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义勇军老战士王玉楼，1914年出生,91岁，是经过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确认的至今健在的最早义勇军老战士。绰号：大快车，手使双枪，威震辽西。他曾跟随杨靖宇将军、张学良将军抗日。在1932年攻打哈尔滨战斗中因伤被俘，被关押常达13年，直到日本投降才获得自由。现居辽宁省黑山县。前年高龄还亲自种有三亩地.没有任何补助.2004年2月2日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锦思打电话时,老人精神状态大不如2002年10月。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多次夸我是一位抗战的“新义勇军”和“民族英雄”。我确实自愧不如。
《义勇军进行曲》是歌颂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歌，德惠抗日义勇军当之无愧地享受着这一荣誉，至少能拥有一个“笔划”或－个“标点符号”。德惠抗日义勇军和其他的东北义勇军一样，大都是胡子、土匪发展而来，哪怕光着膀子也要冲锋陷阵，没有那些政客冠冕堂皇的理由。
１９３２年９月５日，德惠抗日义勇军攻打县城，由于保安总队防守顽固，日军飞机又前来助战，攻城失利。１０月的一天，在首领“占江南”领导下，义勇军伏击２００多日军，经过四个小时激战，歼敌４０多人，缴获３０多支枪。后来由于队伍思想复杂，意志不坚，加上叛徒、汉奸出卖，德惠抗日义勇军仅－年就失败了。１９３２年，罗明星率领“三江好”义勇军攻打德惠火车站，缴获枪支８０余支、炮弹１３箱、子弹１万多发。
还有许多德惠的优秀儿女战斗在白山黑水、太行山麓，用他们青春的血化作了中国的一抹朝霞。他们牺牲时的年龄分别是：李英华、李郁华兄弟是２２岁、２８岁，抗联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３０岁，八路军团长胡乃超３２岁，八女投江的女战士所在部队的领导人、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３７岁。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中，战斗英雄杨林２５岁。
2002年，我在沈阳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期间，有幸结识了一群义勇军的后代。他们大都来自辽宁农村，穿着朴素，言谈不多，说着一口辽宁土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和尊敬。透过他们的眼神，仿佛看到他们先辈们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英姿。他们来这的目的不过分，就是要求给前辈一个烈士称号，并享受烈属待遇。然而我最终也没有见到他们谁达到了目的。在他们悻悻而去之际，我所收获的是义勇军战士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亲人恰好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所产生的原型。他们也都响应我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同意加入倡议者名单。
义勇军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寓意步步登高，他是土匪出身。后来因伤在沈阳养病。1931年918战争时，在沈阳柳条湖亲眼目睹日军侵略，他义愤填膺。10月2日，和手下200多弟兄竖起“兴中抗日”大旗，最后发展成千匹铁骑，驰骋辽西，打得日寇闻风丧胆。1937年5月，高鹏振负伤，被叛徒杀害，年仅40岁。自己家的房子被烧，5名亲人被害。他的儿子被迫隐姓埋名，改名叫张汝。张汝在亲属家长大，由于特殊的经历，他胆小怕事。解放后当教师，又被批斗，晚年时家境日益困顿，儿子因车祸没钱治而落下残疾。我看到一封82岁的他在医院病床上亲笔写的信：“岁月流逝，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今思亲人，不禁潸然泪下，千言万语，欲诉无从，心绪已乱，写不下去了。”
共产党员王立川，受党组织派遣，改编高鹏振队伍，使战斗力大增。后来他根据战斗经历，写出《血战归来》一文，田汉看到后，振奋不已，才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王立川后来从事谍报工作，在齐齐哈尔被日本逮捕，英勇牺牲。我在沈阳见到他的两个女儿，生活都很好。
