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老来信】
吴总编：
新年好！
    送上老朽回忆录的抗战部分（摘要）。这是老朽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亲历记。之所以摘要，是因为有些抗战历史事件及老朽的评价目前尚不宜发表，请见谅。

    敬礼！

                                老朽 韩声涛
                               2009年元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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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我能活到现在。当年打日本鬼子时，常想的是“为国捐躯”，是“死节从来岂顾勋”，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亲历14年抗战，目睹惨痛牺牲，又历经“反右”和“文革”劫难，竟能幸存，天佑我乎？遥想当年19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被称为“小山东”的我，如今真是垂垂老矣！然而所幸老而未朽：思维未见迟钝，尚能读书看报，尚能不杖而行。故能追忆往昔、记录所历所思，聊以缅怀，聊以慰藉。或许拙文还可以作为大历史中一段历史的小小佐证。

    到 东 北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农历9月13日（10月22日），我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南坦坡村。我家历代务农，父亲兄妹五人。家里种有几亩薄地，平常年景，尚可糊口；一遇荒年或兵荒马乱，生计顿失。那年代国家内忧外患，灾害频繁，军阀各霸一方，混战不休，兵灾匪祸，百姓苦不堪言，而山东尤甚。许多山东人被迫背井离乡，到东北去谋生，所谓“闯关东”也。我的二叔和四叔先后离家去了东北吉林省桦甸县。祖父带着父亲和三叔在家种地。父亲有时还干些石匠的活。

由于是长房长孙，家里省吃简用供我读了3年私塾。私塾先生在胶东一带很有名，学问高，讲得好，要求严格。读的是四书五经、唐诗等。主要是读和背，死记硬背，若达不到要求，先生就用戒尺（一块长方形木板）打手心，很痛。起初我挨过不少板子,有时真想逃学或者生病不念书了。不过私塾学习最终使我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养成了自修的习惯。

1930年秋，家中突然接到东北四叔的来信，说他在那里身染重病，身边无人照顾。原同在东北的二叔已病逝数年。父亲当即设法筹集了路费，叫我赶到东北吉林桦甸县桦树林子去照顾四叔，待病好后接他回山东老家。当时山东很乱，我曾被过路的军队夜间破门拉夫，中途我设法逃脱。

这样，18岁的我踏上了父辈“闯关东”的路程。因为我是第一次出远门，父亲为我联系了一位去东北的30多岁的山东老乡同行。我们在青岛上船离开了山东，在乘船乘车到达吉林市后，那位山东老乡就跟我分手了。我在吉林市一打听，到桦甸县还有200多里。我背了个包袱，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沿途山高林密，河水湍急。胶东半岛长大的我可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在密林山径穿行时听到各种野兽的嚎叫声。若真是跳出虎、熊、狼来，独身一人、手无寸铁的我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山中人烟稀少，偶尔可以看到一、二户人家。他们的房子是木头建的，房周围的篱笆是用短圆木围成。上前问路，他们会热心指引，并邀家中吃饭。若天色将晚，他们会主动留宿。我第一次见识了东北人的豪爽、热情。好不容易到了桦甸县，一问，到桦树林子还有百多里。咬咬牙，又上了路。

当我跋山涉水，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在一个山场上的四叔的住处时，他已浑身发肿，卧病不起了。我就睡在他身旁，日夜伺候他。四叔干的是伐木、放排。就是把树伐倒后从山上滑放入江中，然后结排顺水运走，是很辛苦劳累的活。十多天后，四叔就去世了。四叔穷苦劳累了一辈子。好心的老乡们帮我安排了四叔的后事。一位山东老乡（济南人）把我接到他家吃饭，对我很关心。当时我很想回家，可身上带的盘缠已用尽。那位山东老乡有文化，心肠好，人缘好。他给我写了封短信，介绍我到吉林市松花江边的一个大旅馆当伙计，好积攒回家的路费。

这家旅馆很大，很气派。住客一般都是有钱人。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府邸就在旁边。张作相是奉系（张作霖祖籍奉天，即今辽宁省，奉系因此得名）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我干的是扫地、端盘子、挑水等，有时也帮掌柜的抄抄写写。有一天，住客们都在大声议论 “少帅”、“易帜”、“ 副总司令” 什么的，而且都显得挺高兴的。上前一听，原来是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是东北易帜实施的重要标志，是一件大事。所谓东北易帜，是指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在东北降下其父大元帅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原奉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国民政府军系统。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使长期混乱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对国家民族是有大功的。

当时旅馆里住着一位青年军官，中等个，长得很精神，名叫郭喜春。他刚从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毕业，等待分配。当时东北有三所军官学校：辽宁省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和黑龙江省陆军讲武堂分校。其中设在辽宁沈阳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规模大、层次高。当时东北陆军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并称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郭喜春是哈尔滨人，家里很有钱，花钱大方，用完了就往家里要。他识字不多。他发现我这个伙计竟能读书看报而且能写一手毛笔字，就叫我帮他给家里写信，主要是要钱。我前后帮他写了好几封信，他很满意，对我亦有好感。他只比我大几岁，我们很谈得来。1931年春，郭喜春接到了上面的委任状，派他到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卫队团炮兵连当排长。他兴冲冲地把委任状拿给我看并极力劝我跟他一起去当兵。我当时想了想，家乡又苦又乱，回去了说不定哪一天又被兵、匪抓去，就答应跟他去当兵。那天他雇了一辆2匹马拉的大车，我们一起到了吉林市北山的炮兵连。郭喜春向炮兵连连长介绍我。炮兵连连长是个大个子，很豪爽。他看我有文化、体格好，就满口答应我留在炮兵连当兵。他对我很好，把我留在连部当誊写员。不久他举荐我到卫队团军士队学习。军士队主要培养班长，特别优秀的可以当排长。从此，我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东 北 抗 日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进攻。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大北营近万名守军竟被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次日，日军占领沈阳全城，当时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260余架飞机、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500余挺机关枪、10万余支步枪、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一日之内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张学良时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拥兵30万。九一八事变后，他下令东北军撤出东北。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当时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近20万，关内平津（北平、天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沈阳北大营的轻易得手，使日军更加猖狂，加之后来张学良又违抗中央命令弃守锦州，短短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军士队学习。卫队团团长是冯占海。他是张作相的外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卫队团（也称东北边防军第682团）是个加强团，装备好，辖3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以及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和通信连各一个。当时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老家辽宁锦州为父治丧，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吉林军政事务。熙洽是满族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育长，是张作相多年的副手。九一八事变后没过两天，熙洽即投降日寇并命令吉林省军队放下武器、与日本人合作。熙洽派人对冯占海威逼利诱，劝其投降，许以吉林省警备司令官职，遭到冯严词拒绝：“占海身为中国军人，只知效命国家，对于卖国求荣之辈，决心与之周旋，占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冯占海向吉林省各县发出抗日通电，声讨日寇“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的罪行，痛斥熙洽叛国，表达了“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恪尽保卫国土”的决心，遂率部抗敌。记得9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我所在的军士队突然紧急集合。队长宣布：“接到长官命令，马上要同日本人打仗，今晚就开拔！”当即打开仓库，分发武器弹药。我个较大，分了一挺机关枪和600发子弹。分余的武器弹药用大马车装载，连夜向桦甸县进发。天亮后有2架日本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由于两旁有山林掩护，部队伤亡不大。

