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力量。民族主义能够激发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能够号召、动员、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向着伟大的理想迈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振兴和崛起进程中的国家，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离开民族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想象的。
从国际局势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趋同化，这种趋同化并没有导致天下大同，反而损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给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带来危机；美国的霸权主义有增无减，并派生出单边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主义等新的特征，对主权国家和现行国际法体系构成严峻挑战；世界安全局势不容乐观，美国、英国、日本、俄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增加了国际不安全因素。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果没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国内情况看，一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沾染了浓厚的买办意识和洋奴思想，贬损自己的民族，轻视自己的传统，竭力鼓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一切以西方价值为准则；一些买办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吃里扒外，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异化，背离了改革开放的本来目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恰恰是凝聚、整合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的纽带。
一个大国的崛起会改变既定的国际秩序，难免会引起国外的担心和警惕。这种担心和警惕是逐步得到消解，还是变为中国发展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惟其如此，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首先表明中国要发展，要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表明中国要和平地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方式，是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战略性承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能实行极端、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必须奉行温和、理性和开放的民族主义。
温和就意味着不极端。中华民族是温良的民族，奉行“以和为贵”和“中庸之道。温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平和大度的，可以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和平相处的思想意识，它将自己对民族的热爱深植于内心并化作切实的、持之以恒的行动，而并不需要“日本人不得入内”这样极端而煽情的口号。
理性就意味着不狂热。当有人把当年义和团的方式继承下来，发扬起来，以殴打外国留学生、冲击日本料理店来表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的时候，我们要明确地作出判断：这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我们要与这种狂热划清界限。
开放就意味着不狭隘。它不是狭隘地抱残守缺，而是具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在继承优秀传统文明的同时，敞开胸怀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使自己强盛起来，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温和而不极端，理性而不狂热，开放而不狭隘，这便是和平发展的中国所需要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这种新民族主义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本文总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中国需要的是温和、理性、开放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极端、狭隘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前者需要提倡，后者需要防止。
（一）一些青年在互联网上鼓吹民族主义，搅动了那些号称“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酣梦。网上的消息传到公寓里、学院中，那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刻大哗。于是忧心忡忡，口诛笔伐，打棍子、扣帽子，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狭隘、极端、危险，糟得很。”不要说中间派人士，即使一些民族主义青年，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和责难，也跟着气馁起来、动摇起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主义”是否真的很“糟”。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是狭隘、极端、危险，糟得很吗？
还是让我们认认真真地剖析一番、思考一番，然后再作出判断吧。
（二）什么是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模糊不清、很难定义的概念。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如果不深究，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若想说清说准，给它一个严谨的定义，却是很难。
梁启超先生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先生所说的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指弱势国家的民族主义，其根本宗旨在于实现和捍卫民族独立。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弱势国家的民族主义，它以整个国家为主体，主要是针对外国而非国内兄弟民族。其构成要素似乎包括爱国思想、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复兴民族的抱负，以及对分裂祖国势力、外国反华势力的反对和抗拒等等。
实际上，民族主义有两种情况：弱小受欺时，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抗，求民族独立、求民族尊严、求国家统一，这往往来自于求生的本能和对祖国、民族的热爱；实力强盛时，民族主义极易演变为大国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这通常来自因实力超群而产生的傲慢和野心。
美国的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大国霸权主义，苏联的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民族沙文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军国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表现为对外敌的反抗。这说明，强势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带有进攻性，弱势国家的民族主义则带有防御性。前者是违背道义的，后者是符合道义的。
强国不喜欢弱势国家搞民族主义，甚至不遗余力地诬陷诋毁他国的民族主义，因为他国的民族主义会阻碍他们的霸权主义和价值观的输出。这就是他们自己在大搞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他国的民族主义进行妖魔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即所谓“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跟在西方保守主义者后面诋毁中国的民族主义，要么是头脑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
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就一直是民族主义追求的理想。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一旦实现，又会成为呵护民族主义的襁褓，两者相辅相成。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是基本的生存单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一个国家的至高准则。西方一些国家所谓“人权大于主权”的说法是一种伪善的双重标准：当他们想攻打某个国家时，“人权大于主权”就成了他们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当第三世界穷国的公民要到他们那里享受一点人权的时候，他们却连忙以主权国家的姿态紧紧地关上自己的大门。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三）民族主义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民族是人类基本的生存单位，民族国家是基本的主权单位。在今天的世界上，谁能脱离民族而生存，谁能脱离国家而存在？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追随于西方保守主义者之后，竭力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妖魔化，但他们忘记了，倘若没有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像林则徐、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领导或参与的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哪里会有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哪里会有今天和平发展的中国？
