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外交上没有将日本当成主要国家对待，只将它当成美国的附庸，这是战略错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黄靖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指出，“（中国）的另一个失误是将（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同两国领导人的交流挂钩，让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了中日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杨伯江指出，在历史问题上，中国的教科书应该多介绍战后的日本??它的和平宪法、和平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应该多介绍战前的日本，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了解从甲午战争到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对中国是如何“渐行渐远”的。他认为中日似近而远，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双方成为侵略者与抵抗者的关系。从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又有20多年的相互隔绝。这些都使中日之间一直缺乏真正的相互了解和沟通，都需要“补课”。

    中日美三边对话或渐成趋势

    “美国希望日本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美国近来一直在对日本暗地施压，表示对日本不耐烦了（impatient），”黄靖说。

    今天，中国正迅速融入世界体系，成为“世界体制内国家”，迫使美国在反恐行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使得夹在紧张的中日关系之间的美国非常不适。

    2006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宣称，希望中日美三国能建立一个对话机制，改善三边关系。

    “日中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有些人主张适当的中日关系紧张对美国有好处，但我不这么看。中日关系紧张有很大的风险。美国需要根据美国的利益来缓解两国间关系紧张的局面，”薛瑞福说。

    薛瑞福说，美国在某些问题上需要表明立场，比如“中日两军误解对方的危险日益增加”。他敦促日本采取更多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互信的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s，即CBMs）。而对敏感的中日历史问题的争执，美国希望保持中立，更无庸讳言的是美国对日本复兴的鼓励，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加入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队伍中。
   
    “美国希望加强美日同盟，但也希望这个过程对中国尽可能的透明，避免中国的误解，”薛瑞福在2月13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举办的中日关系的研讨会上指出。薛瑞福在鲍威尔任国务卿时主管大陆和港台事务，在职时曾因《台北时报》（Taipei Times，台湾两大英文报纸之一）对鲍卿在对华政策上的猛烈抨击而亲自打电话给该报，通知冰藏行动，称自己再不同这家报纸讲话。

    黄靖对中日美三方进行对话期望很高。他说三方高层于2005年7月21日在北京进行了首轮对话，现在三方已经准备好在2006年4月19日至21日在东京就能源、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继续讨论。

    有些人担心在三方对话的框架中，因美日是盟国，政治制度和利益相似，与中国观点出入较大，因此怕美日在一些问题上联手压制中国。黄靖认为这些担心没有必要，因为美国希望在亚洲保持军事上的强势地位的同时，也乐见亚太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毕竟亚太地区各占美国的出口和进口的40%左右。

    “美国不会帮助日本制衡中国。美国围堵（containment）中国的策略已成为历史，同中国接触（engagement）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现实。在中国成为美国利益相关国家（stakeholder）后，日本要借美国制衡中国只是痴心妄想（wishful thinking），”黄靖说。

    他指出，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加深不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亚太重要国家，必然需要建立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这与日本的国家安全问题依赖日美联盟的传统有非常大的矛盾。

    “日本指责中国是其入常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是误人视听。美国虽然支持口头上支持日本入常和成为正常国家，但不希望失去对日本的控制。”黄靖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国觉得日本不可信，但可以控制；而中国可信（说话算数），但不可控制。美国在亚太地区要维持一个问题的现状，就找日本；要解决问题，就找中国。”

    黄靖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想解决问题，只想管理好问题，维持现状。这导致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与日本合作。

    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分裂的伙伴

    “中日永不再战应该成为原则，而不只是口号。（中日更应该做到的是）让政治问题非政治化，让经济问题技术化。”黄靖说，“2006年中日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关系，防止恶化，其次为建立高层交流渠道的制度化。历史上，中日双方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人的交流，而小泉首相没有这种（历史的连接）关系。”

    解决中日紧张关系需要更多地从理性角度，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而这正是双方缺乏耐心的地方。

    “日本近期对华的强硬态度显示出日本的外交困境，也表现出紧张焦虑；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太平衡，对此日本没有心理准备，日本在中国的崛起中失去最多；它对中国的强硬不是为了阻止中国，而是为在处理日美关系取得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黄靖说。

