以和平友好相处的客观状况，要为建立起中日两国为主轴的新东亚联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而努力奋斗。实现所谓的亚洲新时代。
从马先生的“新思维”来看，上世纪30年代日本提出的什么“中日提携”，“中日共存共荣”，“东亚共荣圈”等等，今天已有实现的可能了。这是不是“新思维”的精华所在呢？我认为可以研究。
马先生的这一大胆设想的提出，有没有什么背景？是他一个人的思考吗？他背后有没有大人物？这也是值得考虑的。
不过，我们可以不管这些，作为历史理论，我们应该研究，应该说自己应该说的话。在马先生看来，实现他的“新思维”的最大障碍，就是当前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清除，他的“战略进攻”，他追求的“新东亚联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他的文章和谈话，其反“民族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他围绕赵薇穿日本军旗的衣服不受批评的事实，围绕姜文参观靖国神社因而受批评的事实，特别是他对一个名叫高兴兴的所发表的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性的谈话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猛烈的批判了三个责怪赵薇、姜文的人，同时也批评许多的媒体，认为他们发表了很多错误的报道。马先生这些人是“狂热”，“非理性冲动”，侵犯了“肖像权”、“公民权”、是“违法”、“缺乏社会公义”，批判媒体搞“不负责任的煽动”，是“群氓行经”，是“实施舆论暴政”，是“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批判高兴兴是“战争歇斯底里”，马先生给批评赵薇、姜文的人、给高兴兴、给一些媒体，都戴上了许多大帽子。
更为奇特的是，马先生一看到批评赵薇、姜文的人是如此的多，如此地激烈，看到高兴兴的言论，他立刻想到了当年德国法西斯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辟体心理折利”，也想到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的事。在马先生看来，中国似乎也有法西斯产生的温床，他担心，在中国“文明和野蛮的界限”似乎也将要“消失”，义和团将“再度还魂”。
在马先生的文章和谈话中，“民族主义”似乎是十恶不赦的东西，说它既“自大”，又“排外”；既“极端”、又“狂热”，说这些“情绪化的爱国者”实际是“爱国见我”。他对“民族主义”真有刻骨铭心的仇恨。马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呢？
我们认为马先生的文章和谈话，要求中日友好是对的，要求建立新东亚自由贸易区。搞东亚经济一体化，也未尝不可以考虑的，但是它把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认为是中国人心目中，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日本民族、日本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其实当代中国人思想中不断发烧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或者说“民族主义”，正是日本战后不断增长、日益嚣张和猖狂的军国主义所激荡起来的。马先生不首先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不首先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性，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是实现中日友好，建立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反而大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也是本末倒置，因果倒置。
马先生对许多人批评赵薇穿日本军旗很不平，很反感，大肆抨击。但马先生为什么不去思考一下：许多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赵薇的表演如此的激烈反感哩。
这难道不是因为人们对日本自的甲午战争以来的新世纪中，不断的杀中国人，强占中国人的土地，强奸妇女，罪恶恨之入骨吗？人们怎能忘记抗战十四年中，日本鬼子的枪刺上挂着太阳旗，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比禽兽还不如吗？难道不是日本自战败投降的50年来，不认罪，不服输，不赔款，天天翻案吗难道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天天膨胀，日益猖狂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要求中国人对日本太阳旗有什么好感，能容忍赵薇的丑恶行经。我认为，如果我们说某些人在批评赵薇时，有简单，粗暴之处；还不如说马先生对日本在历史上的种种劣迹，对日本今天在世界上的政治表演，太无动于衷，太麻木不仁；而对日本今天的经济成就，文明，又近于要五体投地。正因为如此他说他对赵薇穿的那件日本军旗服，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么“玄妙”，而他一到日本的国土，则立即产生了无穷的亲近感，赞叹不已，大喊日本是什么“亚洲的骄傲”。马先生对日本的情况，同许多中国人是如此的不同，我们许多人都到过日本，我们也都看到了日本的现代化，文明、繁荣富裕。但我们没有喊这是“亚洲的骄傲”，而是立刻:想到今天的日本的繁荣、现代化，既有日本人民的勤劳创造，也有中国人民、亚洲人民的血泪；日本工业化的基础，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半个世纪中，对中国的残酷掠夺、烧杀，对亚洲人民的残酷掠夺、烧杀分不开的；同时也同美帝国主义的扶日反共政策分不开的。我们一到日本，看到日本的现实，一种痛苦的回忆立刻涌上心头，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日本是亚洲的骄傲”。
马先生的“新思维”其中有不少幻想的成分，一相情愿的成分。他把日本想得太善良、太单纯了。日本今天的政策、战略是美日同盟，称霸世界，是分裂中国，仇视中国。日本对中国的援助、贷款，其目的是要中国不再提战争赔款，不是什么善举、友好。马先生为了实现其“新思维”，要求中国对日本要有大国、战胜国风度，要求中国人对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状况的企求，对日本要求做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要“有心理准备”，要看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要对马先生大喊一声，这是做不到的。中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不能不问，不能不十分警惕。马先生要求中国所持的大国、战胜国风度，只会使中国上当、受骗、亡党亡国。
马先生在文章和谈话中，对中国和日本的现实，还有许多的看法，我们不能同意：
1、 日本是民族政治体制，各派势力相互制约，因而不会走军国主义道路。
2、 日本又有二大战以来的历史经验，因而不轻举妄动。
3、 日本社会今天的主流是人民要求和平独立，修改教科书也只是少数右翼分子。
4、 日本是小国、岛国，人少资源少，许多核电站暴露在土地上，因而怕战争。
5、 中国今天是泱泱大国、强国、富国，“远不是过去哪个积冤积算的国家”，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日本今天怕中国，中国“亡国亡种的危险不复存在”。
6、 日本战后的遗留问题、认罪问题等等，都以解决，小泉已到卢沟桥道歉，我们不能拘泥于形式......如此等等，我们都不能苟同。
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既片面，有危险。这种自我麻醉、陶醉，只会导致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