一个人可以具有不同的身份。比如，你可以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同时可以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还可以是某个宗教的教徒。但不同的身份之间往往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有主次先后的。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会强调自己是哪国人，然后才谈得上是哪个党派、哪个宗教。中国与苏联、越南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然而当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分歧时，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显然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也印证了，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或苏联人、越南人，然后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们往往首先是美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然后才谈得上是某个宗教的信仰者。当然 ，这一状况并不是永恒的，但在超民族、超国家时代没有到来之前，或者说在“天下大同”没有到来之前，民族与国家利益是决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至高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和国家的背叛。
（四）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这是两个相互交叉而容易混淆的概念。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但两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英国政治学家米诺格（Ｋenneth Minogue）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现实的祖国，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而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现实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笔者以为，民族主义不仅致力于现实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而且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自己祖先的优良文化传统采取尊崇的态度。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个比爱国主义更广泛也更深远的概念。
（五）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所表达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矛盾。民族主义是对外的，民主主义是对内的；对外应以民族主义争国权，对内应以民主主义修人权。有人指责民族主义者思想左倾，实则未必。以本人为例，非但不反对民主政治，恰恰主张民主、法治和人权。渴望自己的祖国强盛起来，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是民族主义者的根本理想，而实行民主、法治和人权，恰恰是通往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对外要相对强硬，横眉冷对千夫指，捍卫国权；对内要相当柔和，俯首甘为孺子牛，善待同胞。
（六）一个人总要有点阳刚之气，一个民族更要有点阳刚之气。“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失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这是恩格斯对懦夫的诘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狼的面前，不甘于作羊，命运是不一定的；而甘于作羊，命运则是一定的。俄罗斯有谚：“你要变为绵羊，狼是不反对的。”狼所反对的，是羊也变成狼，甚或变成打狼的猎手。
近代中国陷于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性格的衰弱当为其中之一因。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严重压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自卑、奴性、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成为我们民族性格中挥之不去的劣根。在新的世纪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这种劣根性必须加以根除。
“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化解矛盾，息事宁人，塑造平和宽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们对这一哲学的信奉过了头，就失去了平衡。阴阳平衡是事物的规律，只和而无争，断难维持长久。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强大王朝，总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强悍姿态开其端，而画上句号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风的阴柔天子。秦朝的一统天下，汉朝的勇猛出击，唐朝的鼎盛气象，明朝的光复汉治，清初的开拓疆土，无一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这是历史的规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陷入历史的低谷，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固然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实力不济，但在很多时候实力不济并不能成为屈辱挨打的借口。1885年中法战争，我们打了胜仗，结果还是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1894年甲午战争，我们的北洋水师装备并不落后，但还是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没。为什么？因为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绪和失败主义使很多官兵丧失了必胜的意志和勇气。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民族觉醒，对外敌的压迫不再忍气吞声、屈辱求和。这至少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了精神的复兴。试想，如果没有伟大光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争，中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落后要挨打，软弱也要挨打。大宋王朝并不落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文鼎盛，不但在东亚，就是在全世界也是遥遥领先的。但是由于不尚武、不强悍，这个富甲全球的庞大王朝在落后的少数民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国都沦陷，皇帝被俘，留下了贻笑天下的“靖康之耻”。西方人信奉实力，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没有强大力量、没有英雄气概的民族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会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不管人们用怎样美妙的词藻描绘人类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弱肉强食也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侵略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形态，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法则，但我们却不得不去适应它。
环视全球列强，无论美、俄、德、日，无一不是强悍尚武之国。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都说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兴一个国家，仅有智慧是不够的。靠着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实现方案需要行动，行动无一例外地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没有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再好的方案也实现不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才一样，既取决与智商，更有赖于情商。国家亦然。国家的情商是什么？主要的就是国家意志是否坚强，民族性格是否骁勇。日本的强大乃至韩国的振兴，都足以为我国之镜鉴。我们有些学者、官员，一听到外国人炒作中国威胁论，就担心得要命，不敢这样、不敢那样，非要人家说你好才感到身心舒泰，这种心态是没有出息的。漠视外国人的对华态度固不可取，但过于重视外国人的态度，也大可不必。这里不妨重提那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
