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对于战争的悲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恶，如果由日本人自己审判日本战犯，很可能比国际法庭追究的战犯数量更多，更严厉
●越是中日关系出现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日本的问题是日本人自己引起的，日本问题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解决，归根结底还得要取决于日本确立什么样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
一个富有思考意义的问题
9月3日是中国抗战胜利日。联想到当前中日政治关系的止步不前，我突然回忆起一个问题。日本作家半藤一利在今年4月出版的著作《昭和史（战后篇）1945?1989》（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回顾了在东京审判之前，日本当时的内阁司法大臣岩田宙造等曾秘密草拟了“战犯自主审判方案”，但遭到昭和天皇反对的过程。
半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日本人自己在二战结束后进行战争审判，结果会怎么样呢？”这的确是一个富有思考意义的问题。可惜半藤自己的解答略显单薄，他认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死刑判决”。
的确，当时日本人对于战争的悲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恶，如果二战结束后，由日本人自己审判日本战犯，其结果很可能比国际法庭追究的战犯数量更多，更严厉。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京审判也不可能再来一次。
不过，我们按照半藤一利简短回答中的思路略作推想，就可以推演出三种结果，还可从这些结果中窥探到当前日本问题的出路所在。
更彻底地清算战犯
应该指出，始于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是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概念。从时间上来看，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加快“富国强兵”步伐，到1894年甲午海战、1905年日俄战争等，就已经将日本人民绑在了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从那时起，日本人民就进入了长达50年、直至1945年一败涂地的“战争长周期”之中，具有完整且层次分明的由战而败的经历体验。
从领域上来看，日本人民不仅体验了战争中流血与硝烟的军事过程，而且经历了接受军国主义“皇国史观”教育、思想被奴役的文化过程，感受了准备战争或服务战争的血腥资本积累及畸形发展的经济过程。这样长周期、全方位体验战争的经历，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使日本人民对战争具有特殊的批判态度。
日本一直有一个反战、厌战的巨大社会群体，他们中间有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等，他们的理想以及对战争方方面面的认知或许不一致，但战争给他们留下的回忆却都是痛苦和血腥的。
深受战争苦难的日本人自己明白，战争的罪责远远不止追究在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上，更应该清算以前不可分割的侵华战争乃至日俄、甲午等战争的罪责；而且不应该局限于军事战场上的部分，更应该全面理清日本军国主义在各领域活动的有机联系，彻底清算战争根源。
从这一点看，二战战败的军国主义者曾奢望“自主审判”会饶恕他们，认为“国际审判”对其判罚太重，很可能是高估了自己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地位。
一旦这些战犯面对的是日本人民的审判，势必会有日本人站出来控诉他们的罪行，由日本人控诉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日本人民必定是一种深刻的教育。世界大战的结论当然要由整个国际社会作出，但日本的改造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一亿三千万日本人民。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外科手术固然可以立竿见影，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潜移默化培育身体自强的力量。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是他们自己酿就的苦酒，必须要自己寻找解药，才能真正强化自己身体的抗毒能力，避免再次罹患这样的病症。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民的觉悟之日，就是东亚和谐到来之时。而这种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在实践中一点点培育、积累，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为日本人民创造这样的机会，60年前的东京审判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后还有许多类似的机会，应该让日本人民成为清扫战争垃圾的主力军。对于中国，越是中日关系出现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将所有战犯的丑恶公诸于世
人们常常将日本与德国进行比较，认为日本是一个对历史缺乏反省的民族。但对于其原因却少有深刻的分析。日本著名思想家梅原猛在《日本文化论》中指出∶要了解日本，就要充分把握其固有的深层文化特征。日本最大的文化特征就在于其民族性格的“多面性”与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所谓多面性是指在日本民族性格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体的结合∶如团队性与排他性，暧昧性与极端性等，甚至在自我认知上也有“香蕉人论”(皮是黄种人，而心里是白种人)之类的矛盾。
日本的多面性格使其政治本质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许多日本人至今对于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作为所知甚少，因为这些老军人无论在战前或战后，给日本国人的印象是正常、温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鬼子”。看到这些，现在的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认自己长辈们，会有二战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其实许多民族都存在这种多面性的矛盾，但日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几乎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特例。从明治维新开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的。其后的发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亦步亦趋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战后，虽有美国的强制改造，但日本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国的冷战体制偏安取利，等级、男女、内外等许多旧有差别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造，60年的稳定发展更为日本社会的保守性提供了温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逐渐被磨去锋芒，成为旧秩序的俘虏。这种保守性特征使日本民族多样化性格受到极大制约，其团队意识与排他性结合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其暧昧的极端性格发展成为缺少诚信的政治蛮干，而这些都是造成日本当年走上战争之路以及今天陷入右倾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日本诸多在他国看来“荒谬、无知、丑恶”的外交行为，也是在这种内因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加上政客的操弄、炒作，就酿成了今天日本人面对小泉参拜束手无策的困局。
假设日本人自己进行战争审判，日本人势必会发挥自己民族的多面性，了解自己的后进性，有许多人会想方设法将战犯的丑恶公诸于世，并以日本人特有的细腻、准确的性格予以追究、分析，并认识到内因的主要作用，感受到自我反省及改造的必要性。
正如许多日本人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后才如梦方醒一样，“知耻而后勇”，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无情地揭露并批判自己的错误，正是这个民族弃旧图新的机会。国际社会要为日本提供这样的机会与勇气。
把握再造民族精神的机会
战后60年来，日本在战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对人严，对己宽的特点。有日本人将南京大屠杀与美军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进行比较，试图说明日军在南京杀人合理，而美军在广岛、长崎杀人有罪。这种双重标准在日本甚为流行。例如，日本到处张贴着各地和平纪念馆的海报，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三大重点∶军人如何在战场流血、家人如何在后方受苦、俘虏如何在他乡受刑。但对于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却很少提及。至于因日本侵略战争受到巨大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痛苦则言及更少。日本人从小学起就开始接受，并逐渐强化的就是这种不论因果、首尾失衡的“和平教育”。这里缺乏对战争与和平大是大非的理解与认知，缺乏对自己战争责任的批判与反省，缺乏对受害国人民起码的歉意与尊重。其实这也是对日本人民的一种欺骗和愚弄。
由此，日本民间的历史悲情越来越浓，日本保守势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日本人在心灵里与亚洲及世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日本的这种变化令人担忧。
时间倒转回60年前，哪个日本人敢把甲级战犯牌位供奉进靖国神社，又有哪位日本首相公然敢对战犯牌位顶礼膜拜？
如果日本人自己来审判战犯的话，日本人必然会直接面对很多日本军队杀人放火、残害无辜的事实。这就要求日本人必须按照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视同仁、将心比心地面对战争发动者和战争受害方，把握再造民族精神的宝贵机会。
这样的假设说明，日本的问题是日本人自己引起的，日本问题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解决，归根结底还得要取决于日本确立什么样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
当前，小泉参拜已经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界批评声浪四起。日本人民不应该错过这一次反省历史、自我改造的机会，而国际社会也需要尽可能地创造这种条件，使这一机会转化为现实。事实上，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反思脚步，一直在顽强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自我审判，在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下，我们有理由对日本人民充满信心。（庚欣 作者是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环球时报 2006年09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