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著名作家柯灵先生以91岁的遐龄驾鹤西去了。他老人家为读者留下了等身著作，备极哀荣，在后辈们痛悼的泪光和赞美声中，走得安详，走得无憾。

　　柯灵终生勤于笔耕，在新闻、电影和文学诸多领域内都有建树，还担任过显赫的社会职务，享有过辉煌的荣誉。柯灵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名人。他一生中最具震撼性的壮举，是晚年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的文艺可以与“与抗战无关”论翻案。为了想把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铁案翻过来，必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然要否定整个抗战文坛，否定左联乃至新文学运动。柯灵把当年爱国文坛对梁实秋不抵抗主义言论的批评，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场笔墨官司”，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冤案”，大声疾呼必须“平反”。他指责当初抗战文坛是“只眼见事”，是因为鲁迅在世时与梁实秋积有“宿怨”，“左翼文坛”借此蓄意报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与生俱来的极左“宿疾”的延伸；把最初质疑梁实秋错误主张的评论家斥之为“左霸”和咬人的“??”者，还把整个爱国文坛主张文艺必须抗战的言行，说成是“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表现，是“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把处于强权控制下的广大爱国者，对执政当局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的严峻动向表示忧愤的正当舆论，谴责为“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谔谔”的“绝对化”，断言“当年的政策”全都错了，自“五四”和左联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到了抗战时期，也就成了“灯火阑珊”亦即灯火将残的没落文学。

　　其实，即使在台湾文艺界，对梁实秋在抗战时期发表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言论，也早有公正评说。著名评论家、台湾前“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就在《艺文春秋》上发表过《梁实秋洁身自爱》一文，说起这位“一辈子皆吃国民党饭、做国民党事”的梁氏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是“闯了祸”、“帮了国民党的倒忙”，孤立到了连“政府区文化艺术界也无人出来声援解释”的凄惨地步。而柯灵却孤注一掷径情直遂，还自豪地宣称为了替梁实秋的这一立论翻案，而敢于“涉及当世权威和许多前辈”，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主张文艺必须抗战的鲁迅、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思想家、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一概骂成“酷爱绝对化”的“宿疾”患者，将壮伟的抗战文艺阵线诅咒成盲目为“宿怨”而争斗的狭隘群体。

                               二

　　趁着中国进入新时期提倡思想解放的机会，柯灵相继撰写了上述主题的一系列文章，向海内外多家报刊同时发稿，其中《回首灯火阑珊处》一文，是以特约主编身份，为《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所写的引言，是序言选集的序言，引起了轰动效应。不少作家学者因为痛恨一度祸国殃民的极左思潮，便把柯灵视作神通广大无所畏惧的青帝，热烈称颂他为“率先反省左翼思潮的历史偏见”的先驱，“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敢于“仗义执言”、“伸张正义”，堪称 “哲人”，“高山仰止”，“独一无二”，“铮铮铁骨”，“高瞻远瞩”，“文章达到了峰峦之巅”，“有骨文章，无瑕人生”，“人品文品皆楷模”，等等等等，把他捧到了不可企及的高度，捧成了新时期叱咤风云的文坛猛士和思想巨人。对于柯灵这一惊世之举所产生的影响，一位作家在《柯灵传》中还作了这样描述：“仿佛是一股暖流融化了山巅上的冰雪”，“为大家带来春天的气息”，“宛如阵阵春雷，震动不仅国内，而且整个海外华人文坛”。

　　本来，国人都有着“为尊者讳”的传统习惯，更不忍心随便打扰已经作古的尊者亡魂。可是，犹如任何高分贝的轰鸣必然会带来天地间的回声一般，反馈的回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就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918爱国网和人民网同时发表了题为《柯灵为何诋毁抗战文坛》和《柯灵反对抗日的真面目》的两篇专稿，并加按语组织讨论。作者钟宛声用翔实的史料，披露梁实秋主张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并非偶然失言，“一二九运动”刚刚过去，当被残酷镇压的爱国者血迹未干之时，梁实秋就在他主编的《自由评论》第三期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弱国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公然表明自己是一个对列强侵略的不抵抗主义者；而柯灵不但主张不抵抗日寇侵略，还干脆主张屈膝投降。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于1938年5月2日在上海一家著名大报的副刊《世纪风》上，以其常用笔名“陈浮”发表了题为《切实一点》的评论。身为该副刊的主编，竟秉承汪精卫的政治主张，直接使用汪精卫的卖国腔调，极其刻薄地训斥和嘲笑爱国抗战者“放空心大炮”，“命如纸薄心比天高”，并“恳切中肯”地劝导国人不要反抗侵略，“很可以不必再坐立不安”，也不必跑到内地去，不如“切实一点”，“生些火，洒些水，种些花草”，安心地在沦陷区当顺民。