冯占海率领部队从永吉县官马山出发，绕经桦甸、蛟河，舒兰，进入五常，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五常县各学校联合召开的抗日救国大会上，冯占海呼吁“国难当头，军人誓死救国，同胞携手合作，光复河山”。冯占海部沿途收编东北军官兵（如东北军第25旅营长赵维斌，不撤退、不投敌，率领全营官兵投入冯部，成为冯的旅长）、青年学生（包括自愿到东北抗日的关内的大、中学生）、爱国民众及绿林（东北称胡子）出身的抗日队伍（其中最有名的是宫长海部和姚秉乾部，打仗勇敢），组成吉林自卫军。当年冬冯部已由一个卫队团的3千多人发展到近2万人。

当时东北抗日名声大的还有马占山（黑龙江）、李杜（吉林）、苏炳文（黑龙江）、王德林（吉林）、黄显声（辽宁）、唐聚五（辽宁）和邓铁梅（辽宁）的队伍。马占山原为东北军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临危受命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指挥了著名的江桥（嫩江桥）抗战。该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一时间，江桥战役和马占山的名字在全国叫响。当时吉林、黑龙江、辽宁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共有30余万之众，奋勇抗击日寇精锐关东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当时流传的“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就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气势的写照。

冯占海部转战于哈尔滨、阿城、宾县、方正、依兰、榆树、五常、吉林、长春等地，英勇杀敌，屡挫敌锋，歼灭了大批日伪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在以李杜（原东北军旅长）为总司令的哈尔滨保卫战中，冯占海任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面对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的日本关东军，冯占海部和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奋勇杀敌，激战5天，重创日军。哈尔滨沦陷后，冯占海率部继续在方正、会发恒等地与日军展开争夺战，予敌以痛击，在日伪军重兵围攻下，退守大罗密。后冯占海又挥师西进，连克方正、会发恒、宾县等处，进逼哈尔滨东郊。前后共毙俘日伪军4千余名、击落敌机2架，鼓舞了军民的抗战热情。1932年6月初，冯占海在宾县召开军事会议，部队改称吉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任总指挥，李文光任参谋长，辖12个旅、4个支队及独立团、炮兵团和骑兵团，共5万多人。吉林抗日义勇军制定了 “坚持抗战到底”、“收复吉（林）长（春）、捉拿卖国贼熙洽”、“不扰民”、“至死不投敌”等抗战公约并随即兵分两路向阿城、香坊挺进抗敌。6月下旬，冯占海部进攻哈尔滨，与日广濑师团的精锐部队（配有装甲车数十辆，飞机二十余架）和伪军金璧东部数旅激战，将敌先头部队击退，截获装甲车数辆。在敌机轮番轰炸之下，冯占海部伤亡很大，乃改变计划，向榆树转进。这次战役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沉重打击了当时占领哈尔滨的日军的嚣张气焰。且当时国联调查团（国际联盟为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而成立的组织，国联调查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真相，但未能制止其侵略活动）正在东北进行调查，从而揭穿了当时日寇诡称东北民众自愿独立成立“满洲国”的谎言。其后，冯占海部渡过拉林河，直奔榆树，迅速攻下了青山堡镇并在董家窝堡将日军大川支队千名骑兵团团围住，激战终日，歼敌近半，接着又乘胜追击逃敌，在靠山屯追上敌军，继续予以痛歼。日军支队长大川高喜、副官阿部等均被击毙。是役毙伤日军大川支队大部。冯部屡挫强敌，在连克拉林、榆树、五常和舒兰后，部队进一步壮大，到8月初，已有22个旅和4个支队，号称10万人。1932年秋，冯占海部又进逼吉林、长春。9月中旬，宫长海等旅围攻吉林，一度攻至吉林西郊温德河、小白山附近，日伪不得不宣布吉林全城戒严。与此同时，赵维斌等旅也攻至长春北的布海、米沙子等地。冯占海部攻打吉林和长春，予日军以重创，震动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长春），使正在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的日伪头目们受到了直接威胁。冯占海部被日寇
视为一支“强有力的反满军”。尽管冯占海部的进攻最终在日寇重兵围剿下失败，却搅得日寇不得安宁、狼狈不堪。

东北抗战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每次战斗日寇都用飞机、山炮轮番轰炸，有时还有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步兵。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造成东北抗日武装孤军作战、武器简陋（原属东北军的部队尚有一些基本的步兵武器，而民众武装使用的大多是猎枪、长矛和大刀）、没有后援、没有补给，且大都缺乏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只能以血肉之躯、抱必死之决心抗击日寇的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在我所经历的10余次交战中，我方均有很大牺牲，战况惨烈。我目睹了大量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的义勇军官兵为国捐躯。很多人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未见到，就被飞机、大炮炸死。他们就是要为国慨然赴死啊！还要指出的是，东北军中也有一部分败类，他们投降日寇，充作帮凶。我们不光同日本鬼子打，还要同这些伪军打。

