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一心一意想当“亚洲盟主”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或者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都是难以容忍的。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国力的增强，无疑是中日摩擦加剧的一个刺激因素。但如果因此而把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归因于中国的“崛起”，甚而单纯从两国力量对比之消长来解释两国关系之变化，则不仅不符合史实与现状，还容易掉入弱肉强食、强者有理，不分是非、只谈输赢逻辑的陷阱。似乎只要中国是一个弱国，就不会引发日本的不安。
中国积弱，未见和平
翻开百年来的历史，中日关系之所以恶化乃至处于敌对的状态，固然与两国力量的对比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日本国策之选择。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不消说，是日本对华乃至在全亚洲推行扩张政策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国是日本对外膨胀的主要目标和侵略对象，“积弱的中国”并未带来中日的持久和平。
从1945年至1952年4月28日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为止，战败的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单独统治的地位，那是“盟军”总司令“白脸天皇”麦克阿瑟元帅说话算数的年代。在绝大多数的日本人眼中，他们当时（今日也是如此）只知道日本败于美国，从不知道，也不承认败于亚洲人民。在他们的脑中，当然并未存有诸如“中胜日败”、“中赢日输”的想法或记忆。特别是在战后统治日本的精英眼中，他们更把战争的失败归因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而进一步加强其崇洋鄙亚的思想和态度。日本的战败显然并未缩短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距离。
日本鹰派试图贯彻其战前思维与政策
尽管日本战败，也在战败初期受到了一定处罚，但在冷战体制下，美国很快便放松了对日本的监视。天皇制得以保留是一个例子，与战争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各界精英（包括甲级战犯）得以迅速恢复或从事公职（乃至当上首相）是另一个例子。正因为战前与战后的统治有其连续性，只要条件成熟，日本国内就会掀起复古情调的社会思潮。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此类的复古思潮就从不间断。上世纪80年代日相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其鲜明的旗号。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总保守化”、牵制当局的最大反对党社会党“转向”乃至变相消亡的前前后后，日本意图修宪派兵、插手国际事务的声浪也就日益壮大。手持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指挥棒的小泽一郎当时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其实就是中曾根“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翻版。它将战后不能拥有军队的日本喻为“单肺国家”，与国粹主义者石原慎太郎称战后的日本为“宦官国家”，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无不把修宪、派兵摆在其政策的首位，并将着力点放在“医治”战后日本人的“厌战病”和“恐战病”上。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乃至接下来将被提出修改的“教育基本法”，之所以受到当局格外重视，其道理就在于此。足见促使日本与亚洲邻国，包括中日关系恶化之主要根源的“史观摩擦”，是日本鹰派力图修宪派兵、贯彻其战前思维与政策的产物。它与中日势力之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至于东京紧跟在白宫后头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其热情比起后者有时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性质与战后日本一度渲染的“苏联威胁论”和“朝鲜威胁论”，是相似的??即通过制造“危机意识”，促使国民接受修宪、派兵的既定政策。中国的“崛起”，无疑提供了东京当局渲染“危机”、制造“危机”的良好材料和借口。从这角度来看，盲目提倡与日本人“换位”思考，既忽视了战后日本整军的过程及其舆论诱导的手法，还容易掉入日本修宪派兵有其道理的宣传圈套。
并非只是“心态”调整问题
中日关系之所以无法改善，并不单单只是东京能否调整“心态”或“接纳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之所以急速恶化，与其说中国的崛起是主因，不如说是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之“总保守化”及其意图加快实现其“大国梦”（从经济大国转为政治大国，从政治大国跨为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即便日本接受中国崛起，由于其在“总保守化”道路上一意孤行，必然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发生摩擦，也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从这个角度来说，坚持参拜“军神”（包括甲级战犯）的“无定见右翼”小泉首相，固然无法改善中日关系；即使是让民主党新党魁小泽一郎这样的“有定见右翼”当政，中日关系也难迅速摆脱目前的困境。
至于日本有人大肆渲染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华夷体制”的“朝贡论”，或者“中日关系200年论”（不要只谈中日关系100年），即“以前日本也有被中国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其目的不外是要渲染如下的理论：邻国之间难免会发生瓜葛，有时是你欺侮我，有时是我欺侮你，双方大可不必紧抓对方的辫子。不分是非的“强弱论”与“输赢论”之妙用，就在这里。▲（卓南生）
（作者是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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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 2006-06-05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