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目前全国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有近百个，是5年前的3倍多。不仅各种古城、古镇、古墙、古庙、古寺、古墓、古塔,山川、河流、湖泊,甚至连古洞、古灶、大堤、粤剧、粤菜等能想得出来的东西都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不遗余力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著名作家冯骥才近日在两会期间甚至还提交了一份“议案”,目的是要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遗产日”,原因是人家法国都有了,咱也要有。(见3月4《京华时报》)

　　在国人昂奋的而又带有一点一相情愿,有时甚至是以一种拎着自己头发也要把自己举起来的姿态的申遗热中,却有一个最不该被遗忘的申遗项目竟被遗忘得几乎一干二净。要不是一名外国人提醒了我们,也许我们谁也不会想起。这个地方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据3月4日南京报纸报道，联合国官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长考尔在参观该纪念馆时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如今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均已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我认为贵馆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见《现代快报》3月4日）

　　为什么一名外国人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能够发出“这里理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感叹，而中国人却无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波兰人和日本人都把自己同胞（有的还不是自己的同胞）的遇难地申报了世界遗产，而同样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馆竟成了唯一被遗忘的呢？中国人不是喜欢争“世界之最”、“国际领先”的吗，为何在这儿卡壳了呢？这些问题令人深思。

　　原因之一恐怕是国人习惯于张扬成绩而羞于谈论国耻。是的，南京三十万同胞被日军野蛮屠杀的确是奇耻大辱。然而，正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热衷于正面张扬，在国耻教育上更几乎是一片空白，才是国人总是“健忘”。甚至出现了“在历史疤痕上掘金，在民族伤口上找乐”，专门化装成“日本鬼子”当“导游”“导购”，拿国耻当有趣的怪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如果我们不敢正视耻辱，民族兴旺必然缺少一份勇气。何况，忘记历史，不敢正视历史，也是一种“背叛”。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就是风景名胜、历史文物、古城古镇、传统产品申遗后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向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样不能带来多少收益的项目如果申遗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确，申报世遗是一件“烧钱”的事，如河南龙门石窟申遗洛阳市政府投入1亿多元，武夷山在申遗也花了1个多亿，湖北武当山、重庆大足石刻等也“烧”了不少钱。可是，如果我们处处用金钱和效益来衡量我们的文化遗产，那么即便是已经申办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含量恐怕也要大打折扣。

　　相比较一些地方千方百计而又一掷亿金的申遗热情而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实在不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何况比较二战时期另两处已经申办成功的惨案遗址而言，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申遗几乎是铁板钉钉而又不需要多少投入的事。如果遇难同胞纪念馆能够申遗成功不仅是对国人而且对一些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日本人再想篡改这种已经被国际承认的历史，再想否认南京大屠杀恐怕也难上加难了。希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够早日提上申遗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