那时日寇的特务活动也猖狂。因而部队在行军转移中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我印象最深、伤亡最大的有两次。1932年春，部队从黑龙江依兰县向方正县转移，因翻山越岭距离远、行军速度慢，决定沿着尚冰封的松花江溯江而上。岂料行军中突遭4架日机轮番轰炸，冰面开阔，无处隐蔽，人马被炸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仅我所在的连队就有20多人被炸死、炸伤，装载着弹药粮秣的3匹马拉的大车也全部被炸沉江底。同年夏，在榆树行军中，突遭3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部队伤亡惨重，率领部队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参谋长李文光也被炸牺牲。李文光九一八事变前是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总教官。他协助冯占海谋划与指挥作战，日夜操劳，有时亲率部队在前线作战，深受官兵敬仰。当时我去牵受惊的战马，不料战马突然被炸中，马血溅满我身。几位战友以为我负伤，对我惊呼：“小山东、小山东、小山东被炸了！”

有一次，部队遭到日本关东军围攻，牺牲很大，被迫分散突围。当时我的子弹打光了，2个日本鬼子端枪向我逼来，我投出仅剩的一个手榴弹，然后奔入山林中。一天，我在山林中穿行寻找部队，竟意外地碰到了郭喜春。他也被打散了，在找部队。我们已有好几个月未见面了，真是异常惊喜。他告诉我，他几次险些被炸死，他们连的炮被炸坏了不少。好多弟兄都牺牲了。他还说，他家里的人都逃难去了，逃到哪里，究竟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只听说逃难的人有很多都被日本飞机大炮炸死了，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死了。他家在哈尔滨的家产都被日本人占去了。我们谈了好长时间。突然，他拉着我的手说：“咱们上山顶去。”我问：“上山顶干啥？”他说：“上去了再告诉你。”我跟他爬上山顶。他望望天，又看看山下，然后说：“咱们有缘相识，而且大难不死，咱们就是亲兄弟。我是兄你是弟。今天咱们就正式结拜为兄弟，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肝胆相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咱们要和日本鬼子拼命。国仇家恨，咱们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天地为鉴，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说完他拉我跪下，我就照着他的样子，一起虔诚地拜天拜地。后来我们走了2天，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郭喜春还是回炮连，而我所在的军士队已归入冯占海总指挥的警卫营。分手时我们相约以后多联系。可此后部队运动作战频繁，竟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几次打听，都没有他的消息。因为好多认识他的熟人都牺牲了。我想，他很可能也牺牲了。他跟我说过：“咱们的炮是不如他们，但咱们要想法多炸死些鬼子，咱们跟他们拼命。”我至今记着郭喜春。他是我从军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关键时候的引路人。

当时警卫营挑选精壮的战士，为冯占海轮流站岗。每次一个班。我第一次站岗时非常激动。想到能为赫赫有名的抗日大英雄冯总指挥站岗，真光荣啊！我精神抖擞，腰杆挺直。到了夜晚，双眼圆睁，竖耳静听，百倍警惕。决心一旦发生情况，就以死相拼，保卫冯总指挥。冯占海军务繁忙，他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曾达7万多人。旅长、支队长、团长们频繁进出于冯占海的指挥部。我记得的有王锡山、赵维斌、宫长海、姚秉乾，都是旅长，都是东北抗日名将。偶尔闲下来，我看见他独自躺在那儿抽大烟，可能是想借以恢复精力和体力吧。我还见过他和宫长海、姚秉乾一起边谈战事边抽大烟。宫、姚二人都是绿林出身，大嗓门，很豪爽的样子，是冯的2员猛将，打仗非常勇敢，很有名声。

由于张学良撤兵不抵抗，又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造成的东三省沦陷局面持妥协态度，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以6个师团15万人及伪军8万人的兵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加紧围剿。而在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运动作战的冯占海部更是其心腹大患，是其围剿之重点。从1932年冬开始，东北抗日战局开始失利，部队孤立无援、兵力疲惫（长期转战，无法休整）、武器弹药缺乏、给养困难、甚至快要断粮。当时悲愤的情绪弥漫军中，中下级军官、老兵们多忿忿然：“咱东北老百姓遭这么大的罪，咱们死了那么多弟兄，他妈的几十万东北军干啥去了？少帅（张学良）干啥去了？”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都叫他小日本拿去了，用来打咱们义勇军，真他妈的可气可恨（张学良的不抵抗，使东三省军库中的大部分武器装备都被日寇轻易获得。原本用于保卫东北的武器，成了日本用于杀害中国人的凶器）。” “ 连关内的青年学生都来抗日了，他少帅不管东北老百姓死活，不报杀父之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1928年6月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溜了。” “他少帅不派兵，你国家咋也不派兵来呢。就看着关东军重兵围剿咱们！”我当时默默地听着他们发牢骚，心里也有同感。

在处境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冯占海决定将吉林抗日义勇军分为两部分：主力部队（吉林、长春附近各部）由其率领向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和内蒙古）方向转移，寻求补充弹药给养，一俟补充完毕，即东归抗敌；其他零散部队仍留在吉林、敦化沿线及榆树、五常一带，相机骚扰日寇，等待时机与主力会合。冯占海率部边走边打，沿途受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和袭击，遭到很大损失。在经过内蒙沙漠时，还遭到日机轰炸，仅我所在的连队就有十几人被炸死在沙漠里。尽管如此，部队还是打了好几仗，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一度攻克了长岭县城，击毁了一列日军装甲列车。还夜袭了日寇一个联队，予以重创。

