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不久，去武汉采访原国民党军队陈诚将军的警卫员，92岁的王建华先生。王先生的儿子叫王智仁，今年63岁。王智仁有很多朋友，也都是60上下。在采访王建华时，他们都围坐，旁听。笔者问他们兴趣何在？他们回答：“我们全部是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子女。父辈之中，有少将、有上校、有中校军衔的，这是其一。其二，全部人员的父辈中，每家都在抗日战争中有亲属阵亡。其三，时至今日，我们大家还都在关心抗日战争的历史的研究。你这次从北京来，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我们不但有兴趣，而且，感觉有责任把我们父辈的抗战经历告诉你。”

　　我见到王智仁7位朋友，他们对于其父辈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全部是“如数家珍、倒背如流、滔滔不绝。”感叹之余，笔者建议：“各位何不拿起手中的笔？记录自己的父辈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人民网日本版中有“记录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征文，而且，笔者正在全力以赴，和时间赛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好连续出版《最后一批人》图书。各位看过《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吧？只要大家动手的话，我们就能把这段历史，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传承给比我们还年轻的人们了。中国的口述历史，就是这样传承的呀。”

　　采访92岁，政府军原上尉，陈诚将军警卫员王建华时，有一位叫王毅的先生总想插话。王毅先生也是武汉市人，1947年出生，今年61岁，已经退休。王毅介绍自己的父亲叫王炎升，曾经是中国政府军中校军官。在抗日战争中，王炎升参加守卫潼关，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时隔多年，王炎升又在抗日战争的旧战场上，给自己的儿子王毅讲述了亲历抗战的故事。

　　笔者动员61岁的王毅回忆自己父辈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口述，以飨读者。

　　王毅回忆说：我曾经陪老父游函谷关。在函谷关上，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父，回望抗战中所属部队同侵华日军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旧战场，至今豪情满怀、感叹不已。父亲回忆：“蒋介石曾派嫡系部队重兵守卫潼关，在客观上，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军在客观上保卫了西安，也保卫了延安。”

　　我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讲他的过去的，还是因为我舅舅的来临才打开他的记忆闸门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海峡两岸的坚冰逐渐消融之时，我失踪了四十余年的舅舅突然从天而降。当他半夜敲开我母亲的家门时，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难道说是在做梦？然而，这确实是事实，舅舅从台湾回来了。那几年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事情可用“悲喜交加”这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1948年，我父在河南省民政厅任职，舅舅从家乡灵宝县来到开封，投奔我父。父亲将其介绍到蒋经国正组建的青年军中，从此杳无音讯。随着时光的慢慢推移，我母亲已确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这个人了。每年为外公、外婆烧纸钱时，也给他烧上几张。哪知这纸钱阴间无人认领，舅舅到了台湾，在军中一直干到退休。今天他回来了，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大陆。他要到故乡灵宝县为父母扫墓，要赶在清明节之前。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父亲、母亲、舅舅和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车窗外，大地一片葱绿，铁路两旁的桐花忽闪而过，田野里小麦青青，油菜花儿嫩黄，眼前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车窗内，父亲和舅舅对面而坐，父亲这年已年届八十，舅舅也六十有五，可能都是行伍出身，腰板挺直。他们凝视着窗外，若有所思------.

　　我母亲是河南省灵宝县人（现已改为灵宝市），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我父亲驻军灵宝，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的军部任参谋，后派往灵宝，任国民兵团中校副团长。1944年经人介绍与我母亲结婚。父亲当时年龄33岁，正是为国效力之年。
　　
　　

　　这年我父27岁。1938年，父亲辞去联防主任一职，参加了第一战区洛阳干部抗日训练团军训。毕业后派往南阳第六战区保安司令部代理参谋主任。1940年调往邓县任国民兵团中校副团长。同年12月复调泌阳，接到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电令到军部议事，准备参加河南有名的泌阳保卫战。