（七）衰弱的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发展的中国同样需要民族主义。当年，衰弱的中国需要民族主义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压迫；今天，发展的中国需要民族主义来排除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凝聚力、号召力、动员力。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能够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能够号召、动员、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向着伟大的理想迈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国际反华势力是不怀好意的，是千方百计要加以阻挠和打压的。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离开民族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到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倒是比较实在，他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以对。”
如果有人以为，放弃自己的民族主义而遵循西方价值观行事，就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善待，那他就错了。俄罗斯为了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惜实施休克疗法；普京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十分迁就欧美，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欧盟东扩、北约东扩，直逼俄罗斯边境。格鲁吉亚、乌克兰大选争执的背后，无不隐藏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良企图。西方千方百计地向一些不同体制的国家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其目的并不是让它们强大起来，而是让它们半死不活，成为自己的附庸。现在该是俄罗斯人反省的时候了：你们从盲目跟随西方的巨大“政治工程”中得到了什么？倒是你们戒备和防范的中国在真心实意地和你们友好相处，还是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吧。
（八）民族主义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素的说法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当前的世界形势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趋同化，但这种趋同化并没有导致共产主义式的“天下大同”，反而严重损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给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带来生存危机。二是美国霸权主义有增无减，并派生出单边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主义等新的特征，对主权国家和现行国际法体系构成严重挑战。三是世界安全局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乱与动荡此起彼伏，美国、英国、日本、俄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增加了国际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不安全因素。上述各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不搞先发制人的国家惟有中国一家。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果没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至迷失自我，如何自处于世界动荡之秋而不至陷入被动？
（九）民族主义是我们凝聚民族力量的纽带。从国内情况看，有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沾染了浓厚的买办意识和洋奴思想，贬损自己的民族，轻视自己的传统，竭力鼓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一切与西方接轨，一切以西方价值为准则；一些买办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的代言人，正在吃里扒外，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损害民族工业和国家利益。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异化，背离了改革开放的本来目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现在，台独势力甚嚣尘上，钓鱼列岛和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尚被外国霸占，国际反华势力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统一。而我们抗拒反华势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靠什么？固然离不开飞机导弹，但更具有根本性的力量，是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是我们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深挚情感和强烈认同，是亿万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一句话，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要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我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还有一个问题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成分正在多元化，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民族主义，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凝聚、整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十）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人自信心增强；传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出社会，给民族主义以“思想的空间”；与外国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摩擦频率的提高，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华历史，给中国人以强烈的刺激；中国人在接触国际社会后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认识等等，都是导致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原因。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十一）中国的发展需要温和、理性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一位观察家写道：“中国的发展就像另外一个太阳进入了太阳系，她影响着这个系统的重力以及磁场，也影响着周边的每一个小星球。……中国发展之后，每个人都要重新计算自己的政策得失。”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外国特别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担心和警惕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担心和警惕是逐步得到消解，还是变为中国发展的阻力，既取决于利害关系，也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惟其如此，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的自我完善；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寻求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避免因物质和偏见引起的冲突，妥善处理因利益引起的冲突，争取国家间的双赢和多赢，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和平发展，首先表明中国要发展，要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表明中国要和平地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方式，是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战略性承诺。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摆脱侵略战争的野蛮方式，而以理智的态度、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间矛盾和冲突的难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也必然奉行温和、理性和开放的民族主义。
（十二）温和、理性、开放，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温和而不极端。中华民族是温良的民族，奉行“以和为贵”和“中庸之道”，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奉行温和的民族主义不是难事。温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平和大度的，可以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和平相处的思想意识，它将自己对民族的热爱深植于内心并化作切实的、持之以恒的行动，而并不需要“日本人不得入内”这样极端而煽情的口号。