在撤往热河省途中，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休息。我所在的班住在靠村外的一个房子里，那天上午，屋里有的人打牌，有的人聊天，我在看书。屋里的大锅里热气腾腾地煮着羊肉和土豆。当地人有一个习惯，冬天把羊宰了，把羊皮剥下，把内脏掏去，然后再用羊皮一包，就堆在院子里冻着；吃时拿一只，把羊皮扒掉，把整只羊剁成块，再加上土豆一起煮，很香，很好吃。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出去走走。我放下书，起身向门口走去。一个老兵还关心地说：“小山东，出去干啥？外边多冷啊！”外面确实很冷，我无目的地向远处走去。走了不到100米，突然空中出现一架日本飞机，就对着我们住的房子轰炸扫射。我爬在地上看，一会儿工夫，房子炸塌，跑出的几个人也遭到飞机扫射。飞机飞走后，大伙跑去抢救，整个屋子里十几人非死即伤。只有我一个人毫发未损。事后人们纷纷说这个小山东命大。我也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刚巧那个时候出了屋。我为牺牲的战友悲痛不已，他们都比我年长，平时都对我很关照。

在内蒙行军中，沙漠一望无际，寒风凛冽，风沙扑面。不时狂风骤起，黄沙弥漫，行军只能依靠战马和指北针。唐诗中的大漠古战场的意境，就在眼前。漫漫征程，饥渴交攻，我不时从马背上摔卧沙砾中。我默诵“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聊以慰藉。1933年1月，部队经3000余里艰苦转战，抵达热河开鲁，只剩下2万多人。

对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我觉得多年的宣传既不全面亦不够真实。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介绍得很不够。二是把张学良不抵抗造成东三省沦陷的责任推给蒋介石。

《义勇军进行曲》自抗战传唱至今，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尽管一度被荒唐地改了歌词，最终还是恢复了原貌）。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也唱出：“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可国人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东北可能略好点）。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民众基础之广泛、抗敌之勇猛、牺牲之惨烈、抗敌环境之艰苦，在中国民众反侵略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振奋了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1932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和第5军在上海对日作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3年1至5月，国民革命军在山海关、热河省和长城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等军事要地抗击日寇的作战。）和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到以后的全面抗战，都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影响。东北抗日义勇军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日军。1931年至1932年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精锐关东军有5万多人，为加紧围剿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秋关东军迅速增加到6个师团、15万余人，以后一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东北抗日义勇军毙伤日本关东军2万5千多人。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要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东北抗日不光是抗日联军在抗日，还有之前的规模大得多的抗日义勇军抗日；东北抗日英雄不光有杨靖宇、赵一曼（我是非常敬佩这二位抗日英雄的），还有更多的作为吉、黑、辽30余万抗日义勇军代表的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抗日英雄。东北抗日义勇军以血肉之躯抗击强敌，自愿为国慨然赴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之魂魄。应以多种形式充分介绍东北抗日义勇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缅怀英烈，激励、教育国人。

对于张学良，我们不能因为他发动西安事变为中共立下大功，使中共得以发展壮大，不能因为西安事变结束后中国确实停止了内战，一致对外，就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的表现轻描淡写，并把责任推给蒋介石。好象当时张学良被国人谴责为“不抵抗将军、逃跑将军”是李代桃僵，很冤枉似的。需要指出的是，若不是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斯大林认为中国抗战离不了蒋介石的领导，捉蒋会促使中国内战爆发，日本可乘中国内乱迅速打败中国，转而进攻苏联）电令中共必须促成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那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扩大内战了：由剿红军变为剿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了。那可是小日本求之不得的。

当时张学良执掌的东北与国民政府仅是名义上的归属关系，东北军权、政权、财权集中于张学良之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难以真正对其发号施令，更动不了东北军的一兵一卒。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过去长期流传的“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纯属谣言，“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自己下的。张学良自己说：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如果按张学良自己说的九一八事变时误判日军只是“挑衅”而下令不抵抗，那么在东三省大部分已沦陷的3个多月后（当时东北全境的日军只有4万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先后明令张学良“对于日军进攻绵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死守锦州”、“如遇侵犯，则抵御之”、“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学良竟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将部队撤出东北（听说当时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士兵跪在车站的地上痛哭不止），又怎么说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宁西部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如果辽西保住了，就能够扼守关外门户，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入关继续侵略华北和热河省。然而日军先头部队数百人进入锦州，竟未遭任何抵抗，东三省由此全部沦陷。

当时东北军是国内装备最好的军队。张学良曾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东北军前身）拥有4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坦克。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不过3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军事力量很强。”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张学良作为30万东北边防军的司令长官，为了一己私利，为了东北军集团的私利，在国难当头之时，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置供养东北军的东北父老乡亲于不顾，竟然不抵抗，竟然逃跑，不是不抵抗将军，不是逃跑将军是什么？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蒋介石下命令不抵抗，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也应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倘若当时张学良率30万东北军抗日，再加上30余万义勇军的支持，日寇岂敢嚣张！中国抗战史将重写，张学良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可一念之差，成千古恨矣！张学良后来恢复自由长达10年，中共高层多次盛情相邀，他的老家辽宁省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他客死异域，始终没有踏上大陆故土一步。中国传统是“叶落归根”、“故土难离”，他何尝不想回来，可他为什么不回来呢？人们纷纷猜测原因，莫衷一是。老朽认为原因其实很简单很清楚：他愧对东北父老乡亲。

