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针对日本政要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唐晓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宋志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不容否定。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责任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
“国际社会采取法律手段对破坏人类文明的战犯进行审讯和制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唐晓辉说，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和对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判决，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准则，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
唐晓辉介绍，东京审判从法庭宪章的起草与公布、法庭的组成、对战犯的审判，直到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主要战争罪犯的惩治，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
东京审判在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以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论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法律判决。“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 唐晓辉说。
东京审判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宋志勇介绍，在法庭上，战时日本曾严密封锁的“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被揭露，为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从政治角度看，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促使用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宋志勇说，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
专家们认为，东京审判是一场严肃、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专家同时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京审判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是审判虎头蛇尾，留下了许多政治后患。由于战后国际形势和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东京审判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致使这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二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从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右倾化。
宋志勇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看法和态度，反映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和历史观。从东京审判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虽然也有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但并未形成气候。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政府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并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市场。90年代以来，日本努力争当政治大国，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于日本“政治大国”的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专家指出，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逆流不容忽视，应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重视。”唐晓辉说。（完）
新闻背景：东京审判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９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２８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５月３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３日至４日，首席检察官宣读４２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东京审判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开始，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多，共开庭８１８次，有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４３３６份，英文审判记录４８４１２页。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起宣读长达１２３１页的判决书，到１２日才读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７名甲级战犯绞刑，木户幸一等１６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２名甲级战犯分别被判处２０年和７年有期徒刑。另外３名甲级战犯，一名因患精神病中止审判，另外两名因在审判期间死亡免于追究。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东条英机等７名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新华社记者张钊、李宣良）
新华网 2005年5月29日