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作者湘湘（赵湘华）的新作《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以下简称《孤儿》）出版后，立即受到了日本国媒体的重视。

　　《孤儿》是一本介绍日本残留孤儿在中国生活历程的作品集。据史料记载，日俄战争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先后移入中国东北地区大约１５０万日本侨民。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日侨难民在撤离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瘟疫和饥饿，造成众多成年人死亡，致使大批日侨儿童沦为孤儿。这些孤儿大都留在了中国，被东北地区善良的百姓收养。他们虽然是战败国的后裔，但在中国却没受任何歧视，在养父母的细心照料下，许多遗孤都成为栋梁之材，书中所介绍的全国政协委员乌云、黑龙江省密山市市委副书记张爱延、哈尔滨市高级工程师杨治国等日本遗孤的经历，就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１９４５年，“八一五”光复前，七岁的乌云跟随母亲撤离回国，但尚未走出中国国境，苏联红军就逼近了撤离的队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日军本可以组织投降，可日军指挥官却下令让所有的将士和家属自杀。乌云的母亲为效忠天皇，竟亲手杀死了刚满周岁的小女儿，然后举刀自尽。乌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后，几经周折，最终成为一名蒙古族人的养女。在养父母的抚养和教育下，她渐渐长大成人，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她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不但成为全国教育系统的劳动模范，而且先后担任哲里木盟政协副主席、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张爱延童年的经历与乌云相比大同小异，１９６７年，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密山市工作，先是从普通科员做起，最后成为受人尊重的市委副书记。而杨治国的人生之路，比乌云和张爱延走得就更加顺畅，他１７岁考上了长春地质勘探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地质局工作，后来组织上为让他能更好地照顾养父母，又将他调至黑龙江省勘探设计院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事业和家庭生活都一帆风顺，２０多岁就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３０多岁成为黑龙江省著名的工程勘探专家，如今他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住着１５０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着贤惠的妻子、孝敬的女儿和聪明可爱的外孙女……战争让他们成为孤儿，而善良的中国百姓却历尽艰辛把他们抚养成人，让他们感受到了人世间最真挚的亲情，把他们培养成了栋梁之才。

　　如果《孤儿》一书仅是真实地记录了日本遗孤在中国的生存状态，或许仍难震撼读者的心灵。该书之所以能够让读者为之心动，不单单依赖独特的题材，而是作者十分善于运用鲜活的细节来推动故事的进展，并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对战争与人生、战争与人情、战争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当乌云被养父母抱回家后，由于惊吓过度，仍然昏迷不醒。养母为了救活她，就“用小勺把白糖水一勺一勺、慢慢地送到乌云的口中”；杨治国入学时，养母送他去上学，“我穿戴整齐，双手空空的”，为什么“双手空空的”呢？原来是养母“为我背着书包”；遗孤于德水（后来成为知名诗人）幼时喜欢读书，但他知道养父母很贫穷，没有钱给他买书，只好把自己喜爱的诗词抄写在一个记录本上，带在身边随时吟诵。没想到，“有一次，爸爸（养父）挣了一些钱，咬咬牙，给儿子买了一本《唐诗１００首》。半年之后，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妈妈（养母）又给他买了一本《唐诗３００首》……”类似感人的细节，在整本书中比比皆是，正是这些鲜活的细节，将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将生活还原得真实可信，将故事讲述得感人至深。而最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战争的反思也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完成的：当女作者湘湘去采访杨治国时，正赶上他因公要去日本。湘湘随意问他“出国去哪个国家”？没想到这句话却刺伤了杨治国，他竟反问道：“从小在中国长大，去日本就是出国吗？”湘湘感到这个话题有些尴尬，忙说：“那是你的故乡。”而杨治国却深沉地说：“故乡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概念。我的亲人在中国，我的故乡在中国！”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遗孤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感恩中国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温暖的家庭和辉煌的人生，但他们又无法忘记自己是日本人，是日本侵华时留在中国的孤儿。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们的人生十分尴尬，所以他们比谁都痛恨童年时经历的那场战争。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和那些右翼分子应该正视历史、反思那场罪恶的侵华战争了，因为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那场战争带给亚洲受害国家、包括日本人民的伤害至今仍未结束。

　　总之，《孤儿》一书的确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佳作，值得广大读者，特别是日本读者认真阅读。它不仅仅记录了日本遗孤的悲欢命运，而且也用铁的事实证实了那一段血腥历史的存在。为了不让那种非正义的战争重演，我们就该正视历史，珍爱和平，让友爱的声音永远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二月河)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6-08-14 第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