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由历史学家和民众对历史人物作出的评价，才是客观的评价。

华 北 御 敌

1931年1月部队到达热河开鲁后，开始进行休整。冯占海总指挥的司令部设在开鲁以南的下洼。冯占海赴北平见张学良和张作相请求支持和补给并通过报刊向国内各界呼吁支援抗日义勇军。张学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对冯占海在东北奋勇抗日的义举表示赞赏并决定将冯占海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冯占海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第91师。冯占海任第63军军长兼第91师师长。91师下辖4个旅，每旅下辖3个团，另有军部直辖的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通信营、警卫营及其他机构。第63军隶属第6军团。第6军团总指挥是张作相。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4万余人及伪军3万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第4军团万福麟（曾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部、第5军团汤玉麟（时任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总指挥）部、第6军团张作相部和第63军、挺进军等共10万余人阻击日军，热河抗战开始。此前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张学良还到热河视察部队。宋子文在热河演讲中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 刚编成不久的冯占海第63军随即奉命投入战斗。我记得冯军长带着部队在奈曼旗、下洼、赤峰一带前后与日寇奋战了十来天，伤亡很大。《长城抗战》（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中指出：“虽然汤玉麟所部第5军团位于赤峰以东地区的部队一触即溃，但日军遭到冯占海等各部义勇军的抵抗和袭击。只是由于义勇军装备甚差，各部间又缺乏协同，所以难以遏止日军的攻势。” 3月初省主席汤玉麟竟然带着队伍不战而逃。日寇先头部队100多人未费一枪一弹轻取省城承德。热河战局由此急转直下。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在热河横征暴敛，是个土皇帝。他逃离承德时用200辆汽车装其私产，运往天津。热河失守后，冯占海率部且战且退，进入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东部，继续抗击日军。热河省的迅速沦陷使全国大哗，作为作战总指挥的张学良难辞其咎。当时胡适博士气愤地著文指出张学良的五大罪状：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热河失守表明张学良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

1933年5月，冯占海军长率部队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占海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4路军总指挥并发通电称：“痛国家之阽危，愤强敌之凭陵，矢志救国，义无反顾。” 冯玉祥将军发给冯占海500把大刀，以示鼓励。冯占海率部继续在察哈尔东部地区痛歼日寇及伪军。我听说部队在察哈尔东部行军时，冯玉祥将军就坐在附近的山头上观察了很长时间。他见冯占海部2万人四路纵队整齐行进，又见冯占海部行进中的较完整的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大为惊叹：没想到抗日义勇军有这么整齐的队伍，没想到冯占海部队的装备还这么好，没想到冯占海兵带得这么好，对冯占海极为赞赏。冯玉祥是西北军首领，赫赫有名，曾拥兵近30万。在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1933年5月他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他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当年8月在蒋介石的重兵威逼下，冯玉祥将军通电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隐居泰山。蒋介石威逼冯玉祥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怕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破坏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统一部署；二是怕冯玉祥凭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东山再起；三是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中共利用（当时中共已介入）。冯玉祥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33年6月中旬，北平军分会新任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张学良因热河省失守下野）通过张作相命令冯占海部脱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以断绝粮饷相逼。冯占海被迫率部南下至怀来，但他仍与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黄显声（时任东北军骑兵第2师师长）约定，相机策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怀来，何应钦以纯洁部队成分为名，迫使63军绿林出身的将领宫长海（时任副军长兼第271旅旅长）、姚秉乾（时任第272旅旅长）离军，否则立即停发部队粮饷。冯占海迫不得已让宫、姚二人离开部队并尽力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资助。据说宫长海在“七七事变”后变卖北平的房产组织游击队在北平西部地区抗日，后在与当地武装发生冲突时遇害。姚秉乾离军后不久病故于北平。

7月，部队奉命开往蔚县整编。整编后，冯占海继续任第63军军长兼第91师师长。何应钦乘机在冯占海部安插了副军长、副师长和师参谋长各一人。第91师下辖3个旅（原4个旅），每旅下辖2个团（原3个团），另有骑兵团、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警卫营和通信营等。

1933年秋，军部要在警卫营挑选排长。记得那天我和其他30多名侯选者一起在大操场上接受考评。我们主要是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项目演练，还加上舞大刀。冯占海就坐在一个简陋的阅兵台上观看。大家都演练得很起劲，个个汗流浃背。我那天觉得很顺当，因为我有军士队训练的基础，各个项目都做得很好，特别是最后的舞大刀，不时引来赞叹声。说起大刀，国军第29军的大刀队在长城喜峰口砍得日本鬼子心惊肉跳（当时‘喜峰口血战大捷’轰动全国）。此后日本鬼子脖子上都套个厚厚的皮箍子，怕被刀砍。其实在东北抗日时，我们义勇军就用上大刀了，只是刀的样式不同而已。大刀适于近身肉搏，能劈能刺，既能抵挡护身又便于砍杀敌人。远距离小日本有优势，飞机、坦克、大炮，重机枪。而且日本兵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枪法准。但近距离肉搏，他占不了便宜。日本鬼子一般都是矮个，且只会持枪刺杀，而挥舞的大刀可使其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大刀是近身肉搏的好帮手。在东北抗日时，我就用大刀砍死过好几个日本鬼子。长城抗战时29军的大刀杀出了威风，此后部队更加重视大刀的作用，还专门请了原西北军的武师教授刀法。山东人一般都有点武术底子，加上我学得用心，大刀自然舞得熟练了。演练结束后，警卫营张营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今天可露脸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操场练大刀。张营长过来对我说：“小山东，好小子，军长召见，赶快到军部去。”我擦了把汗，就赶到附近的军部。在军长冯占海办公房间的门口，我喊了声：“报告”。冯占海说：“进来”。我见他正坐在那里低头翻批公文。我笔直地站在他桌前3米外。我见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名单，字很大，第一名就是我，而且还画了个圈。过了一会儿，冯占海合上公文，抬头看着我，面带微笑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其实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知道我的名字。“报告军长，韩声涛”，我说。“家里给你起了个好名，”他说。“这名是我后来改的，原名韩立勋。”“这名也好嘛，为啥改？”“唐诗有‘死节从来岂顾勋’，我誓死抗日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了个人立功勋。” “好，有志气。” “哪儿的人？” “山东平度县”。他笑着说：“小山东，好样的，你被选上了，当排长，好好干，具体事情你们营长会告诉你。” 说完他从桌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桌上，说：“这是赏金，拿去吧！”“谢谢军长。”我拿了红包，敬礼后离开。一路上我兴奋不已，没想到自己能当排长。回到营房，打开红包一看，整整50块大洋，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这可是军长给我这个小兵的奖赏啊！