　　1940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华北失守后，日寇气势汹汹向中原大举进攻，妄想打通平汉铁路，向中国南部推进。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常争之地。日军占据了河南，等于控制住了我国中心部位，把刀子插进了心脏。所以蒋介石在河南布下重兵把守。将河南分为两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作战地境为河南中部和北部；第五战区李宗仁，作战地境为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驻扎在老河口一带。此时接到军事委员会“冬季攻势”命令，第五战区指令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向敌军开展进攻。第二集团军遵照战区命令，即转令第三十军和六十八军担任攻击任务。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底子，下辖两个师，约万余人，作战经验丰富，有背水一战之决心，准备给日寇一次坚决地打击。在泌阳桃花店一带布下重兵，与日军展开决战！这一次战斗是比较激烈的，拂晓，大战开始。日军向我军发动猛攻，首先用飞机轰炸，十架、二十架、三十架，最后是四五十架向我军进行轮番扫射。敌机发现山坡下的山神庙，以为是我军司令部，向下面猛投炸弹。早晨七、八点钟，炮战开始，炮弹落在我父面前二、三公尺近的地方，把地炸了一、二尺深的大坑。我父指挥下面战士们沉着应战，奋勇堵击。午刻，飞机，大炮，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彻一片，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横陈山坡。这一仗，从早上七、八点开始，一直打到日头西沉，敌军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敌军死伤惨重，乃收尸用火焚烧，其伤重不能行走的，也悉投入火中烧死，然后狠狈逃跑。

　　1941年底，父亲调任河南唐河、邓县任国民兵团中校副团长，1942年底复调灵宝。灵宝县位于河南省最西部，与陕西省接邻，并紧邻陕西潼关。函谷关位于灵宝县北15公里王垛村，地处“长安古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因关在峡谷之中，深险如画，故称“函谷关”。它东临绝涧，南接秦岭，西连潼关，北塞黄河。素有“双峰高耸大河边，自古函谷一战场”之说，历来为兵家常争之地。古刘邦守关拒项羽；安史之乱唐军与叛军的“桃林大战”均在此处。它也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著述五千言《道德经》的地方。蒋介石深知此地的重要性，故派他的嫡系部队重兵把守。

　　当时整个战局是这样的：日军延着平汉铁路沿线大举往南，经过郑州、武汉、长沙会战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之后，国民党军便以西北、西南作为大后方与敌人展开持久拉据战。此时，三个关口固不能失守。一个是陕西潼关；二是长江三峡；三是广西昆仑关。潼关失守，就面临西安失守，西安失守，整个陕西完蛋；日军就会沿着宝成路直下西南，陪都重庆岌岌可危。所以蒋指派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镇守豫西；胡宗南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镇守西安，把住这条铁道；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镇守湖北恩施，扼守三峡，卡住长江水道；杜聿明镇守广西，在要隘昆仑关与日寇进行了一场生死争夺战，歼敌5000余人，保卫了中国通往西南大后方的沿海交通线，保卫滇缅公路，让盟军的物资源源不断运进。

　　河南灵宝，卢氏一带山地复杂，守军为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炮科毕业，后升至中将，1946年作为中共战俘与叶挺将军交换获释。（不过叶没有马的命好，当年飞机失事）我父曾在其部下当过参谋。1944年调灵宝驻防。同年五月，日本侵略军八万余人，大举西犯，中国军队据守函谷关，衡岭一带与日寇展开激战，毙伤敌连队长、团长在内的敌军2000余名，使得日军未能西进一步，这就是有名的函谷关大战。这次战役，保卫了潼关，也保住了关中大地。

　　光阴荏苒，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陪同我的父亲，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一个驰骋中原大地，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战士，重游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心里也不由得产生出一些感叹！因我舅舅是从台湾来的，县统战部出面接待。县对台办主任姓郭，胖矮身材，显得很稳重，也很热情。谈了一小会儿话，将我们安排县招待所住下就告辞了。第二天早上，县统战部刘部长派车并亲自陪同我们一起来到舅舅的老家，一个叫岳渡的的地方。村里的人都跑出来了，那种场面就不细说了。舅舅来到我外公、外婆的坟墓，跪在坟前泣不成声，那场面确实令人动容。我有时想，国共两党纷争几十年，分分合合，到底何时为止啊！生者不能团聚，死去的亡灵不能祭扫。此时我想起于右任先生的那首诗：“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今天我的舅舅还能回到故乡，祭祀一下他的父母，岂知海峡那边尚有多少像于右任老先生这样的人抱憾而终啊！

