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十四年，中日之间出现过很多次事变，但是有一次纯属中国人自己的，同时也是最重要、最富于戏剧性的事变，正是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抗战的格局和命运，这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背景非常复杂，但关键人物五无疑只有两个，那就是蒋中正和张学良。回溯1928年6月北伐军直逼北京，张作霖仓惶出关被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12月份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关键的临门一脚，可以说为蒋中正在历史上留下了北伐成功全国统一的重要的纪录，但同时也开始了他们纠缠了一生的种种关系。

然而在政治现实的层面中，所谓生命共同体其实是蛮脆弱的一种结合，他们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蒋、张之间的关系变化亦复如此，问题是，促使这些变化的背景因素又是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受命与日方斡旋，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

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难道抗日有罪,爱国犯法,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作战的意志。单看1925年11月紫罗镇之役，便可以证实如是的看法。这一场仗的指挥官是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他率领牛元峰的109师和何立中的110师,在紫罗镇和红军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形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再说东北军的待遇，当时一个师每月粮饷大约只有三万块银元左右，而整编师也就是中央嫡系部队，则有12万之多，如此不平等待遇，对还没有整编到的东北军是很难接受的，加上紫罗镇那一战，殉国、阵亡官兵的抚恤金，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几时发放还遥遥无期，使流落在甘陕一带的眷属境况十分凄凉。此时此刻东北军的处境与心情，张学良何止感同身受。因为这些人是他带进关来的，如今落到这般境地他将以何面对乡亲父老呢，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更何况性情如张学良呢，每当午夜梦回他难免会想起，当年东北王子少帅的风光和站在阅兵台上意气风发，校阅三军的往事，加上手下的将领一心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所带给他的压力，在他心中渐渐地便产生了化学性的变化。

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中央军获悉后立即开始军事行动。15日，蒋委员长下令停止轰炸。22日蒋夫人、宋子文等人飞抵西安，在西安事变中还有一团迷雾，那便是22日夫人等人到了西安之后，国共之间谈了些什么，彼此有没有任何承诺。

在西安事变之后，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迹象已经是相当的明显。尔在战争脚步日近的同时，全国却沸腾在期待和兴奋的狂热当中。这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是人类史上所仅见的。中日之战日本看上去虽是以小搏大，可实际上中日之间战斗力的悬殊，两国当局是心知肚明的。

尤其日本军方他们更了如指掌。因此在一群激进派的日本军头心目当中“支那”军队不堪一击，几乎已形成了一个毫不加思索的刻板印象。

也许后人对当时中日之间的强弱和悬殊，还只是个模糊概念。现在让我们撇开两国的总体国力评估不提，单就双方军备，从资料上来看看两国，在1937年的实力比较：在陆军方面，如果以总人数论的话，勉强可以称得上是1：2，但作战毕竟不只是数人头就可以算数的。因为部队的装备、训练、士气等等，都是决胜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姑且撇开训练不谈，那么我们的装备又如何呢？这就是当时一个战斗单位师的简单比较。

问题是武器仍然不能以量来衡定战力的。因为他们有优劣之分，比如说一挺经常卡弹的机关枪，还不如步枪来的方便，这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至于海军假如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不过这里面还是存在着质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有一百万吨渔船，事实上也敌不过五万吨战斗舰，更何况我们在吨位上，已经瞠乎其后了呢。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空军方面，统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但一般认为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三百架左右，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统计不过这三百架飞机里面，还包括了一部份教练机和不堪作战的飞机在内。假如根据陈纳德当时的估计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实际上还不及一百架。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了一架就少一架，所以在空军战力方面，我们不能以1：9来评估。

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日本侵华的源头始自于他们的大陆政策，1927年田中内阁在他主持的东方会议中把整个步骤具体落实了。那便是以要征服世界得先征服亚洲，征服亚洲得先征服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田中奏折”。其实田中的建议是会议纪录也好，是奏本也好，都不影响他们尔后的侵略行为。因此台湾苗栗人蔡智堪夜闯皇宫，盗抄原文一事，从历史角度来看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真伪的问题。重点是自从民国18年，南京的《时事月报》，首先披露了这份文件，把日本千万言难尽的侵华阴谋浓缩于“田中奏折”四个字之中，而成为激发当时国人，同仇敌忾的传播利器，这一点蔡智堪还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在日本发生了一场流血政变，那便是所谓的“二二六事变”。当时陆军步兵少壮派军人率领了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叛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内大臣齐藤和陆军教育总监渡边等人，这件事迫使冈田内阁下台。由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更加紧了侵华的脚步。一直到1937的近卫文磨一步都没有松懈过，但是当时的日本在国际上是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的，1932年日本在东北立伪满洲国，第二年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日本便退出了国联。1936年底再退出与英美签定的“海军限备条约”，在北对苏俄海参崴增兵与南拒美英海权的威胁之下，便急着要取得我国龙烟的铁井陉的煤和华北的棉花，以扩充战备。但我国却坚持立场绝不让步。

虽然日本国内也循外交管道和我国交涉，但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却认为，以兵临城下的方式逼宋哲元就范也许更为有效，所以便陆续增兵华北，更非法强据了丰台。

假如我们驰车平津快速公路之上当可以发现，眼前尽是一片无垠的原野。这里便是1937年日军越停战线入侵华北的现场。停战线源自于1933年5月的塘沽停战协议，当时国军被迫退出西起察哈尔的延庆沿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宁河、东迄芦台这一条联机以南，而空出了长城以南的这块缓冲区。三年来国军未敢越雷池一步，但日军则早跨过这个门坎进逼平津线了。

1937年7月7日晚间，日军在宛平城外夜间演习以“丢人”为名挑起了事端。“丢人”本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六年前东北洮南“丢人”引起九一八事变，五年前上海“丢人”引起一二八事变，多少都捞到了好处。没想到这一次中国人不让了第二天蒋中正电令宋哲元

宛平固守勿退，这表示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决定拼了。

当时负责平津一带防务的是宋哲元的29军，而在卢沟桥和日军正面冲突的则是冯治安37师219团，吉星文所属金振中营的第3排排长祁国轩，他们在奉命之后，正式肩负起守土卫国的大责重任219团全体将士凭着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和敌人在小小的宛平城苦战了23天。他们以鲜血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一吐“九一八”以来，积压在胸口的一团闷气。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忠报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每当民族危亡的时候，其实中国必会涌现出一些自己的热血男儿。当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在卢沟桥之役当中其实国民党军队的战况是相当惨烈的，1937年7月9日，日军正式以大炮坦克攻击宛平城，守军浴血奋战苦苦支撑了23天，卢沟桥当时三得三失，直到平津相继失守才黯然弃城突围而去。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虽然很快的在淞沪开辟了一个战场，但这?不表示放弃华北的阵地，其实当时的作战策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其实就是指前面的人用他们简陋的武器，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前仆后继。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迟滞敌人锐利的攻势其实就是以生命换时间。这样可以让后面的人有机会作更多的准备有机会投入战场上去捍卫国家，所以当时驻守华北的绝大部份军队虽然是在日本的飞机、大炮、坦克猛烈强攻之下，仍然是拼了一条命，他们当时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能守一天算一天，能守一个小时就多一个小时和敌人周旋到底…….

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娘子关原名苇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正太铁路便是由此入晋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的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决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下倾圮的城墙供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