1934年初，部队移驻河北高邑、赵县、临城等县，开始大练兵。军部设在高邑。一天，警卫营张营长找我说：“韩声涛，军长召见！赶快去！”我赶到军部，进门报告时军长冯占海正在跟一位团长谈话。冯占海看见我就向我招手。我走上前去。他说：“韩声涛，派你到赵县第272旅544团去当第1连连长。赶快到任，把兵练好，把队伍给我带好。”我向张营长告辞时，他笑着对我说：“才当了几个月的排长就升连长了。你小子有官运，军长看上你了。”91师原是数万人的大部队，老资格的排长多的是，能当连长，我确实没想到。

赵县是座历史古城，最有名的古迹就是赵州桥（又名安济桥）。赵州桥因赵县古称赵州而得名，位于赵县城南。据唐中书令张嘉贞《安济桥铭》记载：“赵郡?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它已有1400年历史，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它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巨大石拱桥。当时我的连就驻扎在赵县县城的北门外。我一到任就抓练兵。很快我第1连的练兵就全团出名了。团长、营长常来观看，多次表扬。因为我有卫队团军士队的底子和打日本鬼子的实战经验，训练课目我都熟悉，都能亲自进行标准的示范，能跟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再加上我的枪法准，大刀舞得好，从士兵到班、排长个个都服我。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团长来找我说：“韩声涛，好消息，军部让你去上洛阳军校。” 我大喜过望。我一直都在自修一些军事书籍，能上洛阳军校进行系统的学习，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到赵县后不久，我把刚发的官饷（连长每月50块大洋）和平时积蓄共90块大洋寄给父母并告当了连长。当时90块大洋在贫穷的山东家乡可是很大一笔钱。后来听说当时乡里都传开了：韩家那小子“闯关东”出息啦，真不孬啊，才3年就当连长啦！一次就给家寄90块大洋啊！韩家的墓地风水好啊！

1934年初，我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简称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学习。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是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出动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威逼南京。 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3月5日，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行都。当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的会议上决定设立的。1932年蒋介石决定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调训中央军部队尉级军官1000人。第一期军官训练班成功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办班规模和范围，由于南京校址难以容纳，决定从1933年起在当年9月刚成立的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调训军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共毕业军官训练班学员4期，即第2?5期，（南京中央军校为第1期）每期1年，共训练军官9000多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洛阳分校奉命西迁陕西汉中,1938年1月改名为中央军校第一分校）。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就建在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鼻祖袁世凯和直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吴佩孚先后用心营建的有名的洛阳西工兵营，位于洛阳城的西关外（1936年10月蒋介石以‘避寿’为名离开西安临潼华清池，乘飞机抵达洛阳，就下榻于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并在该校举行其50寿庆）。我是军官训练班第3期第6队的学员。洛阳军校采用的是当时先进的德式军事教育（中国的军官学校曾沿用日式军事教育30多年），教材和参考书很多是翻译于德国的军事教材和书籍，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教官水平高且会外语，还有专门聘请的德国军事教官。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好，我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抓得紧，课余时间都很少浪费，读了不少军事书籍。通过一年的学习，我的军事理论和技能素养有了系统的提升。当时洛阳军校还设有韩国人特别班，为韩国的抗日独立运动培训军官。

学习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视察。那天我们装束整齐，列队行进，接受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检阅。检阅完毕后，聆听 蒋介石的训话。当时我们戴着白手套，手握钢笔和笔记本，认真记录，毕恭毕敬。我第一次见到国家最高领袖，心里还挺激动的。蒋介石的浙江口音我实在听不懂。后来问同学，才知道大意是：努力学习，报效国家，革命军人要不怕牺牲，要服从长官，要知礼义廉耻等。当时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王 姓同学。我看他好象记得很认真。下来后他问我 ：“你知道今天蒋委员长说了多少‘这个’吗？” 蒋介石讲话中停顿时好说‘ 这个…’。他接着说：“一共30多个！你看我这本子上都记着的。”他平时就爱开玩笑。

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我们全体同学都集体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毕业时，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笔为我们题写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第三期同学录”封面。

1935年初我从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即被派往河北保定任军训队分队长。当时华北危在旦夕，全国高中实行集中军训，每期3 个月。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学生集中在保定训练。参加军训的学生们（都是男生，当时女生主要学看护。）都情绪高昂，非常认真刻苦，有一股为抗击日寇、为投笔从戎做好准备的劲头。我关心他们，耐心指导他们，他们常要我给他们讲一些打日本鬼子的事，彼此融洽无间。岂料正在训练期间，《何梅协定》秘密签定的消息传来，军训被迫停止。《何梅协定》是1935年7月6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经过会谈订立的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省内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并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等。《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当时参加军训的学生们痛哭流涕，群情激愤。我作为一名军人，眼看着丧权辱国却无能为力，十分悲愤和羞愧，我简直都无法面对学生。学生离开时，给我留下了好多照片和信。我赶到火车站送行，学生们都已上了车，纷纷向我招手呼喊，我也一个劲地向他们招手。车上车下我和学生们相对流泪，直到火车远去。第2天 ，我就赶回赵县连部。一路上我心情沉痛，心想：“河北又快完了。”

1936年6月，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为团长，张学良为代团长（实际主持），杨虎城为副团长，黄显声为教育长，学员为连以上军官。10月我参加了学习，记不得是第几期了。开学时，张学良给我们讲话，主要内容是誓死抗日，表达了“东北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的思想。我印象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是抗日！”潜台词我们都明白：不是蒋介石要求的剿共。另一句是：“我们当军人得把脑袋挂在皮带上。”我很赞成他的讲话，但心情是复杂的。他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心想：“要是‘九一八’事变时少帅你是这个态度，该多好！东北军何至于搞到西北来。何至于现在想到要打回东北去。”因为我跟大多数学员不同，我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出身。我知道什么是孤立无援，什么是悲愤，我了解东北父老乡亲的心情。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危难时刻丢下父老乡亲、大军撤离东北，什么理由都说不过去。军官训练团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大概西北只有这个条件。学员住的是窑洞，伙食也差。我当时就想：“军官训练团的条件尚且如此，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士兵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和东北、平津相差太远，他们怎能安心。”大约在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蒋介石到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向训练团的学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因为他的浙江口音太重，我听不太清楚。大约是“革命军人要为国尽忠，要孝顺父母，要服从长官，要明礼义，知廉耻、剿共、攘外必先安内，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等。蒋介石训话的次日，张学良的参谋顾问给我们上课。只见他一声不吭，先在黑板上写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又在下边写上“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把上边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打上X字，再把整句擦掉，只留下 “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对我们一笑，说声“下课！”学员们都会心地笑起来。老师上课不讲话而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国难当头，我们当然都赞同“先攘外而后安内”。本来，东北军下级军官对张学良在东北撤兵不抵抗颇有微词，这时看到了张对抗日的态度，大家都很振奋。