　　在岳渡住了两天，我们一行又返回县城。台办的那位郭主任来了，坐在一起聊天。他向我父及舅舅谈起了灵宝县的历史，可能是知道我舅舅是台湾那边的国民党人士吧，着重谈起国民党抗战时灵宝发生的事。因他不知我父的底细，我父也没暴露自已的身份，只说以前在武汉教书，所以谈话也不显得拘束。郭主任年龄不大，可能是搞这一行工作的，看的资料较多，国民党哪一年在灵宝驻军，驻守长官是谁还搞得蛮清楚呢。当他说到我父亲的名字时，父亲只是笑了笑，也没作声。因那时父的名号为“右猛”，后改了名。此时我父亲提议想去函谷关看看，郭主任答应明天派个车，我父婉言谢绝了，可以自已乘车去，不麻烦他们了。

　　第二天早餐后，因母亲身体不好，舅舅就留下照顾母亲，所以我们父子两个出游函谷关。我懂得老父的心意，他是想故地重游，但又不愿惊动别人，所以悄悄地去最好。八年抗战，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官兵对于抗战这段历史是绝对低调的，甚至闭口不谈。我的父亲从来不跟我谈起这段往事。上面的一些事只是后来我在文史资料上看到的。这些封尘多年的历史何年何月以它直实的面目公诸于世，那就须得看海峡两岸解冻的程度了。经过路人的指点，我们来到函谷关下，我举头一看，果真是一座天然屏障，确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陡峭的山峰层层叠叠，一个师团的兵力埋伏在上面，鬼都不晓。父亲指着前面山壁要我看，说那些坑坑凹凹的地方就是当初日军炮弹打出的，可见战斗之激烈。父亲对我说，他当初骑的马就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日本战马特别高大，人称东洋大马，和中国的马有些不同。又说：“日本人到底没有打过去，否则西安就失守了，西安一失守，整个西北大后方也就完了。我当时问他：“西安一完，那延安不也完了吗？”我父沉默了一下，回答道：“是的。”也可以这样说，函谷关一战，不仅保卫了西安，客观上也保卫了延安。

　　关于父亲在灵宝的那段历史，曾在陕西省文史资料上写出过，但如今找不到了，只记得他对我说过马法五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如今家父已作古，也就只能是“过眼烟云”了。

　　父亲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始终认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做丝毫亏心事，所以那年也没去台湾。然而命运却捉弄了他。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受尽苦难，尝尽人间辛酸，在狱中险些死去。1961年，正是大陆饿死人的年代，我父在河南内黄县劳改。内黄正处在黄泛区，当年颗粒无收，劳改犯人大批饿死，死的人拖到乱葬岗上草草一埋就算了。父子已饿得咽咽一息，管干以为他已经死了，要下面人拖去埋了。谁知我父命大，被他的一个当兵的学生认出来（父解放初在汉口任过教），此人还颇有良心，见他鼻子还在出气，对干部说：“这个人还是活的，给点稀饭吃有救。”这样父亲又逃过一劫。否则，就没有后来的一部七十万字的《周易经世学新论》问世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父亲算有了出头之日。事情想起来也可笑，那天，他正在后山为生产队放牛，方城县委开着小车来到村庄把它接走，直奔大会主席台。我父还未明白乍回事？就被宣布为方城县第一届政协常委。这真应了古人说的：“昨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客”啊！1983年又落实政策回到武汉。父亲1948年参加民主促进会（民革前身）尔后随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在湖北金口起义。来武汉后增补为市民革委员，武汉市文史馆馆员。父老来弥笃，不坠青云之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奋笔十年写出70多万字的《周易经世学新论》由湖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年逾九旬又整理出版了他的诗集一部《过已斋鸿雪十吟》。父于2005年去世，享年94岁。这都是后话，就不多说了。
　　
　　写到此处，笔者认为，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的话，少不得研究“所有参加抗战亲历者的口述证言”。可以说，对口述史的研究，是对抗战历史的完善和补充。以上这篇王毅先生回忆其父王炎升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参战经历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008年4月 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