高鹏振的部下陆子然骁勇善战，被日军刺刀穿透身躯，奇迹般地生还。后来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然而1962年竟然死于政治迫害。其子陆德新很早就走访父亲战友和战斗过的地方，为父亲写传记。他为人豪爽正直。他给我讲述了野狼的故事。
曾经听到一个笑话说，一抗日英雄回忆被日军逮捕的经历，日军严刑拷打，他没招；灌辣椒水，上老虎凳，也还是没招。最后日军使美人计，他将计就计，还是没招。日本人无计可施，他建议还使美人计，日本人勃然大怒，狠狠打了他一顿。我就听说这样一个英雄。他姓范，高大英俊，报号“野狼”和“二里半”，意味枪准，杀鬼子狠，二里半内弹无虚发。
当时鬼子诱降，让义勇军攻打东北军驻守的锦州，王立川、陆子然、野狼三人诈降，鬼子好吃好喝供他们，并送上三个美丽妖艳的日本姑娘。惟独野狼敢享用，把那日本女子搞得吱吱乱叫，玩了三天三夜。他说：“日本鬼子祸害多少中国妇女，我他**也报复一下，尝尝日本娘们的滋味！”
这种行为似乎不属于我们许多人所勾画的英雄形象之列，但他的确是英雄，大大的英雄。我理解野狼，他既然诈降，就得做出土匪状来，否则难免使日军生疑。何况他本来就是土匪。他们成功地诱骗了鬼子许多枪支、金钱，杀得鬼子闻风丧胆。
1998年，野狼故去。这时候，当年的义勇军唯一健在的就是王玉楼。
王玉楼，辽宁黑山县人，1913年出生，和我一起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唯一的义勇军战士。2001年，经张一波等学者调查，发现他是最早的健在的义勇军战士。2002年3月初，我给他打电话时，他不在家，很遗憾。不过，他儿子代表父亲同意参与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
我慕名已久，决定前去拜访这位可敬的老人。2002年10月15日，我乘火车、三轮车，来到百里外老人所在的村庄。走到村子口，见一户院里满地金黄的苞米，还有一匹马拴在一旁。有个老人柱着棍子，佝偻着身子。我猜测就是王玉楼，心里一阵激动。听说他爱喝酒，我特意给他买了14元一桶的当地高梁酒表达心意。
我跟他打了招呼，老人十分高兴，用朴实的东北话说：“你到这就跟到家似的！”老人居住条件一般，典型的东北民居。屋内飞舞着许多苍蝇，地上放着一袋高粱，筐里的梨已经生虫子了，我吃了一个，味道还行。烟笸箩里用河蚌壳装烟末，自己卷着抽烟，还一再让儿媳给我龇埂?/P>
他告诉我自己属虎，9月初生日，89岁，在村里属他年龄最大。原以为他是我的本家，因为他与我爷爷中间的字都是玉字。我家历代名字中间的字恰好组成两句五言诗“福喜荣火海，玉国同万成”。然而老人儿子却与我的父辈中间字不一样，孙子名字也与我的不一样。
1930年王玉楼因为受地主迫害，被逼无奈卖了地，换了14支枪，参加了高鹏振领导的土匪，当了“胡子”，报号“大快车”，“草上飞”，意思是跑得快。按辈份， 高鹏振还叫他老舅。17岁的他担任警卫小队长，管100多人。
918后，王玉楼参加义勇军，打锦州时见过张学良，一起吃住，张学良鼓励说：“大家弟兄们，有我张学良就有你们，中国人不能亲日！”
王玉楼每月军饷是张学良发的27块大洋。当时他和战友每人骑两匹马作战，目的是一匹负伤或战死后在换乘另一匹。他共打仗几百次，能在马身上打枪，2，3里地外能用枪打在马身上。第一仗打死24个鬼子，缴获24支步枪，3挺歪把子机枪。在辽宁康平，法库一带，杀得日伪警察闻风丧胆。
日本修小东车站时，义勇军抓住30多岁的日本技术员中桥，用绳子捆住。中桥喉咙被勒得发出呼噜声，喘不过气来，还连骂：“八格牙鲁”。王玉楼可怜他，准备为他松绑。中桥却兽性发作，一脚踢在他裆上。王玉楼一看火了：“杂种操的！我让你踢！”
就抄起棒子，猛打中桥，眼看打塌了脑袋，血往外喷。
王玉楼说：“活埋！你们日本活埋多少中国人！”随后一枪把他打在坑里。
彰武战斗中，王玉楼和另外一个战友肠子被打出来，喝水都直往外流。高鹏振认为伤员是累赘，就把战友给活埋了。高让王玉楼交枪，他也怕被活埋，就说：“我死也枪不离手！”心想，谁敢碰我我他妈地就用枪把你们全都“突突”了。
他自己把肠子塞回去。庆幸的是，伤口用鸡皮包上，竟然40天好了。
他后来在共产党派遣下，被多个苏联人接走，加入杨靖宇领导的抗联。
他见过扬靖宇，“扬靖宇挺和蔼，大个子，高鼻梁。”
1933年抗联攻打哈尔滨日军仓库，王玉楼在撤退中被俘，被以“反满抗日”之名关进监狱。
中国警察用刑，上铁床和滚钉板，灌凉水。日本次长并没有动手，坐在太师椅上乐得直拍巴掌。
王玉楼对警察说：“咱都是中国人，你不该这么狠！”他始终没交待根据地位置。
他至今还恨汉奸。
我说：“你现在见着他们怎么办？”
他眼睛一瞪：
“我整死他！”
“你能打过吗？”
“我暗里拿把刀，也得捅了他！”老人坚定地说。