    “我们可以用‘分裂的伙伴’（split partnership）来形容今后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日本外务省助理新闻秘书千叶明（Akira Chiba）在2月13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讨会上指出。

    千叶明认为，很多中国人对日本，对日本对华援助都不够了解。中国的13,000 公里电气化铁路中有35%是依靠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款（ODA）修建的。

    “有调查表明，75%的受访中国人都表示不喜欢日本人；但同一调查表明，72%的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接受了大批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款，”千叶明说。他曾在中国学习工作8年。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千叶明强调日本人对死者的态度与中国不同。他说，日本的神道教信徒认为人生下来是纯洁的，但死时是不净的。因此要为死去的人祈祷，希望他们灵魂早日超升，因此日本人去神社参拜是祈祷，不是赞扬死者。千叶明承认，在战时靖国神社是宣扬战争的机构，但他也指出目前的靖国神社同过去已有很大区别。

    “在是否应当将二战甲级战犯灵位从靖国神社移出的问题上，日本政府面临困境。因为政府不能干涉宗教事务，”千叶明说。

    薛瑞福也认为，日本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

    杨伯江则指出，日本靖国神社不是一般的神道教祭祀场所。它在战前曾被定为国家神社，“它是日本战时麻痹人民、鼓动战争、对外侵略的工具”。

    “正因如此，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才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为了防止宗教再被用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杨伯江说，“历史问题不是中日矛盾激化的本源，是表象。但是小泉参拜神社使中日历史争端升级，参拜还是不参拜已经成为一种标志物，成了中日之间国家意志的较量。”

    杨伯江指出，中日关系在90年代以来有变化，深层原因在于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1992年是这一变化的一个起点，此后12年中，中国的GDP从占日本的约十分之一增长到约三分之一。中日目前同处战略攀升阶段，随着两国战略的不断延伸，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点、某个领域发生碰撞。这是很自然的，他指出。

    “200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30年。之前两国关系都是‘国交’或邦交；2002年之后两国开始发展‘社交’。”杨伯江呼吁道，“但是，2002年前的30年中，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日虽然在官方层面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两个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却远未到位，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接触都没有。”

    黄靖也指出，虽然中日两国关系似乎陷入泥潭，但双方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竭力维持两国关系的一些底线：中日交恶不波及第三国和亚太地区，因此，尽管韩国也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不满，但中韩没有成立反日联盟；二是中日交恶不影响两国的经济交流。目前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05年，中日贸易同比增长约12%，预计中日贸易进出口额（不包括香港）将在此年达到1880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比重的13%，比1994年的24%低11个百分点。

    中国眼观小泉继承人――安倍

    “中国领导人一向重视中日关系，但是小泉纯一郎迄今已经把事做绝。这次中国副外长戴秉国访日是为了讨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可以认为是为‘后小泉时代’做铺垫。今年九月，随着日本新政府的上台，中日关系应该有改善的机会,”杨伯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杨伯江认为非常有希望继任首相之职的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不排除‘非小泉政策’的可能。最近日本外相麻生放言鼓励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并宣扬“日本当年殖民化台湾有功”，安倍已经开始和麻生拉开距离。杨伯江在中国国内担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小泉在执政后期，打破自民党原有的权力结构，政治权力平衡在行政与立法之间在向前者倾斜，小泉成了‘总统型的首相’，不管实际程序上怎么走，未来的接班人是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泉个人的意见。特立独行的小泉会选谁做接班人还说不准。

    杨伯江认为，安倍理解日中合作符合日本的利益，而对抗性思维和政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但是安倍需要向小泉靠拢，表忠心，让自己显得和小泉立场接近，以迎合国内、党内的政治气氛，更能增加被小泉“钦点”的机会。因此安倍目前处境微妙，发表言论也就更谨慎，注意把握“平衡”：在对华强硬的同时，也不忘强调日中关系的重要性。

    “政治世家出生的安倍至少因为尚未累积太多的政治资本，不会像小泉那样飞扬跋扈，”杨伯江说。(粟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