　　钟宛声的专稿还指出：柯灵在他的名篇《遥寄张爱玲》一文中，竭力推崇张爱玲及其作品，有着两个突出要点：其一、感戴日寇和汪伪的德政，就因为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其二、张爱玲写的是“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所以能“登上灿烂的高峰”。基于这样的认知，柯灵便无法掩饰地表达出了为世人所不耻的观点：“不反对”日寇和汪伪，用文学艺术替殖民统治“粉饰太平”，是一种识事务者为俊杰的正当行为。事实证明：嗜杀成性的日本殖民当局正由于张爱玲的作品给他们粉饰太平做出了贡献，所以才会把她视作日本帝国的功臣和贵宾，特邀她为“大东亚文学会议”的代表。由此看来，在柯灵的心目中，当初就不该抗战，让殖民者的战刀把新文学传统彻底切断、剁碎，那才会出现他理想中的文学繁荣和新人辈出！

　　柯灵还在《遥寄张爱玲》中说到自己被日本宪兵队拘询一事，感念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的搭救。胡兰成时任汪伪政权的中央委员、中央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长、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世人称为汪逆的“公馆派儒将”和“文胆”。柯灵在被拘第六天虚惊一场安然脱险后，竟忘了身在何处，尽管仍旧匍伏在日寇铁蹄下当奴才，还要情不自禁地发出“人世真是美好”的赞叹。他在1997年2月12日致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中又说：“释放后，每星期天还要到宪兵队报到，月余后才宣布中止。每次报到总是忧心忡忡，十分紧张，惟恐又被扣留”。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在日寇面前丧魂失魄苟且偷生之态，果真是“好死不如赖活”！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柯灵对自己这种糟蹋国格人格和士节的可悲情状非但不以为耻，反而当作人生华章在海内外的著名刊物和国际互联网上到处炫耀。难怪在抗战时期曾经专门研究过汉奸档案的台湾著名作家刘心皇，在由他所著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一书的开篇《目次》中，就赫然把柯灵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

                               三

　　钟宛声的专稿，还披露了柯灵畏敌媚敌、反对抗战、憎恨爱国抗敌阵线的诸多事实。柯灵甚至还搬出一位高僧的“人之好善，谁不如我”的名言，借用“勿抗恶”的宗教理念，来宣扬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因此，当专稿在网上讨论之初，就有网友指出在大陆也不乏李登辉式的皇民遗孽，需要保持警惕。

　　诚如专稿所剖析的那样：今天的青少年也许不能想像抗战初期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最为严峻的不是外来侵略者的凶悍，而是国内投降派和不抵抗派的夺魂喧嚣，以至爱国华侨陈嘉庚要在国民参政会上愤怒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这些丑类中的代表人物，除了政府要员便是社会名流，他们恬不知耻地公开反对抗战，许多人早早地为自己当亡国奴作好了铺垫，写文章暗送秋波和为敌张目便是某些无耻文人最擅长的一法，头号文化汉奸周作人就是这样走上附逆之路的。一切不抵抗主义者的蛊惑所造成的罪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否则不能想像汉奸汪精卫的军政文化系统，能够在短短几年中遍布半个中国，扩展成一支数百万人员的浩荡队伍；更无法理解先后竟会有五十多万国民党的正规军投降倒戈，充当汪伪军的主力，配合日寇残杀中国人。

