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近日接受了本报专访。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课题。“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在经济上的携手并进，将是在未来30年”，即将在今年2月份出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日本金融学家黑田东彦，这样表述他对东亚区域合作前景的信心。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经担任过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谷口诚在其新作《东亚共同体???日本与经济合作的走势》中也表达了同样热切的希望：“21世纪初期的世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不断发展，东亚也总算出现了经济合作的时机。日本此前有点消极，但我认为，日本应在和东盟、中国及韩国合作的基础上，为‘东亚经济共同体’乃至‘东亚共同体’的成立发挥积极作用。”

　　日本曾疏忽东亚攻略

　　东盟10+3的框架能否使东亚崛起为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并立的世界经济三极呢？为何现在发展东亚经济圈甚至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声音会高涨呢？如何实现这一梦想，以及亚洲经济大国日本应当为此做些什么呢？这就是谷口诚根据他多年在联合国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事一线外交工作的经验，在其新作中所要解答的问题。

　　在这位区域合作问题专家的眼中，金融危机前，日本最关心的是美国经济和日本国内的经济改革，而忽视了21世纪世界经济的动向，尤其是欠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对策。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真切感受到了与东亚经济的连带性，从“新宫泽构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时任日本大藏省大臣的宫泽喜一所提出，力促亚洲货币合作。）”开始，日本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趋积极。但尽管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经济因素非常多，谷口诚看到，一些政治上的障碍仍然存在，尤其是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波及了区域合作的进程，他对日本的外交架构提出了批评，表示“中日之间如果不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的话，东亚合作的实效性将大打折扣，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日应发挥核心作用

　　在这位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学者看来，尽管存在着相互竞争，但区域合作更应该是一场中日双赢的博弈游戏。因此，在书的大部分篇幅中，他虽然是在分析经济因素，但也提出了不少发展政治关系的建议，尤其是指出了培养“共同体意识”和加强中日年轻一代交流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作为东亚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在更多的领域做出贡献，并提出了从培养人才到环境、能源、农业、货币等问题的一系列具体提案。

　　谷口诚表示，他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为日本人而写，也希望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读者们能看到，从而有助于深化他们对亚洲区域合作重要性的理解。“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和中国一起携手共进，发挥核心作用，不仅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对整个亚洲的安定与发展也非常关键……日本应当改变以往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姿态，抛弃过去‘脱亚入欧’的精神结构，包括对亚洲国家的‘精英意识’，更多地把亚洲和欧洲纳入自己的国际视野，开展更为自主的、全方位的外交。”这是这位老外交家的恳切期望。

　　“中日韩没能扛起大梁”

　　谷口诚就东亚区域合作问题接受本报专访

　　对谷口诚的采访是在位于日本东京六本木的太平洋会馆进行的。记者与谷口诚的交谈就从这里开始。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的前外交官说话朴实、平和，他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娓娓道来，话语间流露着对中日合作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的热切期望，但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现在，像我这样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并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中日之间缺乏信赖”

　　新京报：您的新书主要是探讨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一合作进展如何？

　　谷口诚：在OECD工作的时候，我常想，2020年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欧盟会是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北美也将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域，而亚洲虽然有中日韩这样重要的经济国家，却没有任何合作，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我认为，为了东亚的整体经济发展，应当形成东亚共同体。从1997年在早稻田亚太经济研究所的授课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000年最后一次讲课时，我说，现在日本的经济低迷，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冷战后，日本看不到全球化的潮流，依然追随美国，而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日本对此没有意识，实际上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互动的，日本对此缺乏战略考虑。我在书中提出，日本必须确立对亚太的战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一开始没有向处于困境的东南亚国家提供应有的援助，这是短视的行为。

　　新京报：在亚洲区域合作的问题上，日本似乎倾向于单独缔结FTA（FreeTradeArea，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中国则是和东盟缔结FTA，您认为中日之间的战略有何不同？