理性而不狂热。民族主义中的确存在着可能的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者容易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产生孤立主义、对抗意识和保守排外的思想倾向。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当属义和团。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是在祖国遭受列强欺凌践踏的苦难中挽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动；但其对洋人洋货洋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打砸排斥态度，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义和团为此付出了毁灭性代价。当有人把当年义和团的方式继承下来，发扬起来，以殴打外国留学生、冲击日本料理店来表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地甄别，这是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作出回答：这不是理性的民族主义，也不真正的爱国主义，我们要与这种狂热划清界限。
开放而不狭隘。真理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的热爱过了头而导致狭隘的优越感，则这种民族主义就有被人利用为反对改革开放的武器的危险性。笔者在此强调，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该狭隘地固步自封，而应当具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在传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乐于接纳人类普世价值，大力倡导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不应该狭隘地抱残守缺，而应当敞开胸怀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使自己强盛起来，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温和而不极端，理性而不狂热，开放而不狭隘，这便是和平发展的中国所需要的新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新民族主义，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它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其本质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国际问题上尤其如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介于极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是一种“中庸之道”。其基本追求，是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希望世界上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那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要么是对中国无知，要么是居心叵测。
（十三）人当自强，国更当自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强盛才能赢得尊重。当然，理想的状况是强而讲理，那样才能让人口服心也服。美国固然很强，但它有时候太霸道，不讲理，世界上许多人许多国家对它不服气，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人们希望出现一个富而为仁、强而不霸的国家，奉行温和、理性、开放民族主义的和平发展的中国，应该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
（十四）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绝非洪水猛兽。一些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痛恨中国的民族主义，视之若洪水猛兽。他们的手法是以“理性的姿态”将中国人当中的过激言行，如向赵薇泼粪事件、深圳一家饭馆的“日本人不得入内”事件等等，加以集中、渲染和放大，然后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灭净，除之后快；与此同时却无视日本右翼势力迅猛膨胀的基本事实，竭力淡化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声称日本右翼力量很小很小，“在日本人口中不过是个零头”。他们如此这般无非是想证明日本很纯洁、很无辜，而中国却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狂热，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批判挞伐的堂而皇之的口实。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先不要忙于大张挞伐，而是要弄清目前的中国究竟有没有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诚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的确存在着针对日本的过激言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感相联系，其实质是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和反华言行的一种反对性和情绪化表达，并不具有实质的侵略性和威胁性。中国人民是宽厚善良、通情达理的，持极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国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针对某些国家、某些洋人的反华歇斯底里，一些中国青年言词激愤，看似调门很高，而实质上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不过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已，不过是要求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这种言论主张，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言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中国，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不可能得到普遍响应，中国不存在极端和狭隘民族主义发育和蔓延的土壤，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
（十五）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指责中国民族主义的人，恰恰应当受到质疑。他们的一个问题是完全回避了日本的挑衅与中国的回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是非界限，也不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别的国家没那么嫌恶和反感，而唯独对日本如此。他们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民族今天何以对日本如此愤愤不平？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有仇恨日本的基因吗？中国人的情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过激的言论固不可取，但抹杀了事情的因与果、是与非，就失去了说理的基础。
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是以“超国家主义”的姿态出现，似乎自己是没有国籍和民族的自由主义公民；而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洋人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为谋求全球霸权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诅咒弱势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日本政治右倾化持赞赏或宽容的态度，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有实行正当民族主义以捍卫自身权益的自由，却希望给美国以蛮横推行霸权主义的自由，希望给日本右翼势力以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自由，这是什么逻辑？要知道，对于美国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之类的事情，不但是曼德拉、卡特等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们反对，就连西方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是不赞成的，而我们的一些人却追随在西方极右势力屁股后面起劲地鼓噪。至于这些年来中日政治关系不好，其责任明摆着在日本方面，连日本外相和一些日本媒体、日本学者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媒体的一篇文章却指责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打通了中日之间充满血与火的历史隧道和争吵不休的现实”。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颠倒黑白的歪理邪说，与日本反华极右分子石原慎太郎的观点如出一辙。这种抹煞是非的胡言乱语是来源于昏聩弱智，还是利令智昏？是方法有误，还是屁股坐错了地方？
（十六）在一个民族通往复兴的道路上，离开了精神的复兴，就不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在全球化逐步淹没各国文化特色的情况下，在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仍然是基本的生存单位和利益单位的情况下，在我们新的精神信仰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在祖国统一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弘扬温和、理性、开放的民族主义，需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今中国，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培育。时代呼唤中国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热爱祖国而不走极端，坚守理性而不盲目狂热，学习先进而不妄自菲薄，做温和、理性、开放、具有坚强民族精神的爱国者。当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成为这样的爱国者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