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义乌佛堂老街上的沈太和老药店，是沈家祖传的百年老字号。1927年11月，沈泳元出生于此。
沈泳元的父亲经营沈太和老药店，以药材地道、诚实守信、乐于济贫救命而扬名八婺。家道殷实，丰衣足食，沈泳元的童年生活可谓为无忧无虑。与义乌普通农家大多数供学不起的孩子相比，沈泳元是幸运的，他顺利地在义乌留轩小学毕业，打下了升学的文化基础。但是，安稳、宁静的上学梦，随着日本侵华战火硝烟的笼罩而破灭。
1941年夏，十四岁的沈泳元考入清华中学（初中）。该学校是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从已点燃抗战烽火的杭州迁移过来的，临时设在金华孝顺镇的无量寺，教室分布在寺院内观音堂等处的各大小房间内。正在上课的一个秋日，一阵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起，师生们急忙四散逃出教室，到寺外找安全躲避之处。随后，日寇战机低低的越飞越近，一路轰炸而来，掠过无量寺上空时，一颗炸弹投在寺院中间的正房，穿透大梁部位落下，爆炸的弹片和气浪顿时轰塌整座房子，烟火冲天，所幸全部师生均逃过一劫。多灾多难的清华中学，为了逃亡师生的安全，不得不解散了。遭遇失学的沈泳元，父亲很快安排他转学，来到义乌中学插班，继续学业。然而，此时的义乌中学，也同样由于躲避日寇飞机轰炸，而从义乌城区迁移至乡下的江湾的一个祠堂内，在危难的处境中从事教学。
1942年初夏，日本鬼子攻占义乌，乡亲们陷入了水深火热的逃难生活之中，成了“亡国奴”，义乌中学也跟着逃亡，难以就学。听闻过日寇的种种残暴，乡亲们看见日本鬼子就逃。沈泳元随着父母逃到了赤岸清溪。过后不久，父亲不甘心就此破产流亡，偷偷地潜回佛堂，欲设法保住百年老药店，结果被汉奸鬼子抓走，家里差不多花光了钱财，好不容易才使父亲活着出来。
荒废难捱的日子到了1943年秋，散失在家里附近乡村的一些相互惦记着的初中同学，冒着风险相约继续求学。沈泳元与约好的王甲升等十余位同学，自背简单行李，日夜兼程，徒步约百公里，一路艰难地翻越廿八都坑等崇山峻岭，穿越永康县境，投奔不久前迁移至“内地”缙云县棠慈村的“金华中学”，插班就读初中第三册。当时的所谓“内地”，是指尚没有被日本鬼子占领、仍由国民政府控制的浙江宣平、缙云、丽水、云和一带，其中云和是战时浙江省的国民政府临时驻地。“金华中学”的教室，是由棠慈村祠堂内并不宽敞的一个房间用木板上下两层隔开设立的，下层是所谓的教室，上层却是五十六名同学的统铺寝室。同学们均是象沈泳元一样逃出“沦陷区”的男生，没有女生。
尽管“内地”也屡受敌机轰炸，生存、生活环境和条件生活如难民营，异常艰苦，但总算可以继续读书了。粮食紧缺，沈泳元和同学们每天早上只能喝数得清几颗米粒的稀粥，有时加点红薯就算好了；中饭和晚饭则只能有一小碗米饭就干菜汤，是经常吃不饱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的同学患上了夜盲症，天黑就看不清东西。由于集体生活条件简陋和不明原因，学校大多数同学都传染了一种当时称作“疥疮”的病，使患者浑身长满疮口，血痂斑斑，穿、脱衣服时都疼痛难忍，这个病症在沈泳元身上，到二十多岁时才痊愈。刻骨铭心、感同身受的痛苦记忆，在同乡同学王甲升身上。1942年秋日寇在义乌实施细菌战后，造成“瘟病”流行，故乡义乌因而染病死伤无数，王甲升风华正茂的大姐、二哥、妹妹等先后罹难，死于鼠疫，其中二哥是前途无量的义乌中学尖子生。沈泳元和王甲升游学在外，逃过一劫。
战乱中的沈泳元，深知这个读书机会的不易，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 的道理，立志要“读书救国”，因此学习十分用功。每天清晨，都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村旁的河边、大树下，或朗读英语，或背诵课文。晚上的夜自修，四人前后桌拼起来，共用一盏煤油灯，如饥似渴做功课。因为祖国多灾多难，贫穷落后，所以同学们都很自觉、很懂事地替大人们的分担忧愁。大家真诚团结，和睦相处，互相勉励，在危难中体味读书的幸福。从没有发生偷盗、打架的现象。经过二年刻苦的学习和锻炼，年级考试张榜公布成绩时，沈泳元名列第一，至1945年初中毕业，已成为金华中学生中的佼佼者。
幸运之神再次光顾沈泳元。高中入学录取时，初中毕业成绩在学校前七名的学生，可以享受公费，即学费、伙食费全免，由学校承担。成绩拔尖的沈泳元成为了丽水高中的公费生。孩子上学是离不开家里的支持的。兵荒马乱时期游学在外，更免不了思亲思乡。每个学期的假期，沈泳元都要与相好的同乡王甲升等同学，结伴回家探望亲人，并向家里要一些零用钱。从“内地”到沦陷区，屡屡要涉险爬山过岭，要防鬼子追杀、要防强盗抢劫，担惊受怕是难免的。人在途中，一路警惕，少量的钱币，都暗藏于鞋底或被角上，手电筒的电池也另行藏匿携带。高中升学考试时，沈泳元与王甲升从缙云徒步五天五夜回义乌，饿了就在路边小摊吃两分钱一碗的豆腐汤，渴了就喝山泉水，累了就寻最便宜的客栈两人睡一铺，真可谓患难之中结真情。而在平时，寄一封家书，往往要一个月才可能有音讯。少量的零用钱，至少用一个学期。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1945年秋的开学典礼上由学校的查校长宣布，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抗战胜利了！全校师生沸腾起来，一次又一次狂欢共庆胜利。抗战胜利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义乌至杭州火车方便起来，沈泳元有条件离开了交通不便的丽水，转学到师资力量更好的浙江省高级中学（亦称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就读高三。杭高是省内学风好、成绩排行榜领先的学校，同时也是思想先进、活跃在教学前沿的学校。沈泳元心想可以安心在此准备考大学了。