当时和我睡一个铺的一位张姓学员是东北哈尔滨人，也是连长。他的父母兄妹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提起小日本他就咬牙切齿。他经常叹气说：“于国不能尽忠，于家不能尽孝，枉为男儿！”我们很谈得来，他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出东北也十分不满。有一次，我向他打听与陕北红军作战的情况。因为我的连驻扎在河北赵县，从没见过红军，对红军的事感到神秘、好奇。他说：“仗早没打了，也实在没法打。” “怎么没法打？听说红军是在江西被打败后逃到西北来的，咱东北军还打不过他？红军的武器装备比得过咱东北军？”我问。他说：“你可别小看了红军，他武器装备是比不过咱，但他擅宣传。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红军会攻心。两军相对，他们喊话：‘东北军的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算不了英雄，要打就打日本鬼子。要打就往东北打，不要在西北打。东北的父老乡亲在盼着你们啦！’句句都说到人心里去了。再有就是咱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情报灵。他们会突然袭击，用几倍的兵力解决咱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然后对俘虏好吃好喝、热情招待，再进行宣传后放回来。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再说西北太苦，谁愿意在这地方长呆下去。有不少东北军士兵开小差回东北了。好长时间没打仗了，我们原以为少帅是想保存实力，不跟红军打。现在看出来了，他有那个意思要联共抗日。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打回东北，为国为民效忠尽命。”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开炮猛轰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还击，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由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为援助平津、与日军在永定河地区作战，7月中旬冯占海部即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命，作为第一批开往前线的部队，从高邑及附近几个县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开抵固安、永清，沿永定河南岸一线布防，与日寇隔河对峙。记得就在部队开往前线期间，蒋介石庐山抗战讲话发表。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已近6年，中央终于正式宣告要全面抗战了！历经东北孤军奋战、被迫撤离察哈尔和河北丧权辱国停止军训的我真是激动万分。在率部行军途中，我反复默默背诵其中的语句：“---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9月中旬，日寇土肥原师团（即日军第14师团，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师团之一，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执行绞刑）进攻固安县，当时我奉命率第1连坚守县城北门。固安县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三地中心，距北平市中心仅50公里，是北平的南大门，古有“天子脚下、京南第一城”之称。城北面就是永定河。固安古城墙又高又宽，很坚固。我们把城门用沙袋堵得严严实实。那天上午，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日军强渡永定河，向固安发动进攻。北门首当其冲。日寇用重炮沿着城墙城门轰击，炮火密集。空中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东北抗日以来飞机大炮的轰炸我见的多了，但出动这么多的飞机进行轰炸，这么密集的重炮轰击却从未见过。一会儿工夫，我连就死伤了十几个弟兄。我命令城墙上的弟兄们立即全部撤下来。利用一个轰炸间歇，我带一个班长再上城墙观察敌情。我俩在城墙的垛口刚一露头，班长即刻仰头到下，手上的机枪落在身旁，口中冒血牺牲。他被敌子弹从口射入。这时第1营李副营长在城墙下刚喊了一声：“韩连长．．．”,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顷刻之间，他已血肉模糊，不成人形。我当时想：“这样下去，光飞机重炮轰炸，至少要死伤三分之一的弟兄。”我传令各排长：“告诉弟兄们，注意掩蔽，城破无疑，准备打巷战。”下午，被炸死、炸伤的人数在增加。我给一位重伤员喂水喝。他是个班长，他的双腿都被炸断了。他对我说：“连长，从东北打到这儿，这是我最后一仗了，我这算是为国尽命了。算起来我手上有6条日本鬼子的小命，也够本了。家里人都叫小日本给害了，我也无牵挂了。给我留俩手榴弹，我还要带几个小鬼子一起走。” 我心里难受极了。看着死伤的弟兄们，看着城墙城门被炸得越来越大的豁口，我们这哪是在跟日本人打呀，是在跟飞机大炮打呀！黄昏时，已可听见城墙城门外坦克碾压冲击声和洋马的嘶鸣声，城破在即。我传令：“弟兄们，咱们以死报国的时候到了，咱第1连不能给91师丢脸，不能给长官丢脸。每人多拼死几个鬼子，也为被炸死的弟兄们捎上鬼子的小命！”不一会，城破敌进，坦克在前开道，步兵洋马随后蜂拥跟进。我们由于没有重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冲入城内。部队立刻按我的命令展开巷战。巷战异常激烈，我们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与敌拼命。我连大部分战士都是从东北抗日过来的，打鬼子经验多，见鬼子一点都不怵，特别善于夜战。由于我们有准备，熟悉地形，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又是我们的特长。起初日本鬼子吃亏不小。我们拼死抗击，或扫射，或扭抱
厮打，或刺刀拼杀，或大刀挥砍，寒光闪闪，真是“相看白刃血纷纷” 。我手上的兵器就换了几种：手枪、机枪、步枪、大刀、刺刀，子弹一打光，就近随手抄起什么就用什么。我们杀得鬼子嗷嗷惨叫。但毕竟是以寡击众，我们渐渐不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敌正面主要突破口，大批兵力不断涌入，不少被围的弟兄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少弟兄子弹打光后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刺刀，力战牺牲。战斗到深夜，接到长官向城南撤退的命令，我的连是最后撤的。我第1连原有150多人，最后只剩下十几人。但小日本也没占到便宜，城破时我带的打巷战的百十号战士拼死了至少200多日本鬼子。当时日军的20多辆坦克在城周围转，4个城门均被敌人占领。寻一间隙，我们在一处城墙垛口系上绳索，缒城而下，乘夜幕掩护，方才冲出敌人包围。在这场与气势汹汹的强敌正面交火的硬仗中，91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伤六千余人（包括在固安县城外的沿永定河南岸一线作战的弟兄们）。我所在的第272旅牺牲最大。后来听说开战前猖狂的日军曾派一男一女乘汽车到固安县城南门外喊话劝降。我91师南门守军用机枪将这两个人击毙。嚣张的小日本，管你什么飞机、大炮、坦克，我中国军人就是要跟你拼命！拼你多少是多少，休想不战而夺我城池！