　　中华民族要崛起，非得抛弃市侩哲学和奴隶文化不可。《柯灵为何诋毁抗战文坛》和《柯灵反对抗日的真面目》两篇专稿问世已有两年多了，一度曾有大量网站和博客转载，读者无数；不幸的是，全国除互联网以外数以千计的主流媒体竟没有一家出声。不仅如此，原来使用关键词“柯灵”上网搜索时，这两篇专稿的题目与摘要均出现在各大搜索网站的首页位置，竟也很快被删除或屏蔽，连虚拟空间的一点点不同声音都想捂死，神经衰弱到这等地步，夫复何言！幸好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918爱国网、人民网、我们的文明网、血铸中华网、香港凤凰论坛网等一批著名网站至今还保留着原文或链接，立此存照。而同时，互联网上为柯灵歌功颂德的文章，则重叠反复无穷无尽多达百万千万计。洋洋大观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对柯灵的褒扬也依然如故；圣洁的龙华烈士陵园中，依然留存着由柯灵拟稿的碑文，让无言的英灵强制受辱；以柯灵命名的学校，一茬一茬的天真儿童依然不知道自己为此而蒙羞；柯灵的著作依然陈列在大小图书馆，有的还作为经典在推荐传播；更有柯灵的各种题词题诗，依然在名胜地招徕着游客们的瞻仰，为柯灵名垂千秋造势。

　　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真假不分、荣辱不分、香臭不分、黑白不分，邪气不衰，浩气不振，混沌一团，这种奇异景观，对一个伟大文明古国的文化现状该是多么无情的嘲讽！

　　无数事实证明，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骗子往往也能扮演英雄的角色。封杀披露真相的不同言论，尽管违背国家宪法和普世原则，但或许出自好心，既为保护柯灵亡魂的体面，也照顾重用过柯灵的组织和崇拜过柯灵的读者们的感情。其实，哪一条江河没有泡沫和沉渣？勇于激浊扬清，原是自尊自强自信者应有的风格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柯灵的遗文遗物当然也允许与世长存，不过至少应当还民众一点知情权，让大家明白其来历，得出各自的判别，研读他的著作时也好有个参照，有实际贡献也好得到确认，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平等讨论，有不当批评也便于及时纠正，达不成共识也不要紧，就像李登辉那样，他还健在，就因为挡不住别人说真相，举世都知道他原来就是日本皇民，日本名字就叫“岩里政男”，他不断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和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也合乎逻辑；他曾是共产党员，又背叛共产党混进国民党，成了国民党主席，又背叛国民党成了台独教父，有人崇拜他，有人唾弃他，各听其便，后世也就有依据可以客观地评说这位“百变金刚”了。

                               四

　　抗日战争，关系着民族大义，是断不可颠倒是非的。否则，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有何颜面正视数百万英勇献身的烈士和数千万死难同胞的泉下之灵！比较一下我们的近邻韩国，迄今还在严厉实施《亲日真相查明法》，对半个多世纪前日本统治时期韩国人中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进行彻底调查，不仅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更为了严防亲日分子的残余势力和政治影响遗害国家与后代。

　　柯灵的大节有亏早就不是秘密。抗战时期他被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吓破了胆，认定中国必亡，公然撰写媚敌劝降文章，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想赖都赖不掉；日寇大势一去，他便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人士。据《柯灵传》和报刊文章生动记载：大陆解放后，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在即，柯灵作为民主党派的理事，却没有收到请柬，原来有人告到中央，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他痛苦地与夫人商量”，认准要改变处境，“惟一的办法是争取入党”。于是，夫人就“自告奋勇去拜访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不到一年，柯灵便“解决了组织问题”，预备期为两年。加入共产党需要夫人走后门当说客，岂非天下奇闻！由此说明柯灵入党，纯粹是为了依附业已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执政党以谋求个人伸展，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只是演戏。“反右”时，他斗志昂扬地从电影系统杀到作协系统，声嘶力竭地拍桌子批斗著名作家傅雷，改革开放后大地回暖，他又以挚友身份悲天悯人地到处发表文章痛悼傅雷。一当苏联和东欧进入剧变阶段，他又认定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便不失时机地向爱国抗日文坛和新文学运动发难，并且公开撰文把一切政治理想都讥为“皇帝的新衣”，力图阉割“五四”以来艰苦形成的新文化体系的爱国主义灵魂，为隐藏劣迹和铸造金身作不懈努力。由此可见，把柯灵当作代表先进文化的“哲人”形象大肆宣扬，实在是一种有辱中华先祖和误导民众的怪诞行为，是要遭到世人笑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