他的手指被打断，还给我看了看，手指还有伤痕，有些歪。
王玉楼在监狱里被迫做军用皮鞋、马靴，现在也会这门手艺。后来还修丰满水电站。直到日本投降才出狱，那年他已经32岁。回到阔别10多年的家乡，乡亲们大吃一惊，本来还都以为他死了。他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
与他一起蹲监狱的胡井新后来在天津任要职，让他去发展，但家里脱不开身，就没去。他拉脚，跑车到关里。文革时有人说他欠日本人民血债，让他十分气愤。
老人虽近90高龄，却眼不花，耳不聋，每天散步三里多地，自己走几十里去赶集。还开荒了三亩地，年年收几千斤苞米，积攒1000多元钱，不依靠儿女。也一直没想到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待遇。直到2001年，亲属才偶然知道他应该属于英雄，享受补贴。有人许诺为他办，从他手中拿走1000元钱。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然而在申报受挫时，老人有些失落，喝起了闷酒。
他对我说：“抗日一生，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块钱也没给。我不图钱，最主要不平衡。张学良到我眼前，也得给碗饭吃！”他说要去北京国务院说道说道，地址都打听好了，国务院在长安街道南有招待室。我为老人的朴实而笑了起来。
老人的境遇只是一个缩影。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和义勇军曾经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可是他们中许多人至今毫无补助和救助。他们几乎是100%的丧失了劳动的能力。既使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待遇也少得可怜。１９８７年，每人每月１２. ７元。１９９６年每人每年２０００元，伤残者的抚恤金从４４２元- ３２４０元，同年我国人均收入３１５０元。许多老兵比当地老百姓还苦。吕梁山１５００多人连婆姨也没娶上，年迈时又失去劳动能力，没有土地和窑洞。
１９５２年后，日本恢复原军人抚恤，加上给原子弹受害者的医疗费共３７兆日元，是对亚洲国家赔偿的５８倍。被处决的甲级战犯遗属至今享有巨额年金。１９９５年，日本给１５０万原军人每人２００万日元，军队文职人员和遗属每人４０万日元。到２０００年，原军人每年获得一万美元左右，伤残者３. ４万美元。美国911事件，一个死难者给予185万美金抚恤。
日本还到国外去寻找日军遗骨，并运回安葬。而中国抗日远征军１０多万将士的遗骨早已在东南亚丛林中化为一摊烂泥。韩国规定企业优先安排烈士子女就业，况且待遇优厚。一旦企业经营状况不善，要进行解雇或辞退时，不应涉及烈士子女。
我没有跟老人提起这些，一旦他知道，也许更会破坏他的心情。此刻，没有比善意的隐瞒更好的抚慰了。
虽然没有丝毫待遇，老人也自豪地说，“死后我也甘心，我没当亡国奴。是中国人，做中国事。”
他前后说了能有20多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始终拥护共产党，死后做鬼也是共产党的鬼。”我为他对党的感情之深而叹服。
他经常看电视里的新闻，知道许多时事，对腐败深恶痛绝。还对我谈起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告诉我中国人奴隶性太强，不抱团体，日本小国家却不一样。
他领我看去他种的地，大风肆意地刮着，我搀着他慢走在田间路上。忙秋的人们都热情地喊他爷爷，并好奇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
吃饭时，见我不会喝酒，就把我碗中的酒倒入自己碗中，大口喝着。让我惊讶不已。他告诉我自己好喝酒，不喝不行！儿子给他钱让他坐车，他省下钱也买点酒喝。儿子怕影响健康，不让他喝。他得意地对儿子说：“有时候我在里屋就偷着喝！”儿子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老人动情地说，至今还想念昔日战友，梦里经常与他们一起欢笑，然而最后醒来时只能哭着。战友们毕竟都已远去，只剩下他自己了。
我走时，他执意送到门口，小三轮车拐过墙角，我还见他向我这边张望，我有些神伤，也许不会再见到老人了。落日余辉，渐渐褪尽，暮色袭人。我离开这块当年义勇军出生入死战斗过的热土，耳边仿佛又回响起那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聆听的旋律，雄心勃勃地走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