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02月01日消息： 我们在做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长期采访中，尤其在最近１８家媒体寻找在日劳工的活动中，发现了一个事实：为中国劳工索赔提供资金和法律支持的，绝大多数是日本人。这样的现实狠狠刺痛了记者的心，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我们找到了赵冬苓，一个自称“普通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的著名作家、编剧。目前，她正自筹资金，拍摄大型纪录片《未来之讼》，调查寻找那些沉默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她和日本律师团以及民间组织有着很频繁的交往。
他们为什么
这样帮助中国人
坐在我们面前的赵冬苓显得很疲惫，她刚从湖南拍摄回来，马上又要去北京会见日本律师，２月还要参加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有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律师、学者参加的对日战争诉讼研讨会，３月要赴日采访７３１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判决，４月采访日本福冈法院要判决的一起劳工索赔案，而她的纪录片计划在今年８月收拍。
“使我决定要拍这部片子的是日本律师小野寺先生。”赵冬苓用敬重的语气说。那是去年，赵冬苓去北京采访小野寺，当时她透露了要拍一部片子的事，没想到在第二次见面时，小野寺给她看的诉讼计划中就有了这一部分，“可这部片子当时还没谱儿，我说，我会努力，但能不能做成，我不敢说。”赵解释说。小野寺立即神情肃穆地连说了两遍“拜托了，请务必成功”。“就在那个时候，我下了决心，就算吐出血来，我也要把这事做成。”
小野寺是日本著名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的索赔，山西慰安妇案，刘连仁劳工案，７３１部队细菌战案，平顶山屠杀案，花冈暴动案，无差别轰炸案都是因他而起。“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力量，是日本那些有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而最早的就是小野寺。”赵有点遗憾，遗憾这样一件事不是中国人做的。
赵冬苓第一次采访小野寺时，心中有戒备，也有猜忌：为什么一个日本人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随着采访的展开，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１９９４年，小野寺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到了沈阳和南京，看了许多日军侵华的遗迹，“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面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谢罪。”
这之前，小野寺在律师行当里干了３０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小野寺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赵冬苓说。
一系列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案的背后都有日本国内的支持者。六七百人的律师团，和他们后面更为庞大的支持团，这些人扛着标语，拿着募捐箱，走在街头、广场，筹款，呼吁……理由也不复杂，“这是一件正义的事，应该做，同时也是为了日本，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能有长久的发展。”代理山西慰安妇案的一位日本女律师说。
他们付出了精力
也付出了钱财
让我们继续讲述这些日本律师的故事。
赵冬苓很敬重小野寺，不仅仅是因为他无偿的艰辛工作，更是他打官司的风格。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东京的一个小孩掉进了臭水沟，淹死了，他的母亲被抓起来，因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被判了缓刑。这个母亲找到了小野寺，他立即对东京的贫困地区作了调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臭水沟，也有很多孩子命丧于此，于是他发动了所有的受害者参与诉讼，对象是当地政府，结果是：他们胜诉后，所有的臭水沟都加了盖，再没有孩子淹死了。“在代理华工对日战争索赔诉讼中，他的处理方法和这起事件如出一辙。”赵冬苓说。
“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大多从受害者的角度去要求和平，从加害者角度去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被排除在主流意识之外。”小野寺这样对赵说。“事实上，他也因代理华工案而被排除出了日本主流社会。”赵向我解释。
在代理华工诉讼时，小野寺犹豫过，因为在日本打官司，一个案子拖上１０多年是很平常的，而当时他已经５３岁了。“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诉讼，对我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小野寺告诉赵。
小野寺找到了一位中国劳工??刘连仁，刘同意了起诉日本政府。
小野寺去找了日本律师界的泰斗尾山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又找了一位后起之秀，选择的标准是：富有智慧，这句话的含义是，日本国内没有相关的法律，他们必须用国际法超越国内法，用法理??人类正义??说服法官。
成立律师团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援团和由各界民众组成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筹集资金，保证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他们有个最大的理想：通过个案的成功敦促日本国内立法，求得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
这场诉讼看上去更像一场战役。
去年７月１３日，刘连仁告日本政府索赔案终于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当法院宣判时，这些为此案奋斗了６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有哭，当刘连仁的儿子和他握手时，他却瘫倒在地上。
那一夜，他们喝酒到天明。
前面提到的那位代理山西慰安妇案的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到中国，其实所有的日本律师都和她一样，来中国的花销都是自理，甚至请人调查取证，请受害者赴日出庭的费用也由他们出。
“这些日本律师帮中国人和自己国家政府打官司的最大艰辛不是来自国内右翼势力，而恰恰是他们想帮助的人，这种阻力来自于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的戒备和不信任。”赵对此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一位他们曾无偿帮助了六七年的受害者对赵冬苓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
“真正可恶的是一些脑满肠肥欲壑难平的人。”赵冬苓已经有点愤怒了。“一直帮助我的朱女士说，当年这些慰安妇受害者受那位女律师邀请，第一次到日本出庭做证，为她们办理出国手续的某官员竟然说，‘没有我帮忙，你们出不了国，我们签个合同吧：如果官司打赢了，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我。’”
“他们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压力；在中国，得不到广泛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这是赵在采访中始终询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赵这么说。
钱，本不应该
成为一个困难
采访过程中，让我的心绪时刻翻腾的是：除了日本律师，在国内像赵冬苓这样沉默而务实地做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的付出也都是无偿的，行动的理念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同胞所遭受的伤害应该由我们自己来伸张，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让日本承认战争的侵略事实并赔偿受害者。
但他们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最大的是：资金。
我不解地问过赵冬苓，为什么国内支持对日诉讼的人这么少，赵的回答让我有点惭愧，“因为知道在做这项工作的人太少，正因为知道的人少，钱就成为一个问题。”
记者了解的一个事实可以佐证：北京方元律师事物所的康健律师到山东莱芜调查取证，在路上遇见了一名当地的私企老板，当他得知他们是帮国内受害劳工跟日本政府打官司时，向她们提供了一辆车，临走又给她们买了火车票。“这是我接受的第一笔资助，我感动，因为是我的同胞在支持我。”康健告诉记者。
其实，每个中国人在这件事上都不是冷漠的，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台湾的李敖，这位作家为支持当地慰安妇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拍案而起，毅然变卖了他珍藏的所有字画和古董。
“前面提到的那位朱女士，叫朱春丽，是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是个很纯粹的人。”赵冬苓这样评价朱。五六年来，朱一直全程义务负责中日双方有关人士的联络、翻译工作。“她从来不接受日本朋友的财物，日本律师多次想送她东西表达谢意，都被她拒绝了，非常自爱。”赵的声音大了起来。
还有我们上期提到过的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所的刘宝辰教授，从１９９０年，刘开始调查花冈事件，所有的费用都出自他微薄的工资。
赵冬苓目前除了紧张地拍摄长达２０集的纪录片《未来之讼》外，还在不断地通过朋友，朋友的朋友，收集支持刘连仁二审的签名。刘连仁已经去世了，继续这个诉讼的是他的儿子。
日本律师团希望中国国内能提供５０?１００万个签名，这项工作要在今年上半年结束，采访中得知，日本律师团也痛感国内支持这项工作的人太少。
通过国内媒体对此的广泛关注，以及本报和全国１７家媒体共同发起的劳工寻亲热线的热烈程度，可以预见，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索赔官司要跟日本政府打，难道我们还要继续主要依靠日本人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