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反动派很快挑起内战，人民群众又一次处于炮火之中，随之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大家都自觉投身到爱国运动当中去。马寅初先生等民主斗士的来校演讲，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和腐败无能本质，沈泳元和同学们也从先前理想中的“读书救国”转变到具体参与实践。当年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同学和杭高金甲武同学因为领导了“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杭州警备司令部逮捕并杀害。国民党特务杀害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的血腥暴行，激起了社会公众的义愤，擦亮了沈泳元和同学们的眼睛，坚定了“读书救国”的信念，决心以知识武装头脑，来改变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命运。
1948年秋，沈泳元考上了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电信管理专业。在开学迎新会上，系主任兼上海电信局局长郁炳坚教授致辞中说，只懂技术不懂管理，就当不好局长，本系的目标就是培养既懂电子又懂管理的局长！想象着大学四年学习毕业后，自己将能够成才，报效国家，沈泳元和新同学们都个个满怀信心，开足马力攻读功课。但是，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席卷中国北方大部分国土，东北、北京、天津相继解放。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解放战争临近上海，令盘踞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寝食难安，加紧了对上海的管制，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云。
上海交大是著名的“小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坚持带领交大师生参加了一系列爱国学生运动。同学们私下争相传阅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毛泽东的著作。每当傍晚来临，同学们就聚集在学校的大草坪上唱歌、跳舞，公开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排演《兄弟开荒》、《白毛女》等进步戏曲。沈泳元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积极编写学生会通讯报道，抄写黑板报，参加护校站岗。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直捣南京，很快兵临上海，恐慌的国民党反动当局，露出了更加疯狂、狰狞的面目，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突然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装甲车撞开交大后门，随之大批警察涌入校园，拿着黑名单，挨个搜查学生宿舍至天亮，抓走了沈泳元的二十多个同学。反动当局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抗议，大家纷纷组织起来捐钱捐物，保卫学校，营救被捕的同学。但日暮途穷的反动当局，罔顾民意，变本加厉，终于派兵进驻交大实行镇压，并缉捕交大学生，上海交大被迫遣散，使这个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变成了军营。学校安排逃离的沈泳元，带着学校发给的二十斤“应变米”，转移至同学王甲升的父亲在上海的住处，沈泳元又一次失学。缉捕交大学生的风声日紧，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不连累同学的亲人，沈泳元在一个深夜，只身潜到上海火车北站，贸然跳上一列开往杭州的火车，在杭州的亲友处借住下来，脱离了险境，总算松了一口气。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上海、杭州很快被解放。“杭州解放了”！沈泳元融入群众队伍，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在杭州《东南日报》门口，看到有解放军记者在写稿，沈泳元就上前边口述、边手写，控诉上海交大学生受迫害的事实，次日，一篇题为《血淋淋的日子》的报道就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了。1949年5月21日，解放军军列开进义乌，沈泳元随后回到解放了的故乡佛堂。久别重逢，父母当然喜出望外。只是当年地方社会犹未安定，尚有土匪猖獗横行，沈泳元此时又经历了痛心的一幕：父亲与叔父一度被土匪“请财神”，绑架到佛堂过江的一处小庙中受“老虎凳”、“敲竹杆”，沈母花光了家里的金银细软，再一次保下沈父之命。
新中国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复课，沈泳元回到了学校继续上学，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曾经朝夕相处、同窗共读的史霄云、穆汉祥两位同学，于上海解放前夕英勇就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复课伊始，学校开了追悼会，在校内大草坪南侧安葬史、穆两位烈士的遗体，墓碑铭刻着牺牲烈士的英名，让人们永远缅怀。
1952年，沈泳元在交大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亲身参加新中国建设，实现了战时求学的“读书救国梦”。沈泳元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丙台台长、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台长。此后，作为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做出了贡献。
现年82岁高龄的沈泳元，依然勤奋学习，发表科学论文，参加各种活动，发挥着光和热。回首峥嵘岁月，他谆谆告诫当今的年轻人，忧思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人们在享受现代多姿多彩幸福生活的同时，不要忘了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在是怎样的环境下生存、求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