　　谷口诚：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主动向中日韩提出区域合作的问题，但东盟并没有领导亚洲的实力，中国和日本一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0+3可以作为基本的结构，但中国和日本都应当认真地考虑亚洲的问题。日本最早和新加坡缔结了FTA，因为新加坡是个自由港，没有农业问题。中国与东盟的FTA则是包括农业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援助在内的一揽子协议，在中国占据领先权的情况下，日本加快了和东盟缔结FTA的速度，但我认为，这种竞争是良性的。韩国与东盟的FTA将在2009年完成，中国在2010年，日本则是在2012年，东盟内部是从2005年开始，日韩希望在2005年年底前完成FTA，但有一定困难，而中日之间还没有这类计划，这很奇怪。与欧洲比，亚洲的经济合作非常分散，中日韩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却没有起主导作用，其中，中日之间缺乏信赖关系是最大的障碍。

　　“一些年轻人很短视”

　　新京报：战后欧洲的区域合作是从法德关系的改善开始的，中日关系也会在合作中改善吗？

　　谷口诚：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成为一体。我在书中提到，一位法国的外交官对我说，现在法国和德国还是相互有恐惧感，他并不喜欢德国人，但必须为了国家利益去做一些事。中日建交是为了国家利益，现在经济合作上也有共同利益，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我们就有共同点，双方领导人应当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突破口。

　　新京报：您的阅历非常丰富，听说您即将辞别在早稻田大学的教职，出任一所地方院校的校长？

　　谷口诚：我从事过很多工作，有外交官的工作，曾派驻过联合国，在公司和学校也工作过，今后我想把主要精力用于年轻一代的教育上，我认为这对于日本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有些日本的年轻人只关心眼前的现实问题，而不能从21世纪亚洲的发展这样大的角度来看问题，比如中日关系应当如何发展等等。他们对历史很无知，只是通过因特网了解一些皮毛，所以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指责日本表示不理解，日本的新闻也有不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他们。

　　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都能看到我的这本书。我们渐渐老了，年轻人则应当有梦想，要为将来而努力，如果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都没有好感，那将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为此做一些努力。

　　新闻背景

　　“新宫泽构想”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1997年，日本大藏省大臣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提出了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这个倡议设想由中国、日本、韩国及东盟各国组成一个组织，共集资1000亿美元来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它很快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定。

　　次年，时任日本大藏省大臣的宫泽喜一提出了“新宫泽构想”，设想的集资额降为300亿美元，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的国家中长期的资本需求。这一提案相对来说受到了各方的欢迎，尤其是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最后在2000年2月2日的时候，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几个危机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提供了200亿美元贷款，其中135亿是中长期贷款，65亿是短期贷款，然后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正是从“新宫泽构想”开始，日本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趋积极。（宗禾）

　　东盟携手中日韩重振灾区旅游业

　　本报综合报道

　　为期1天的第4次东盟和中日韩国（10+3）旅游部长会议25日在马来西亚北部海滨旅游胜地浮罗交怡岛闭幕。会议发表新闻公报称，与会各方将采取具体措施，重振海啸受灾国的旅游业。

　　公报说，中日韩3国将鼓励各自国民到海啸受灾国观光旅游，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恢复。与会各方相信，加强“10+3”合作机制将进一步促进东亚旅游业的发展。

　　同一天，为期2天的第8次东盟旅游论坛部长级会议闭幕。马来西亚旅游部长廖杜益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东盟各成员国决定开展合作，应对各种危机或天灾对本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廖杜益说，东盟各成员国相信，通过东盟和中日韩加强合作，到该地区旅游的东亚游客人数将会有所上升。中日韩3国的游客去年已经占东盟国家外国游客总数的20%.

　　会上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刚表示，中国将和东盟密切合作，帮助其恢复灾后旅游业。中国计划组织导游和媒体到普吉岛等受灾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张雯雯）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本报记者古陌（发自东京）（来源：新京报）

日本制作的与东盟合作亲善大使形象。资料图片

谷口诚新作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