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抚今追昔，世纪伟人邓小平曾是抗日战场上的战将，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立下卓著功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航船，并成为中日友好条约缔结的和平使者；他更是中日关系永久性正常化的捍卫者，对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高义薄云，从抗日主将到和平使者

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始终活跃在抗战的最前线，他和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成为抗日敌后战场上的重要主力之一。八年抗战中，邓小平领导创建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拥有县城105座，人口2400余万，面积18万平方公里。正规军由抗战初期9300多人发展到30万，成为全国19个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

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努力联合在华的日本革命志士，争取和感化日本士兵和战俘，促使他们脱离日本军国主义控制，成立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代表的反战组织，毅然加入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制定的英明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他们付出巨大心血而浇灌的民族友谊之花，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在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成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1942年组织名称统一之前，发展到6个支部，即：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山东支部、太岳支部等，遍及华北日军的19个师旅团。1943年7月7日，邓小平等联名致电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各支部，对他们支持中国抗战表示感谢。反战组织在发展中统一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达到20个支部，盟员1200余人。7年期间，中国人民与日本反战友人之间的战斗友谊，是近代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是特殊环境和特殊方式下中日友好的铺路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二十多年的冰封时期，1972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政府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订和平条约进行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从1974年11月开始，一直是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虽经1976年的被打倒，邓小平在中日和约谈判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仍是无可替代的。

邓小平1975年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即1月20日，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毛主席定下来、周总理领导实行的中日友好的方针。邓小平指出：“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自从2月1日分工主管外事，一直到被再次打倒之前的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小平专管外事”期间，邓小平坚持全面整顿，倾心外交事务，4次接见日本政要和文化访华团。1977年8月再次恢复领导职务后，他着力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和国内经济政治的改革，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总设计师”。他洞察一切，根据国内国际的特点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一如既往地关注中日关系，力促中日友好条约的签成。邓小平自1977年至完全卸去领导职务（1990年）的十四年间，会见日本政要、经济文化、民间等访华团97次，5次与其他外宾会见中谈及中日关系问题；两次访日；6次为中日友好题词。他还多次指示和专门阐述对日外交大事，甚至还亲自撰文论及。

1978年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10月23日，邓小平参加互换批准书仪式后，会见了天皇裕仁，表示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在欢迎宴会的致词中，邓小平表示，我们的任务并未告终，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而道远；邓小平拜会和看望了曾为中日关系作出宝贵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参观了日本企业和乘坐了新干线超特快列车。在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表达了他谙练深邃的思想。邓小平在日期间，为日产汽车公司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为君津钢铁厂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为松下电器产业公司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十分深远，它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法律保证，为中日此后的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条件；它为我国对美外交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在尔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地区的安全环境，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为此，邓小平付出了最富个性的努力，表现了最有魅力的睿智，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矗立起中国外交史上的不朽丰碑。

　　二、高屋建瓴，确立世界格局大变动时期的中日外交方略

随着国内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经济政治力行改革，面对国际上风云剧变和国际力量对比极大失衡的形势，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外交战略进入重大调整时期，中日关系也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邓小平在历史性转折关头，确立了争取维护和平，谋求促进发展的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方略和思想，在对日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邓小平多次强调，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是总的趋势。他的新判断为我们外交新政策指明了方向。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日本外交的转型，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消长，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摩擦有所上升，中日关系也进入了战略层面上的重新调整和定位的新阶段。邓小平在中日关系处于矛盾交织、冲突起伏、不断演进的历史阶段，关于对日外交的战略观点和策略思想有着深邃的理论内涵，对于中日关系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些深入的剖析、科学的论断，显现和蕴含在他多次交流会见的谈话之中。

邓小平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账最多的国家，中日建交时，中国并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中日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又是近邻，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谈中国方面没有责任。”

“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坦率地说，虽然我们两国过去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两国人民相识比较深，应该优先发展两国的关系。”

就一些源于历史的现实问题，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就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指出，“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

就教科书问题，邓小平坚决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好多年没提这个历史问题了，这个题目出得好。我们的娃娃不能只知道友好，还要懂得历史。这一段主要的是教育人，包括教育日本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

就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首相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那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对日本方面来讲，不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损失。”“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个中国人民的感情。最近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事情。这些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

三、高瞻远瞩，用长远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即使在中日关系处于不和谐的时期，仍对中日关系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中日关系要向前看，要有长远眼光。邓小平说，“我们看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应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问题。”“希望今后交往更密切一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最后说一句带总结性的话：总结过去，放眼未来。”“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要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为不断加强和发展这种关系而努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 “中日关系在我国对外政策中占重要地位。”“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中日关系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关系搞好，是件大事，是重要的稳定因素之一。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中日两国友好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希望两国青年、儿童懂得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把两国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个事情不仅本世纪要做，到下个世纪也要做。”“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高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中日友好合作不仅对当前有重大意义，而且影响两国的未来，影响千秋万代。”“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

“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中日两国要友好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细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日中友协是最早为中日友好尽力的团体，是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喝这个井水的不仅是本世纪的人，还有下世纪甚至下下世纪的人；不仅有日本的后代，也有中国的后代。”

让历史告诉未来。在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倒退的形势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之际，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中日关系深邃的思想、高超的策略，对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应对中日关系上的困难和复杂局面，特别是如何科学地把握和驾驭总的趋势，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