10月，91师夜渡黄河，开往河南尉氏县休整。由于固安之战牺牲惨重，又得不到补充，第91师只得缩编为两个旅，由甲种师变为乙种师。冯占海任中将师长，王锡山和赵维斌分别任第271旅和第273旅少将旅长。此前的1936年春，第63军军长冯占海为防止中央军继续在第63军安插军官，以兵额不足为由，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第63军番号，第91师转隶万福麟第53军。这支当年在东北声势颇大的抗日义勇军队伍，经历6年转战，只有1万余人了。

在尉氏县缩编后不久，第91师奉命再次夜渡黄河，开往豫北抗敌。不久又奉命开往山西太行山区抗日。在太行山区部队主要是对日寇进行游击作战。

有一次我奉命带全连夜袭方庄日寇据点。方庄位于山西与河南交界附近的焦作以北。据侦察员报告和老百姓的诉求，这个据点的日本鬼子经常出来祸害四周的老百姓，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老百姓苦不堪言。夜袭的目的就是给日寇一个警告，打打他的嚣张气焰，叫他以后不敢随随便便出来糟蹋老百姓并相机消灭他一部分。谁知开火后日寇火力太强，压得抬不起头且其工事坚固，袭击受挫，我命令部队撤离。当我们经过王屋山以南的一个村庄时，后面的监视哨报告敌人追来了，约有5、60人。那时日本鬼子相当猖狂，见有队伍竟敢袭击它，就疯狂尾追报复。我当时想：“你小日本也太嚣张了！竟然追了这么远。我今天非收拾你一下不可。”我见那个村庄地形有利，中间是大道，两边是民房，决定打个伏击战。我部署两个排登上两侧民房埋伏，我带一个排在村头迎击敌人，并节节后撤。待日寇冲进村内，我两个排突然从两侧民房上投掷集束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我带的一个排随即转身反击，日寇措手不及，嚎叫着纷纷中弹扑地。我们打得十分解气。估计尾追我们老远的气势汹汹的日寇一心想全歼我们，没想到中了埋伏，且火力很猛，一下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很快就狼狈而逃。战后清查战果，打死日寇30余人，炸死洋马5匹，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支。此战我方仅伤亡5人。我带着队伍满载而归，团长、营长都非常惊喜，大大赞扬了我一番并带我一起到旅部向旅长赵维斌报告。赵维斌旅长十分高兴，问了我的姓名，称赞道：“你这个连长可真不简单！相机指挥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并专门和我谈了伏击战的打法。从那以后赵维斌旅长就记住了我。第2天我派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寇撤退时狼狈不堪，一个人背一个伤员，还有用马驮着伤员的，垂头丧气，走了好远，才有汽车接他们。”总算为当地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转 战 华 中

1938年春，第91师奉命从山西太行山区出发，经河南温县第三次渡黄河，开往河南漯河、确山一带，对日寇开展游击作战。当时冯占海兼任漯河警备司令及平汉路护路司令。同年夏，第 91师由第53军转隶汤恩伯部的第85军。汤恩伯任命冯占海为第85军副军长，并派王毓文（汤恩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到第91师任副师长。

在确山，师长冯占海做了一件令人惊愕、反感的事。有一天全师紧急集合，站成四方形。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全师集合。突然间两个士兵抬出一把大铡刀，放在队伍中央，众皆惊讶。然后一个连长被值日官喝令出列。我记得那个连长的外号叫孙大头。随即4个士兵上前把他架起，拖放到铡刀下。又听一声“铡”的喝令，大铡刀落下，顷刻之间，脑袋滚落，众皆愕然。值日官随即大声宣布：孙XX违反军纪，杀头！再有违反军纪者，和他一样下场！冯占海此举是为了整顿军纪，却在第91师的下级军官中引起普遍反感：孙大头违反军纪，该枪毙就枪毙，何必这样“杀鸡吓猴”，在自己人面前搞得血淋淋的，叫人寒心。第91师的下级军官大部分是跟着冯占海从东北一路打过来的，是为国为民打日本鬼子的，违反军纪的毕竟是少数。我想这可能是冯占海的一时冲动吧。我的好友第9连连长韩万选跟我谈这件事时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不料几天后他竟由此看破红尘，弃官跑到河南信阳鸡公山出家当和尚去了。临行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缘由，由他的2个勤务兵把信带给我。信中他还要求我安排那2个勤务兵。我就把他俩安排在我连。

1938年秋，第91师奉命参加武汉会战。记得当时部队由确山乘火车开往江西。在江西高安县休息了几天后，即经南昌开到前线投入战斗。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110万军队同大举进攻的35万日军展开激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以40万人的伤亡，毙伤日军14万人。10月下旬中国军队撤离武汉。武汉会战达到了中国政府预定的“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重创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

武汉会战的重大意义在于：阻止了日军的猖狂攻势，粉碎了日本在数月内灭亡中国（转而进攻苏联和南洋）的企图；为将大量人员、工业设备、战略物质转移至大后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抗战由全面抗战初期的被动防御阶段，转入与日相持阶段。

当时第91师在江西九江以南的德安、修水（河）一线抗击日寇。归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一营营长。武汉会战期间他负责指挥南浔线（江西南昌至九江铁路沿线）作战。第91师先是参加迎战日军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后又参加在德安万家岭地区对日军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的围歼战。此战史称德安大捷，又称万家岭大捷，是中国抗战中的著名战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